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以凡／治療代替監禁 社區家園讓精障者活得像人
▲政府必須多投入資源，建置讓精神病患安心自立、融入社區的生活方案，用關懷與包容接納病友。（圖／pakutaso）
臺鐵殺警案一審宣判無罪，這結論出乎大衆預料，媒體、網路輿論熱烈批判法官及鑑定醫師的判斷。我完全理解大衆對「思覺失調症」的陌生與恐懼感，因爲我也是從不懂思覺失調症的麻瓜，透過輔導與陪伴個案的經歷，慢慢認識這個病症。
輔導的個案中，那孩子出生就拿到一手爛牌，過動、情緒躁動、兔脣、輕度智能障礙，自小就被爸爸拋棄，在安置機構中長大，因爲太調皮，機構受不了，便把他丟給又窮又病的老祖母照顧。17歲時，他行蹤飄忽的在幾個縣市路倒、被送醫，前三家醫院懷疑他吸毒、喝酒，驗血、驗尿，做各種檢查卻查不出原因，最後有次我在家訪路上堵到他，他正在馬路中央手舞足蹈，我才以有自傷之虞理由報警，送醫治療，醫師才判斷他罹患思覺失調症。
對它陌生不該成爲恐懼
治療初期並不順利，受限健保住院天數，30天就被要求出院，使用典型藥物效果不彰，仍有幻聽覺狂亂情形，再度送醫住院時，改用非典型藥物治療，帶來疲累、白血球降低、流口水的副作用。醫師約老祖母說明病況時，麻瓜我都跟着到場聆聽寫筆記，再上網搜尋相關資訊，一邊理解病症與治療方式，一邊思考如何規劃對策。
因年邁祖母支持力薄弱，擔心他無法穩定就醫，我與社工想送他去療養機構，醫師提醒年輕病患過早進入機構會加速退化，他可能一輩子都離不開機構，倘能讓他返家、工作，在家人陪伴協助下生活，接受各類社會刺激，人生纔有色彩。醫師不只說服我們放棄送機構的計劃，更協助他轉到日間留院病房。周間白天，他到病房接受服務與訓練，晚上返家，持續治療下，病況慢慢好轉。
撐過半年，順利取得「重大傷病卡」、「精神障礙手冊」及「個人低收入資格」，讓弱勢的他能無虞就醫。日子久了，他自覺病癒，利用假日溜到工地打工賺錢，因藥物讓他行動遲鈍，他便擅自停藥，埋下未來急性復發悲劇的引信。
穩定治療才能改善病況
思覺失調症是腦功能失調的生理疾病，需要長期治療，病患每日需按時在早、中、晚服用藥物，不能斷斷續續或想到才吃，即便現在雖有長效針，但仍要定期施打。患者常自認狀況改善，而自行減藥、停藥，雖不會馬上出現問題，但隔一段時間後會急性復發，且每次復發，病況會一次比一次嚴重，越來越難治療，最後會造成腦部不可逆的損傷，所以能不能穩定治療、持續服藥，對思覺失調症病人非常重要。
停藥後，他不只病發，還再犯案，雖然法官給他緩刑、令入醫院施以監護一年的處遇，但老祖母病逝，失去家庭的他，監護後只能靠社工找機構接續安置，牀位有限的醫院或精神護理之家都沒有餘裕接收他，最後只好棲身評鑑不合格的一般護理之家。不適應新環境的他趁機逃跑，攀爬中卻不慎從樓上墜落，頭着地而過世，那年他才22歲。
當病找上門誰都躲不掉
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資料，全國思覺失調症門診及住診患者人數，民國104年有118,651人、107年卻有151,844人，3年增加28%患者。再從相關機構及牀位數來看（如下表），服務資源確實有隨病患人數增加，但這樣的資源是否足以滿足病患及其家屬的需求？從後續發生的社會憾事來看，答案應不言而明。
沒有人會想在醫院或機構終老一生，《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9條提醒身心障礙者應有生活選擇權，並應享有獨立和融入社區生活的平等權利，這點卻是那個孩子未曾享有過的。
他過世後，我走訪花蓮玉里榮民醫院的康復之家及社區家園，看到小鎮居民及病友生活的交會與融合，在醫院及個管師努力下，小鎮居民願意租房讓穩定的病友居住，病友能在醫療繼續關懷下，在社區生活、工作，與鎮民社會互動。社區家園一位病友告訴我，這樣的生活讓她覺得她像個正常人。我不禁想像，那孩子若能在這裡自在生活、賺錢營生，是否能活得更久？
社區家園經營得辛苦，政府給的經費或人力遠低於方案運行的需求，再加上對消防、無障礙設施的要求，以及租屋招標繁瑣的行政限制，造成執行的窒礙，以致方案不易擴展，十分可惜。雖然社會大衆心思仍在延長監護、司法精神病院等後端議題上，但在此，仍想呼籲大家能多體諒這些非志願罹患病症的人，與其等憾事發生後的補破網，不如進一步站在人道的立場，促請政府着力於前端，多投入足夠的資源，建置讓病患安心自立、融入社區的生活方案，用有溫度的關懷與包容接納病友，那纔是最好的社會安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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