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與大師》──保釋被捕同學 維護學術獨立（十一）

林從敏的回憶並非孤證，當時的學生徐賢修也親臨現場並作了與林類似的回憶，徐說：梅校長看到有學生奪去潘光旦的柺杖挺身而出，痛心疾首地說：「在清華竟出現這樣野蠻的行動，我萬分痛心，你們一定要發泄悶氣的話，來打我校長好了。不然如果你們還有理智良知，應該聽從學校的處理，我以校長的身分，來處理這件事，自然有公平的辦法。」話音落地，錚𫓩有金石聲，幾個吹鬍子瞪眼，極盡煽動蠱惑之能事、惡意搶奪柺杖的學生立即退縮，部分學生露出羞愧之色，另一部分圍觀性質的學生則振臂高呼：「擁護梅校長！」此舉令在場的徐賢修爲之動容。

沒人願意倒梅（黴）

潘光旦被營救，梅貽琦於上午十一時召集全體學生於大禮堂，以沉痛的心情予以訓話，報告事件經過，隨後以梅氏特有的幽默風格告誡同學：「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確的判斷和考慮，盲從是可悲的。以血氣之勇，不能擔當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責任心。昨天早晨你們英雄式的演出，將人家派來的官長，吊了起來，你不講理，人家更可不講理，晚上來勢太大，你們領頭的人不聽學校的勸告，出了事情可以規避，我做校長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學生住宿的名單，我能不給嗎？」停了一下，又說：「我只好很抱歉地給他一份去年的名單，我告訴他們可能名字和住處不太準確的。」最後，梅貽琦懇切地說：「你們還要逞強稱英雄的話，我很難了。不過今後如果你們能信任學校的措施與領導，我當然負責保釋所有被捕的同學，維護學術上的獨立。」言畢，臺下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對這一事件，林從敏進一步解釋說：「事實上潘教務長與學校當局沒有將鼓推學運同學的名單交給軍警特工人員。潘先生，特別是在抗戰時期，倡言民主自由言行，不可能做出這種出賣同學之事。而梅師愛護學生如子弟，只有言教、身教，不會幫助他人來殘害自己學生。在覆校之後，他拒絕官方壓力與要求，不解除吳教授聘約，以後甚至通知吳教授及早脫險離去，這纔是梅師愛護學生的表現。」因了梅貽琦大禮堂訓話和精神感召，清華學生順利恢復上課，考試課目由各系負責進行。

梅貽琦「是一個很現實的人，他雖不從事實際政治，但他對政治上的潮流卻認識得很清楚。」──這是李濟對梅貽琦的評價，也是梅氏本人的真實寫照。只是，對正處於世紀裂變與風口浪尖上的清華而言，要想做一個合格的校長，或更進一步地做一個師生擁戴的校長，非有其他的本領與強項不可。梅貽琦任校長之前，清華學生驅趕校長、逼迫教授已是家常便飯。梅上任後不但沒有被趕，反而在學生提出「打倒某某某」口號或標語時，後邊還要綴上一句「擁護梅校長！」對此，錢思亮深有感懷地說：梅貽琦於二十年接任校長，「那時期清華校長連年更迭，學校很不穩定，校長很少作得長久的，自從梅先生接長以後，就一直安定下來，就只這件事在教育史上已是不朽。」然而，當有人問梅有何秘訣令學生如此敬佩愛戴時，梅貽琦說：「大家倒這個，倒那個，就沒有人願意倒梅（黴）！」

這是一句玩笑話，也是梅貽琦爲之自豪之所在。梅所以贏得師生廣泛敬重，自有他過人之處。這個過人之處不是孫悟空上天入地的高超本領，也不是唐宗宋祖那樣的雄才大略與陰謀算計，而是人類自身散發出的最優秀、也最難得的成分，這便是──愛。這個愛的生髮過程，按照清華校友傅任敢的說法：「由於梅貽琦接觸了現代西方科學和教育方法，特別是他本人受過基督教的洗禮，在他的心靈深處又把這種古代思想道德賦予了新的含義，即教育的出發點和終極目標就是愛。

過人之處就是愛

這一點，梅貽琦一生奉行不渝，並且以自身的言行爲教育界和整個社會樹立了榜樣。」在談到梅貽琦以愛惠澤學生與羣倫時，傅氏進一步闡釋道：「我要說到梅校長的愛，做領袖的人有兩種，一種使人懾服，一種使人悅服。毫無疑問的，教育工作者應該使人悅服，而不在乎使人懾服。因爲教育的出發點是愛。梅校長的品性中具有這一點，他愛學校，所以把他一生獻給了學校；他愛國家，所以在抗日時把他的女兒打發到遠征軍去；他愛同事，所以待人一視同仁，從無疾言厲色；他尤其愛青年，所以在每次的學潮中，他都以自己的力量掩護着青年的安全……我們只要想想，有多少人曾經愛護青年其名，出賣青年其實，或者愛護其名，放縱其實，我們便不能不深深地感到，我們要有根基深厚的愛，教育才有着落。」斯言是也。

三月十三日，清華被捕二十一名學生，經梅貽琦與社會各界斡旋營救，市公安局兩度審訊並報宋哲元審批，決定先釋放「嫌疑不足者」馬忠、郭守田等五生回校。二十三日再度釋放「情節較輕者」孫世實等十一人，由教務長潘光旦、庶務主任畢正宣以大汽車接回學校。其餘五人仍羈押在陸軍監獄繼續偵訊。另有一名叫施養成的學生因情緒激動亢奮，導致精神錯亂，釋放後未進校門，直接拉到精神病院去了。（系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