該不該給未成年人配手機？手機依賴並非"一禁了之"能解決
近日，《全國首個區域教育質量健康體檢報告》出爐，《報告》涉及了學生手機依賴、課外補習、睡眠不足等多個教育“新痛點”。
以手機依賴爲例，項目組研究發現，中小學生有手機依賴的學生比例均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且中學生手機依賴情況比小學生更嚴重（小學7%，初中19%）。相比於城市和縣鎮，農村地區學生手機依賴情況尤其值得關注。小學階段，農村地區學生手機依賴比例爲17%，城市學生爲11%；中學階段，農村地區學生手機依賴比例更高，爲25%。
同時，研究還發現子女手機依賴行爲的產生受其父母手機依賴行爲的影響較大。 所以，父母應重視自身手機依賴行爲可能對孩子造成的負面影響。
《報告》分析，父母有手機依賴行爲，其子女手機依賴比例會翻倍；如果教師能更多地關注學生，則會減少學生對手機的依賴。
與此同時，《2019年全國未成年人互聯網使用情況研究報告》顯示，我國農村未成年人互聯網普及率爲90.3%，其中93.4%的農村未成年人使用手機作爲上網設備。農村未成年人沉迷手機現象愈發嚴重，有的孩子甚至借上網課、做作業之名欺騙家長，以達到長時間佔用手機的目的。不少農村家長由於缺乏防沉迷意識和手段眼看着自家孩子被“網”住而無計可施。
今年年初，教育部官方網站發佈了《關於加強中小學生手機管理工作通知》通知明確，中小學生不得帶手機進入校園。主要是考慮到孩子自控能力較弱，對手機的“誘惑”難以抵抗，同樣是想解決手機依賴難題。
“毀掉一個孩子，就給他一部手機！”當下，認同這句話的家長、老師應該不在少數。手機彷彿成了可怕、極端的洪水猛獸，令家長深惡痛絕。
事實上，類似手機原罪的故事早已有之。18世紀的英格蘭流傳過“小說會腐蝕人的靈魂”的說法，20世紀後半葉的腐蝕源頭變成了電視和電動遊戲，而到了本世紀初，網絡也加入了這個行列。如今，變成了手機和種種電子設備。
你可能還會想到，2020年網飛（Netflix）拍攝的一部紀錄片《監視資本主義：智能陷阱》。其中，FaceBook、UBER等公司的高管和技術人員，通過各種“致癮”的大數據分析、算法推送，使美國Z世代的年青人成爲犧牲品。
但這些科技公司的大佬和高管們自己卻非常警惕“致癮”問題，如英國《獨立報》2017年的一篇文章就討論了比爾·蓋茨和史蒂夫·喬布斯的小孩，童年就被要求與電子產品完全隔離，得出結論：
“智能手機、平板和電腦會讓人上癮，富裕的硅谷家長看似比一般老百姓更清楚這一點。”
《紐約時報》2018年的一篇文章直接用“有毒”、“魔鬼”、無異於“可卡因”等字眼來形容智能手機和其他電子產品，還慷慨激昂地表示：
“技術專家知道手機的真面目，所以他們很多人決定讓自己的孩子遠離這些東西。”
然而，這其中有2個問題值得討論：（1）未成年人與手機完全隔離的想法可行嗎？對此，有教育人士呼籲儘快立法，禁止16歲以下中小學生使用智能手機。（2）“技術精英”真的比普通家長更高明嗎？他們的確掌握了自己所創建系統的更多技術細節，但這等同於他們在兒童成長髮育方面也是專家嗎？
正視科技和時代
事實上，當我們理性面對現實，正視科技帶來的鉅變時，我們關注的重點否是應該聚焦到（1）孩子使用電子產品的環境。如是在家庭聚會的歡樂場景下，還是獨自一個人玩了一整天？（2）他們觀看了什麼內容。是在跟外公外婆視頻聊天，還是在看暴力視頻？（3）成年人如何與未成年人交流他們所看的內容。如發現孩子很迷遊戲解說時，你會上來就徹頭徹尾地否定？還是耐心地幫助孩子規避解說中的髒話或黃段子，甚至幫助孩子找到好的遊戲和遊戲解說？
我並不是說，手機和這些電子設備對我們百分百有益，但它們的影響也不是我們理解的那麼可怕和極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不要“技術迷信”
硅谷技術主管把自己孩子送到不允許使用手機和電子產品的私立學校，並認爲只有技術專家能夠接觸到某些不爲人知的秘密，知曉科技產品對兒童的危害，這其實從側面反映了大衆的某種“技術迷信”。其實，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也會被媒體報道牽着走，跟我們一樣，相信在電子產品上花費太多時間不是件好事。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信息學院助理副教授摩根·G·艾姆斯在《房間裡最聰明的人？爲什麼硅谷精英會把孩子送進遠離電子產品的私立學校？》一文中提到，硅谷內部及周邊的多所華德福學校（該校秉持“零電子產品”的理念）的疫苗接種率可以說明這一問題。對兒童來說，接種疫苗是非常重要且必要的一件事，這個理念已是科學共識。但在2011年一期《紐約時報》某文章中，華德福半島學校平均只有36%的幼兒園兒童接種了所有的必打疫苗，到了2016年，加州終結了以前該州部分人基於宗教和個人信仰而享受的接種疫苗豁免權。可見，即便是技術精英家長，也會被謠言和假新聞牽着鼻子走。那麼，他們對電子產品的危害深信不疑，也不足爲奇。
如今，我們周圍也經常會聽到關於“硬”學科和“軟”學科之間價值差距的討論，一如前不久，文科生就被動背上了國家發展失敗的大鍋。不僅如此，當下我們更加習慣寄希望在科技中尋找問題答案，雖然有些話題已經超出了他們本身的專業範疇，如領導力、職場性騷擾、育兒等等。
總之，手機或電子設備本身不是罪惡之源，它們不可能在孩子的日常生活中完全消失，這既不現實也不利於孩子的成長。因此，我們要正視科技的發展，正視所處的時代，父母和老師有責任思考如何更好地幫助未成年人使用手機和電子產品，這比完全否定和禁用，對我們對全社會的考驗更嚴峻，但影響也更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