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TW/習近平壁畫兩岸統一的兩階段討論

▲中共十九大順利落幕。(圖/本報資料照/記者宋良義攝)

【文/黃俊杰

衆所矚目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十九大)落幕後,臺灣內部急於爭辯,十九大政治報告究竟有無「對臺統一時間表」。對「答案爲否」的一派而言,是臺灣面臨「統一問題」暫且「逃此一劫」的喘息機會,能繼續安然度日;對「答案爲是」的一羣,則是料見習近平任何有關兩岸談話,都將影響接下來北京對臺統一的佈局內容,成爲「錨定」兩岸統一的階段進程。顯然,在問題上,臺灣不該深陷「有或無」的辯駁,而低估習近平治下對兩岸統一安排的決心,必須迴歸「多與少」、「快與慢」的現實討論。

重新解讀十九大政治報告對臺內容

依循中共政治報告具有的「承上啓下」的歷史慣性,能夠解釋習近平如何總結過去的治理經驗,以及策劃未來的權威指導,尤其必須要正視十九大在中共發展歷程的極高重要性。有別於江澤民胡錦濤在以往的政治報告中,皆以「五年爲一代」進行檢討,習近平首次以「新時代」的政治符碼,揭示中共正在面臨「歷史交匯期」,不僅要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還爲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拉開序幕,同時達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結果。

對臺灣而言,十九大政治報告涉臺內容不該以「字數」或「篇幅」衡量輕重,而是需要更全面,且細緻地詮釋習近平對於兩岸關係的談話精神與結構安排。如今,習近平不再如同往屆中共領導人對臺問題持被動的態度,而是已經理解自身實力越強、兩岸差距越懸殊,必然有更多籌碼主動將臺灣前途鎖入中國大陸發展之中,捆綁成「兩岸命運共同體」,並且更有能力排除任何不利於兩岸統一的干擾因素,進一步完成統一大業。進一步言,習近平對臺明顯有着「高階戰略-中層戰術基礎戰技」的多層次策略佈局,藉以系統地推進兩岸統一的發展進程。

從「戰略原則」觀之,習近平對臺重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此一不變基礎,契合習爲求解決臺灣問題的「戰略定力」的自信、意志與精神。回顧中共十三大以來政治報告的涉臺論述內容均可發現,「和平統一」始終是解決臺灣問題的戰略目標與基本方針,一方面對內壓制「武力統一」的左傾路線,另一方面,確保對外及周邊地區的安全穩定,不讓兩岸發生武力衝突轉變爲其他國家能夠強制介入干預的藉口。同時,一國兩制也是對臺劃出「賽局邊界」的遊戲規則,是「一箇中國」原則之下的過渡性安排,關鍵在於「一國」是談判底線,不容臺灣討價還價的空間

其次,以「戰術指導」判斷,習近平既對臺灣民衆溫情喊話,也警告有意「破壞兩岸和平現狀」的「麻煩製造者」不該挑戰中共底線,保持對臺「兩手策略」。習近平特別強化了對於「臺獨」處理方式的主動性,從態度上的反對,走向彰顯「有足夠的能力挫敗任何形式臺獨」的決心,並以陳述「六個任何」的強勢作風,以杜絕「臺獨」伺機而動的操作空間。由此觀之,習設定的兩岸戰術,猶如《馬太福音》所寓言,「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有的也要奪去。」

最後,在「戰技運用」上,中共對臺系統會以更細緻的方法處理臺灣事務。另一方面,相關惠臺政策與執行,預料也將會全方位覆蓋臺灣民衆需求,符合擴大兩岸之「融合發展」的戰術要求,以提供臺灣民衆在中國大陸學習、創業、就業與生活的必要協助。從近期針對專屬臺生適用的獎學金政策、入學門檻放寬,以及開放國有企業實習機會等,都是過去未曾有的政策優惠。有鑑於此,未來可以想見還會有更多獨厚臺灣的禮包,企圖創造臺人赴陸發展,從「涓涓細流」集結成「滾滾洪潮」的繁榮景象

習的歷史責任與民族情懷

深植於習近平紅色DNA 之中,一向將臺灣迴歸中國大陸視爲歷史必然,也是習對於自身作爲第五代中共領導人的使命與挑戰。如同習近平2013年與蕭萬長會面時曾提到兩岸政治問題「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顯示習對解決臺灣問題不僅止於內心囈語,而在更多時候表現出光陰不待的急迫感。又如,習近平過去屢次對臺談話,無論對象爲何,都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爲標準配備,像極毛澤東曾言,階級問題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不懈精神。

自十九大後「習思想」定於中共黨內一尊,參照習近平在中國大陸內政治理果斷明快之決策風格,同時也表現在國際交往的對外策略,更多的自信奠基於中國大陸國家實力日益增長,逐漸由過去不願正面承認存在「北京共識」,轉向積極對外宣傳所謂「中國方案」,以一種外延性更強的訴求來面對全球權力體系的變化。所以,現階段處理美中臺戰略三角格局下的兩岸關係,習近平似乎表現出了更爲從容的態度,以進一步設定符合中國大陸自身需求的節奏,緩緩將臺灣收入口袋中。

尤其,這般強烈欲求「中華民族復興」的深層情緒,多發於中國大陸受西方列強欺凌與認知國際秩序不公的反抗意識,換言之,也是「歷史悲情」與「現實不滿」的交互作用,框構出一套屬於「中國特色」的認識基礎,反映出對西方價值觀的懷疑,及其發展過程所產生的各種流弊。對此,無論對外宣傳或對內論述,習近平都開始建構能夠彰顯中共領導下的「民族復興」使命感。只不過,習近平深知兩岸統一無法即刻到位,而是需要以堆積木方式,層層築牢,以防任何時候出現地動山搖的反向逆襲,也因此讓臺灣暫且能作爲兩岸歷史發展進程的「特例」。

