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儉／爸爸：眷村應該留給有困難的弟兄住

文／方儉

看到王如玄買軍眷住宅的事，心中有很多感慨，除了政治上，一個副總統的候選人都要佔合法的便宜，難怪臺灣的政治永遠無法清明。正所謂「竊國者侯」，有種偷大一點，只偷軍眷住宅，只能算是「竊鉤者」，怎麼是個副總統人才？誅之無礙。

我從小就住眷村，成長過程離不開眷村，雖然只有11年，但很少有人像我一樣住過陸、海、空軍，和警察的眷村，經歷了1960至1970年代眷村的形成，也目擊後來眷村的演變。

國共內戰，國民黨轉進臺灣時，大家逃難，來臺灣大官佔日本人留下來的官舍，小兵佔空地、公園預定地（如臺北市七號公園之前的建華新村，就是我小時候常去之地，後來遷建成大安國宅），到1970年前，軍人沒人敢買房子，因爲這代表想在臺灣久居，臺灣是反攻的跳板，誰敢在跳板上買地、買房？

1970年以前的眷村蓋得低矮，我小時候曾住板橋臺貿九村，一天到晚飛檐走壁的，因爲牆、屋頂都不高，很容易「高來高去」。

我小時候，1960年代曾有人欠外公錢，想以臺北市公館萬盛裡的地抵債，我外公一口拒絕，當時他的想法是，就要回家了，大陸地方很大，爲什麼還要在臺灣有土地。當時天經地義的想法，今天恐怕是大錯特錯的笑話，那可是數以億計的財富。當時整天反攻大陸的洗腦，這是外省人普遍的「信仰」，誰會有先見明？

爲什麼1970年是轉捩點，因爲1970年退出聯合國，在蔣公「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口號下，國防部發出「華夏貸款」，讓軍人可以買房子，以示「與臺灣共存亡」的決心。我家因此也貸款了，買了永和的房子，搬離臺貿九村。1971年，我11歲，我家脫離了眷村，但是我大多數童年的朋友都是眷村的。

我外公原來是空軍，單位在蟾蜍山下，住在公館有院子的日式平房，後來當警察，1970年代後期，還給了農業試驗所，搬到虎林街二十坪的警察宿舍，可比在公館以臺大校園爲鄰差多了。他曾說和日本人打仗，住日式房子不舒服。當時他可以繼續賴着住下去，但是他的性格使然，沒住；我可以想像很多人住慣了寬敞的職務官舍（可能是佔日本人留下來的），不願搬離的不捨。

1975年蔣介石過去，年底我父親受蔣經國之命，擔任軍用住宅公用合作社首任總經理，後來1988年蔣經國過世時，他曾告訴我，在經國先生召見他時，告訴他：「我們回不去了，好好安頓弟兄們吧。」我父親奉命整理從將領到老兵的住的的問題。他到底做了什麼，我當時很少在家，也不清楚，只知道他在任3間，協調很多單位，買了很多地，讓軍眷眷舍用地合法化，不能再到處強佔民地，或其他用途的土地。

到1987年結婚時，住大安國宅，我父親很不贊成，因爲那是眷村遷建的，他不想我住，怕人指點，但是我住乙區，是非眷區的民宅，他才勉強同意。

在父親的心中，眷村應該留給有困難的弟兄住的，我們不應該佔便宜，特別我不是軍人，就不該住。

五十多年過去了，我選擇當無殼蝸牛，並非「心存反攻」，我在地球上也無寸磚片瓦。我相信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作的，雖然我早就洞見炒房炒地的好處多多，但是我很「勇敢」的選擇不買房，因爲我不想把辛苦賺來的錢奉送給無良建商，和吸血銀行。所以我一直不是這個社會的「維穩力量」。

一直到今天，不是想反攻，就是想統一／獨立，好像沒有人好好把臺灣當成長久居留的家，好好規劃，只有炒地皮，炒房，就成了今天雜亂無章的都市景觀，和無所不在的違建林立，反映出流亡政府的難民、乞丐、流氓嘴臉。

我選擇了「過河卒子」的人生，只能往前，有一席可住之地即可，田宅於我無緣，以後，也不會買房買地，不想成爲靠房賺錢，助紂爲虐的一員。

可能因爲我的心是很安定的，沒有恐懼，我把自己交給社會。

●作者方儉，東海大學生物系畢業，綠色消費者基金會員工。本文不代表《ETtoday新聞雲》立場。88論壇歡迎更多參與，投稿請寄editor88@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