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義與仁道思想

（圖／本報資料照片）

春節回臺中，天氣清朗，親友互訪，各地旅遊人潮爆滿。初四回臺北，圓環夜市人潮也一樣，不論什麼小攤子，都得排隊。那種摩肩接踵的盛況，在疫情後，久已不見。不僅這些，好餐廳的訂位也都滿了。彷彿人們要拋開去年一年的苦悶，也要找回往昔年節的歡慶一般，更加珍惜親朋好友的相聚。

回想去年此時，臺灣猶在幸福的春節假期中，卻傳出武漢有新冠肺炎的瘟疫，其傳染速度與嚴重程度遠超出醫學的想像。武漢的悲慘景況引起世界震驚，各種指責交相出現。人爲病毒、細菌武器、陰謀論甚囂塵上。當時，我實在心中不忍，寫下多篇文章，呼籲人道爲上，並且一定要注意武漢出現的狀況，乃至於它的封城危機處理，其中所出現的問題，包括醫療資源、醫護保護、隔離方式、食物供給、城市維持、社會秩序等等，太多課題值得從武漢經驗學習，正確的決策固然重要，失誤的傷害更要注意學起來。

然而，在交相指責中國的氛圍中，歐洲國家，乃至於美國，終究忽略了瘟疫是不分政治與國度的。當世界一體，只要有一個國家，有一個人仍受瘟疫之苦，這個世界就不會好起來。它仍會再傳播。以致於去年一年，歐美國家都深受其害。想想，如果美國一開始就注意人們出行的安全，在社會防疫上做好各種準備，包括了戴口罩、社區隔離、檢疫體系等，以美國醫療系統之先進完善，怎麼可能演變至如今慘況？

我因此想到，這些瘟疫中的決策與行爲模式的背後，是否有文化的因素呢？是否歐美「人道主義」與中華文化「仁道」思想，纔是造成不同社會結果的根源。

歐美人道主義講究以個人爲主體，優點是重視個人的自由與人權，因此凡是爲了集體而破壞了個人自由，即被視爲對人權的傷害，就會招致反抗。但瘟疫的防治必須是全面進行的，隔離封城，都是限制個人的行動。而個人主義的行爲必將導致總體的破壞。所以社會動員、總體防疫，在歐美國家實行起來非常困難，至今還遭到反彈。而歐美國家更相信，只要疫苗出來，就能解決。也就是說，他們相信科學力量，遠甚於社會的集體動員。這讓歐美防疫事倍功半。

而臺灣、中國大陸、南韓、香港、日本、越南、新加坡等這些中華文化圈的地區，卻比較相信儒家的「仁道思想」。仁，講究的是人與人的關係，互相扶持，互相成全。所以儒家講「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如果有人爲了一己的利益而破壞了集體的安全，就會受到注目與制裁。這種觀念，最明顯的例子即是，去年剛宣佈出門要儘量戴口罩時（尚未開始強制），一個沒有戴口罩的人出現在臺北捷運，一定會被怒目注視，嫌棄躲開。這種集體的制約力，也出現在日本、南韓等中華文化圈。有趣的是，被怒目的人會感到羞愧，制約力纔會有效。而在歐美，去年此時正好相反，戴口罩的人被嫌棄。

兩種文化，兩種思維方式，造成了後來完全不同的結果。

我們不必判斷哪一種思想纔是對的，因爲個人主義對生命與人權的保障確有幫助。但在疏離的社會關係中，像都市遊民這樣的底層人羣，誰來加以照顧保護呢？他們難道不是疫情最大的死難者嗎？

而「仁道思想」，照顧弱小者的原則，以人爲本的友愛扶持，則是防治疫情的社會動員中非常重要的文化基礎。換言之，在承平時期，個人主義有助於自由與人權，但在災難來臨時，仁道思想則是走出困境所必須。這便是我們的優點吧。

新春期間，返鄉的家族團圓與親友的聚會，不僅是帶來歡樂，更帶來省思：今天世界疫情有不同的受難程度，它的背後，是不是有更深層的社會、文化、思想因素，而不只是疫苗這樣的科學力量而己。在臺中烏日古老的廟宇裡，看到歡笑相迎的親友，我總是在想，無論疫情如何，我們都還有一個友愛的力量在背後支撐。我們都是一起走過這一場災難的手足，應該更互相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