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我在汪僞政府牢獄中的日子（一）

馬元放（取自維基百科）

1902年出生的馬元放抗日戰爭時期，領導江蘇省國民黨黨務系統的地下抗日鬥爭。後遭出賣，被汪精衛政府逮捕羈押3年餘，抗戰勝利後被任命爲南京市副市長兼教育局局長。國共內戰他放棄赴臺，居留上海，因政治事件於50年代初離世。然而，他真的有罪嗎？《無愧人生──矢志抗日、熱衷教育的馬元放》一書從馬元放的一生揭示抗戰歷史，本書由秀威出版，史話專欄今起節選刊登。

江蘇省黨部爲了實際推動各縣黨務，配合軍政，發揮抗戰力量，決定分區召開各縣書記長會議，我（馬元放）依當時交通情況，順次參加了第六區、第五區、第四區各縣書記長會議。爲了要參加第二區、第三區各縣書記長會議，就於29年6月，到了上海。

那時，僞組織已經成立，傀儡戲已經登臺，對於中央工作人員，偵查很嚴，大家早已視上海爲危險區域。但爲了工作，明知危險，也不去顧及。而且，爲了推動江南黨務，也只有到了上海，纔有辦法。到滬以後，順利地開過3個會議，兩個是第二區和第三區各縣黨部書記長會議，另一個是江蘇遷滬復課的各中小學校校長談話會，是爲了奉到中央命令要推展學校黨務，特地召開這個談話會，來決定一切推進辦法。任務完成以後，正想回到蘇北，再到徐海各縣召開第七、八、九各區書記長會議，不料於臨行的時候，突被敵僞偵知，遂遭劫持。

我們的被逮，是1940年6月23日的晚上。在這以前的十幾天，原已遇到過一次危險，那時江蘇省和上海市兩黨部的負責人，都在一起，敵僞顯然是預先得到確實情報，準備來一網捕盡的。幸而主人機警，臨時替我們換了個談話地點，探捕從前弄進來，我們察覺就從後弄從容離去了。

經過此次危險，我們就格外戒備，我個人的行蹤，也就相當秘密。然而事情往往出於意外。在那時，我對於美國林肯忽然發生特別景仰的情緒，很想找本《林肯傳》看看。後來在友人紀君處借到這書，看完後派人送還，本已完事，不知如何又和紀君通一電話，問他收到沒有，不料紀君在電話裡堅邀我到他家去談談。

於是在紀君家遇着崔步武，崔君很高興的對我說：「踏破鐵鞋無覓處，今天總算遇到了，張北生要約我們談談。正苦無處找你。」我以爲過去也曾和張北生會過幾次，不慮有他，就接受這個要求。過一天，就是6月23日，我、張北生，和另外3個友人，就在遠東飯店闢室晤談。是下午去的，晤談後，同去晚餐，餐畢再回旅社，大約是9點鐘了。公共租界中央捕房、敵憲兵隊本部，和僞特工總部的大隊兵警來了，一擁而入，不問情由，大肆搜查以後，便把我們上了手銬，帶入捕房。經過幾度審問，除了張北生當晚釋放之外，我們就都被收押在普通犯人室內了。

在中央捕房被押的普通犯人室，是一間約二丈見方的小房間，下面是水門汀墁的地。幾個人合用一條污穢不堪的破氈毯。光線當然談不到，黑暗非常，不見天日。室內已關了十多人，不是盜匪，就是竊賊。拿當時的情況來說，盜匪竊賊比之那些全無心肝的奸僞，還要稍勝一籌，把我們和盜賊同處似乎對我們還不算最大的污辱。

自從進了中央捕房，耳聞目睹，都是些不平等的事情，因而更深切的感覺到租界非早日收回不可。同時又感覺到一國的國民，在失去了國家保護的時候，他的痛苦，真不堪設想。再在捕房和憲兵隊，見到外人對我們的藐視輕蔑，和敵寇的橫暴情形，隨時隨地感覺着需要國家保護的迫切，也更堅定了我圖強雪恥的意志。

我參加革命，早已許身黨國，所以我的態度，在被捕的一剎那，就毅然決定了。生死已置之度外，所深深內疚的，是奉了中央命令返蘇工作，工作沒有做好，反而身被敵僞劫持，無論是出於何種原因，自問總不能免去未能克盡厥職的罪名。

同時，我覺着，在過去所擔任的職務，無論是教育和黨務，都是忝居指導地位，平時訓導別人，勉勵別人，我所期望於人的，人所期望於我的，和我自己期望於我的，也只是這點成仁取義的決心。現在，正是我現身說法的時候，我絕未存臨難苟免的心理，卻反增強了我不屈不撓的意志。

第二天早上，我告訴同時被逮的幾位，希望他們趕快決定態度，免得精神上痛苦。隔了幾天，有朋友到捕房來看我，問我有沒有什麼話要帶到蘇北，我就說：「並無別話，只說我絕不會使朋友失望。」另外，我又設法找到一張紙條，在上面寫了「稍讀聖賢之書，當知所以自處之道」的兩句話，託人想法寄到重慶，以安一般朋友的心。我當時心境很覺泰然，有如王陽明所說：「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也正如領袖告訴我們的話：「以不變應萬變。」

我們這次被逮，顯然是被人出賣。究竟是誰在出賣我們呢？雖然一般人都說是張某，但我仍不敢肯定說是他。在捕房的第二天，捕房工作人員就來對我們說：「我們對你們很同情，但現在的工部局，已爲日人所控制，實在是愛莫能助。同時你們要知道，這次完全是你們朋友出賣的。」並且把他們的登記簿給我們看，在張某的名字下面，他們已經註明了「漢奸內線」4個字。我們看了，啼笑皆非。

那時捕房裡的華籍人員，確實對我們很表同情，稱我們爲「四君子」，真使我們愧悚交併。同時被逮的幾位，以爲案子的關鍵全在張某，應該對他特別客氣點。在移到僞特工總部的時候，他們曾向我表示這個意思，但我根本就沒有理會。

有一天，張某到我被押的房裡來。那時因爲我案情較重，在僞特工總部裡，我是獨押在一室，其他幾位，另是一室。我就對他說：「我們這次被逮，在你，絕不會承認是你出賣，也許你還自以爲是善意，想使大家來參加所謂『和運』。可是，事情絕不應該這樣做的。將來我死之後，我的鬼魂雖不致來找你，但我的朋友，絕不會饒恕你，我的子孫，更不會放過你。」他當時面紅耳赤，表示惶恐萬分，立刻對我發誓說：「假如我張某做了這事，先死父親，再死兒子！」我當時就說：「你也不必發誓賭咒，我的話也盡於此了。」

由於上面的經過，他既肯拿死父親、死兒子的話來發誓，似乎我還不必定以小人之心揣度他，肯定了他是出賣我們的人。可是後來和別人談起這事，就有人說：「先死父親，後死兒子，是當然的道理，這個誓等於沒有發。」我聽了只好付之一笑。

雖然古人說過：「士可殺，不可辱。」可是在被劫持的時候，也只能自己不辱沒自己，要想別人不來凌辱，就很難適用了。我們被逮以後，敵僞並不立刻把我們殺掉，然而一切的侮辱，實在難受。那時是，求生既無此想，求死亦不可能。種種的侮辱，我個人除了忍受之外，別無其他表示。古人也說過：「忍辱負重。」負重，那時是當然談不到；忍辱，總算確實做到了。現在回想，正好藉以解嘲。

【未完待續】

本文節選自《無愧人生──矢志抗日、熱衷教育的馬元放》，作者：馬寧，秀威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