至於臺灣如何成爲「特例」?習近平似乎對於臺灣懷有着「愛到最高點,心中有低標」之感,所謂低標須滿足臺灣只要「不獨立」的必要條件,願意迴歸中國,其餘一切都能談。在習近平的政治語境中,其所想的是「統一」而非「統治」臺灣,差別在於統一是爲求完成歷史任務,達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責任與使命,這也使得臺灣無法持續作爲中華民族發展進程的「歷史特例」,但能滿足臺灣特殊性的次一階「政治特例」,賦予臺灣更多自由發展機會。

謀求兩岸統一的兩階段論

根據習近平設定的發展兩階段論,以2020年至2035年爲第一階段,2035年至2049年爲第二階段,如果兩岸統一是屬「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就不該還有人能輕易否定且脫口而出「誰說的」,或者是存在着「打開天窗說謊話」的自欺行爲。參照美國國際政治學者庫普昌(Charles A. Kupchan)所着的《敵人如何成爲朋友》(How Enemies Become Friends)一書,其討論的「穩定和平」階段論,兩岸已從初始「單方讓步」與「互惠式剋制」,逐漸邁入「社會整合」的深水區,接着還要進入「型塑新的共同認同」最後階段。

或許有人會質疑,認爲習近平是否會在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後卸職,還是未定之天,何以斬釘截鐵直言兩岸未來走向。據此,必須理解習近平並不像江澤民與胡錦濤那般弱勢,尤其在十九大後「習核心」已然形成,其地位「追毛趕鄧」毋庸置疑,甚至有比肩毛澤東之感。習對於中國大陸乃至兩岸關係,無論二十大在位與否,都足以影響至少數十年發展。所以,臺灣任何時候都不該低估習近平處理兩岸問題的主動性與意志力

按照2020年至2035年,習近平設定的第一個發展階段,兩岸將會由「互惠式剋制」與「社會整合」,替「型塑新的共同認同」打下基礎。在中國大陸實力雄起的大勢之下,更利於北京採取孤立策略,限縮臺灣國際空間,逼得臺灣不得不接受「中國方案」。如果臺灣屆時選擇坐上兩岸談判桌,那麼在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所提「軍事互信機制」、「兩岸和平協議」等統一前的過渡性安排,或許能夠捲土重來,成爲臺灣能爲自己爭取更優於任何事項都是「被決定」的機遇期

再者,雖然十九大未提兩岸「融合發展」,但內容與精神確實雷同,特別是各項惠臺措施不斷公佈,爲更多臺灣人提供西進發展的機會,透過時間的潛移默化,能改變的不會只有目前這一代臺灣人,還應能夠延續到下一代,從2035年走向2049 年,達成由「社會整合」邁入「型塑新的共同認同」階段。以此時序爲設定,如前美國駐北京大使芮效儉(J. Stapleton Roy)曾評論,習近平心中確實存有兩岸統一時間表,並說「雖然時間很遙遠,但32 年在中國漫長曆史中不過是滄海一粟」。

值得臺灣借鑑的是,當年北京針對「香港迴歸」的時間設定自1982年中英啓動談判開始,同樣以15 年爲跨度,最終在1997年完成迴歸。

當然,臺灣與香港不能完全等同類比,但可以深究思考的是,若北京對臺灣同樣採取一國兩制安排,那麼臺灣必須首先認識,一國兩制並非剛性制度,而是精神原則,是屬主張在「一國原則」指導下的管理模式,因此一國兩制或許在「港、臺」存在兩種版本,端視臺灣如何在有限時間內與北京討價還價和交易,創造最適合臺灣利益的「奈許均衡」(Nash equilibrium)。

臺灣如何自處的再思考

十九大對於臺灣問題,表面上看似「輕輕舉起」,實則「重重放下」,甚至「擲地有聲」。尤其十九大政治報告屬於綱領性文件,在搭好骨架後,定調接下來對臺如何統一說法,會是從模糊到清晰、逐步填補血肉的過程。習近平不僅要讓臺灣民衆聽見,也要讓臺灣政府驚醒,甚至向全世界說,臺灣發展終究離不開中國大陸。臺灣政府必須對中國大陸已然崛起的政治現實有所正視,算算手中還有多少籌碼能夠拖延緩衝,着實不該再虛度任何能與對岸談判的機會。

其實,臺灣也應該思考,自己面對的是個什麼樣的對手,以及如何用更開放的心態來認識中國大陸目前的發展階段,避免落入「史楚普效應」(Stroop Effect),讓情緒性反應來干擾理智判斷,深陷「一中」符碼之苦,而不能看清自身所處的客觀位置與條件限制。若中國大陸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已經改變既有的權力秩序,強大到沒有其他國家能輕易撼動其地位,那麼臺灣作爲中國大陸歷史與情感都無法割捨的「核心利益」,又有多少挑戰者能肆無忌憚地從中作梗?

更具體來說,習近平以「兩個十五年」爲方案,嚴格劃定了兩階段發展進程,故最遲在2035年的關鍵節點前,兩岸關係必然有所變化,臺灣如何把握僅剩不足20年的倒數時光,梳理清楚自身定位,作爲臺灣未來轉型的契機。特別是代表臺灣各級民意的政治家們,如何先尋求臺灣內部共識,免於不斷陷入內耗的惡性循環,擺脫自利且投機的短視目光,型塑臺灣人民真正能感受長治久安的發展願景,纔是該負起的政治責任與歷史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