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疫情+恐襲 歐洲對中國的看法複雜中有"新意"
（原標題：宋魯鄭：疫情+恐襲，歐洲對中國的看法複雜中有了一絲“新意”）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但全天佔據媒體中心的仍然是昨天（當地時間29日）發生的尼斯教堂襲擊。早上8點半，法國新聞臺BFM就採訪了極右領導人勒龐女士。
說起來法國的政治環境變化實在是巨大。過去極右都如過街老鼠般，不受社會各界待見。上世紀八十年代，勒龐家還遭到炸彈襲擊。2002年她父親進入總統大選第二輪，引發全國遊行抗議。但現在極右已經是媒體的寵兒了。今年以來，僅BFM就已經專訪過勒龐多次了，而且都是黃金時段。
勒龐還是一慣風格，直言我們不要怕被別人說成恐懼伊斯蘭。我們面對的是一場伊斯蘭意識形態戰爭。早在今年一月就已宣佈競選2022年總統的她，更聲稱她的話不僅僅是針對右派，而是面對全體國人。
隨後就是內政部長達爾馬寧出來講話，他同樣定調這是一場戰爭，而且是來自國內外的戰爭。
法國尼斯教堂發生恐襲砍人事件，三人遇難，總統馬克龍宣佈增兵 圖自路透社
封城首日，這一番操作頗不尋常，是要轉移社會注意力，還是真的要認真對待伊斯蘭少數族裔的問題？
如果真的是要解決後者問題，首先必須打破價值觀的束縛，解放思想。否則解決問題的措施就不可能實行。比如要避免激化不同種族、宗教信仰之間的對立，就要禁止針對宗教的漫畫。法國其實不必學中國，學澳大利亞也可以。根據該國《反種族歧視法案》第18C章節規定，不能根據種族、膚色、國籍和民族而冒犯、辱罵、羞辱或恐嚇他人。所以，在歐洲和法國大行其道、引發國內和全球伊斯蘭社會抗議以及極端恐怖襲擊的漫畫，在澳大利亞是非法的。
澳大利亞是一個移民國家，但基本上能做到多民族和平相處，因爲它們懂得尊重不同文明和信仰之道，並非價值觀至上。其實站在一箇中立者的立場上，如果雙方都是價值觀至上，除了你死我活的對抗，沒有第二種可能性。
而一切彷彿驗證了我的看法，下午在巴黎十五區發生了持刀針對警察的襲擊。外交部長警告說威脅已經到處都在了。法國應對疫情和恐襲是一樣的思路和後果。這裡引用一位在法國生活的網友在朋友圈說的一句話：“這恐襲連連、疫情遍地的兵荒馬亂一天”。這恐怕是多數人的心聲。
其實民調也顯示了法國民衆的失望：四分之三的法國人認爲沒有準備好對抗第二波疫情。67%贊同封城，上一次則高達93%。對政府的信任只有42%。
封城前，民衆“抓緊”聚會。圖自看看新聞
29日晚，巴黎主要交通道路出現擁堵。圖自看看新聞
歐洲疫情進入第二波，它們對中國的感受又複雜起來。中國不僅控制住疫情，生活也恢復了正常，經濟更是加速運轉。我梳理了一下，發現歐洲顯然已經喪失了反思的能力，因爲它們的結論依舊、而且還相互矛盾：
一是中國模式無法在西方民主國家複製。《法蘭克福匯報》認爲，要讓一個社會停擺，就必須像對待一個組織機構一樣對待它，但在開放社會，這是不可能做到的。中國模式就像領導一個組織機構那樣領導一個社會：對成員的角色分工有明確的定義，權威架構下的既定目標高於個人決定，有可能使用極端嚴厲的懲罰機制，同時對社會的信息流通進行全面的監控。
所以，結論就是“中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威權主導的避免多元化。而在歐洲，難度較大的更是如何以溫和引導的形式讓大衆產生忠誠。”
說來說去還是中國是專制，所以西方學不了，也不應該學。
二是成功的原因不是中國的制度，而是民衆優秀。
德國法蘭克福金融管理學院中德金融經濟中心主任勒謝爾教授就認爲，起到關鍵作用的並不是政治體制，而在於民衆的行爲。他還以韓國爲例，韓國疫情控制的不錯，經濟也維持增長；進而指出，亞洲各國的疫情防控，整體來看都比歐美要成功，這是因爲亞洲民衆對於新冠病毒的風險更加警惕，也能更自覺地遵守防疫規定，這與歐洲和美國民衆、尤其是不少對病毒掉以輕心的年輕人，形成鮮明對比。
看到勒謝爾教授的觀點我不由得笑了。第一，當中國剛發生疫情時，西方一邊倒地認爲是中國的制度造成的。等到歐美疫情爆發，西方衆多學者、包括福山都立即紛紛發表看法，認爲和制度無關。其實，以韓國爲例，也代表不了歐美。這麼簡單的道理西方都不明白嗎？換句話說，歐美到了要靠韓國證明自己制度的時候，也只能令人搖頭嘆息了。再者，如果韓國能用來爲制度辯護，那麼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等衆多國家又證明什麼呢？
第二，勒謝爾教授的觀點可是和《法蘭克福匯報》相反啊，後者可是認爲中國抗疫成功是制度起的作用，只不過是專制，歐美不能用。看來病毒一再的襲擊，它們已經亂了方寸，顧不上內部協調了。
三是爲什麼不對中國追責？中國應該承擔更多責任。
