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河隨筆：朱雲漢》需要擔心金德伯格陷阱嗎？
川普很快會發現美國沒有退出全球化的選項。圖爲10月13日美國總統川普在華盛頓白宮發表講話。（新華社）
金德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是已故美國經濟學會會長，是研究國際經濟的權威，他最膾炙人口的著作是對30年代世界經濟大恐慌歷史起源之分析。
他認爲爲國際貿易可以增進各國經濟福祉並帶動世界經濟持續成長，但在缺乏世界政府的條件下，國際經濟體系的穩定運行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者或領導集團，有效提供國際公共財。
這些公共財包括和平秩序、產權保障、開放貿易體系、自由航行、穩定的匯率或通用交易貨幣、度量衡與各種交易規則的標準化，以及在經濟出現巨大週期波動時，適時爲世界經濟注入購買力以拉擡需求，在金融市場出現恐慌時及時注入流動性，積極扮演全球信用體系的最終擔保人角色。只有唯一超級大國纔有能力與意願提供這些公共財，大多數國家都會選擇搭便車。
世界經濟大恐慌的出現，就是因爲當時出現國際領導權青黃不接。英國在一次大戰後元氣大傷，已經無心也無力提供公共財，美國在巴黎和會後全面轉向孤立主義，毫無意願接下大英帝國遺留的領導地位真空，世界經濟體系乃出現公共財供給嚴重短缺的問題。
一戰以後國際經濟秩序在保護主義衝擊下動盪不安，1929年華爾街股市崩盤蔓延全球，貿易戰一發不可收拾，最後導致希特勒上臺。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記取歷史教訓，承擔起國際公共財供給者的主要責任，爲戰後各國經濟重建與長達70年的世界經濟穩定成長奠定了基礎。
最近哈佛大學的奈伊（Josephe Nye）教授拋出一個問題。他認爲很多國際關係學者在討論21世紀國際秩序時，都擔心中美關係是否會掉入「修斯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其實我們更應該要問世界經濟是否會掉入金德伯格陷阱（Kindleberger's trap）。前者是取材於崛起中的雅典與既有強權斯巴達之間最終難免一戰的歷史教訓，而擔心中國是否會強大到威脅美國的安全，而導致歷史悲劇重演。在目睹川普政府急於拋棄國際公共財主要提供者角色時，奈伊認爲更應該擔心的是當美國拋棄國際公共財主要提供者角色時，中國是否有能力與意願填補這個真空，否則世界再次出現公共財供給短缺的危機。
不過，奈伊可能高估了當前美國在維持國際經濟秩序中的作用，也低估了以中國爲首的新興市場國家的能力與意願。就經濟影響力而言，從2013年開始中國躍升爲最大商品貿易國，美國失去60多年的龍頭地位。以購買力等值計算，從2015年開始，七大新興市場國家（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墨西哥、印尼與土耳其）的經濟規模已經追趕上G7。從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以來，新興市場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7成，他們已經是全球化的支柱與新動力來源。
近年來中國也開始全方位提供補充性或替代性公共財。例如：因應金融危機的換匯機制，跨境支付系統、跨境電子商務平臺，推動亞太自由貿易區、衛星定位系統、遠洋護航、和平維持部隊、開發援助、基礎建設融資，以及推動大型跨國基礎設施，尤其是「一帶一路」倡議的對沿線國家的效益將可直追二戰後的馬歇爾計劃，而其規模更大。從去年杭州峰會開始，中國已經在G20架構下積極推動全球治理體制改革。9月份李克強在北京與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等六大國際經濟組織負責人舉行第一次「1+6」圓桌對話會，協商如何促進建構開放、包容、活力的世界經濟，更讓全球矚目。
其實，川普很快就會發現美國沒有退出全球化的選項。如果華盛頓開始全面拆解全球化架構，美元作爲儲備貨幣的地位必然動搖，華爾街的核心地位也會不保，這無異經濟自殺。美國在衆多生產領域已經沒有自給自足的可能。底特律汽車工業很難擺脫墨西哥零組件供應鏈。通用汽車的最大獲利來源是上海通用，別克汽車80%的銷路在大陸市場。蘋果手機的生產基地遷回美國的構想也根本不可行。
奈伊所描繪的美國盛世下的太平（Pax Americana），是對複雜歷史的選擇性詮釋，因爲他對美國霸權的兩面性避而不談。在美國霸權之下，除了她最親密盟友可以分享特權外，絕大多數國家都是順從者。他們受惠於這個國際秩序所提供的和平與經濟發展機會，但也只能接受美國霸權體系下公共財長期供給不足或品質欠佳，承受美國不時將公共財成本任意轉嫁，以及忍受強加於人的公共之惡（public bads）等問題。
多年來世界銀行的增資提議都遭遇美國否決，讓世界銀行的功能不斷萎縮，無法滿足開發中國家基礎設施長期融資需要，可是美國又阻撓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的創設。美國對新興領域創設治理規範（例如抗全球暖化）經常消極以對，極端氣候帶來的生命與財產損失不斷上升。這就是公共財長期供給不足。
例如，美國的中東政策與推翻政權的做法，是回教世界激進化與政治動亂的根源，讓西歐飽受恐怖主義與難民問題之苦。美國強迫亞洲各國打開資本市場與解除金融管制，導致熱錢興風作浪，華爾街有毒金融產品氾濫。這些都是公共之惡。
再者，IMF提供的緊急紓困方案極爲嚴苛，常導致窒息性經濟萎縮。在70年代初尼克森震撼之後，美國已無法提供穩定的貨幣秩序，並長期濫用國際鑄幣特權，但又阻擋將IMF的特別提款權（SDR）機制升級爲超主權貨幣的提議，並對中東國家?壓要求石油交易必須使用美元，也不斷防範歐元挑戰美元，就是獨家提供劣質公共財。
過去其他國家無從選擇，因爲美國只提供她意識形態認可的公共財，長期阻撓國際公共財提供替代機制的出現，更極力防範新興大國取代她的龍頭地位。而美國在聯合國機構以及世界貿易組織內早已失去領導威信。
所以，固然美國霸權衰退會導致國際經濟秩序震盪，但美國的逐步退位，也可能爲全球治理機制的改革提供歷史良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