對中國追責是歐美第一波疫情時爲了甩鍋所製造出來的議題。當然很快就煙消雲散了。因爲國際法不支持，沒有法律依據。再者，英國有瘋牛病，美國有艾滋病和豬流感，中東、拉美等還有中東綜合症與寨卡病毒，沒有一個國家被追責。更重要的是，此例一開，未來說不準從哪個國家又冒出一個病毒，特別是萬一再歐美這些號稱最自由、最開放的社會，到時可真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不過，這一回雖老調重彈，但有一個新意：開始強調中國要多做貢獻了，比如針對發展中國家、貧窮國家，中國應該提供疫苗。
看到這我不由得又笑了。中國疫情剛控制住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全球援助。但西方一邊倒地指責中國是搞宣傳，是地緣政治擴張。對於中國出口的天量醫療物資橫挑鼻子豎挑眼。現在可好，又開始要求中國承擔責任了。
儘管中國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一直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承擔自己的國際責任。即便如此，西方對中國的抹黑和攻擊一直在升級。比如每當中國對外進行援助時，立即說中國是“大撒幣”。根據中國國務院2016年發表的一份發展白皮書，中國在過去60年多間共向166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了近4000億元人民幣（約合580億美元）的援助資金。但是2015年，僅這一年，歐盟及其成員國就提供了680億歐元（合721億美元）對外援助。美國在特朗普領導下，“美國第一”，在它吵着要退出WHO之前，對WHO的捐款是中國的十倍。世界糧食計劃署獲得2020年諾貝爾和平獎，美國提供了該機構43%的預算，是第二名德國的2.5倍。
同樣的事情，西方援助就是道德高尚，是負責任。中國儘管比西方少，但就被攻擊和抹黑。這就是所謂的西方文明和它的軟實力。
西方究竟是以什麼心態和什麼目的抹黑中國呢？這對於研究國際政治的我來說，答案顯而易見：一是中國的援助無論多少，都會威脅到西方的利益，所以西方要抹黑。就好比中國捐點口罩、呼吸機給意大利和塞爾維亞，就立即被扣上分裂歐洲、地緣擴張的帽子。它們認爲援助是西方的特權，你中國憑什麼也能做？冷戰結束後，非洲的重要性喪失，立即被西方遺忘。等到中國攜手非洲展開合作，西方馬上指責中國別有用心，搞所謂“新殖民主義”。但幸好由於中國的出現，才迫使西方想起非洲。這也可能是西方惱怒中國的原因：西方既丟了面子，還要追加投入。
二是對中國援助的攻擊，可以在內部分裂中國。畢竟中國今年才能完全脫貧，還有很多家庭剛剛小康。這個話題很容易引起共鳴，引起不滿。
不過，我還是奉勸西方，把這些雕蟲小技收起來吧，這對一個源源流長的五千年文明不起作用。把精力放到解決自己的問題上，纔是正道。
我的上一代人生活在“蘇聯的今天就是明天”的信念中。我這一代基本上是“歐美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的味道。但今天，如果有人說歐美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大家一定會認爲是對中國惡意的詛咒吧。
當地時間28日晚，馬克龍宣佈法國自30日起實施二次封城，爲期一個月。
說到這，再回頭看看疫情本身，今天的法國，震撼彈一個接一個。先是斯特拉斯堡有21名警察被檢測陽性，法國的封城都是靠警察執行。我聽到這個消息還是頗爲震撼。但更令人震撼的是，警察工會竟要求這些被感染的警察繼續工作！也是，又要反恐，又要治安，還要執行封城，只能用沒有辦法的辦法。
接着，封城後最新疫情數據不同尋常的比平時晚了兩個小時發佈。新增感染雖然沒有破紀錄，但仍高達驚人的49215例，死亡再次創第二波新高：545例。上次封城，法國用了十八天才出現拐點。這一次封城措施比上次寬鬆很多，出現拐點的時間應該會更長。也就是說第二波的高峰還遠未到來！
今天對歐洲也是一個特殊的日子：第1000萬個感染者出現，死亡則超過27.5萬人。意大利單日新增3.1萬，西班牙超過2.5萬。當然美國繼續一騎絕塵，新增超9萬。過去西方在評判一個國家出現問題的時候，總說這是制度之惡。那麼，當我們面對歐美嚴重的疫情和慘烈的後果時，是否也可以回敬一句：這是西方民主之惡呢？
歐洲不過五億人口，如果中國是第二個歐洲，將會是多大的人道災難。過去，中國數次頂着巨大的內外壓力，在歷史岔路口選擇一條正確的、適合自己的道路，並用國家的進步和防疫的成功一再驗證選擇的正確。現在看，選擇早就超出中國本身，具有世界意義：今天，幸好還有和歐美不同的中國，否則世界將是多麼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