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德興:改名是職業化的第一步 日本曾專門開發佈會
中國足協12月14日在上海召開“2020中國足球職業聯賽專項治理工作會議”。會上，中國足協發佈了2021-2023賽季各級職業聯賽俱樂部財務約定指標文件、公開了國內球員和外援的最新限薪令，同時也公佈了相應的監管和處罰措施。此外，中國足協在這次會議上還公佈了《關於各級職業聯賽實行俱樂部名稱非企業化變更的通知》，按照通知細則，國安、泰達、魯能、建業、亞泰、綠城等俱樂部名稱均將成爲中國足球的“歷史名詞”。
某種程度上，這個《通知》對中國職業聯賽的發展更有意義，它不僅是進一步落實足改方案“五十條”中的相關精神與要求，即“優化俱樂部股權結構。實行政府、企業、個人多元投資，鼓勵俱樂部所在地政府以足球場館等資源投資入股，形成合理的投資來源結構，推動實現俱樂部的地域化，鼓勵具備條件的俱樂部逐步實現名稱的非企業化。完善俱樂部法人治理結構，加快現代企業制度建設，立足長遠，系統規劃，努力打造百年俱樂部。”某種程度上，它可以說是中國足球聯賽向着真正“職業化”邁出的重要一步，甚至可以成爲一個重要歷史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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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2015年廣州恆大隊二次奪取亞冠聯賽的冠軍之後，今年中超“BIG 4”在亞冠聯賽中的表現可以說是最近六年來最差的一次，一個最簡單的事實，就是今年只有國安一隊闖入到八強之中，是最近六年來最少的一次。在2016賽季，魯能和上港兩支球隊進入到八強之中；2017賽季也是上港與恆大進入到八強之中，上港隊更是進入到四強之中；2018賽季儘管只有原來的天津權健隊一支隊伍進入到八強之中，但此外還有上港與恆大兩隊獲得了小組出線權、進入到16強中，是中超在亞冠聯賽中小組出線最多的一次；而在去年，中超依然有兩隊進入到八強之中，恆大隊最終則是止步於半決賽。
不光是出線球隊方面，即便是在積分方面，中超球隊的表現也很強勢，像2015年，中超四強一共拿到了48個積分；2016賽季爲47分；2017年更是創紀錄地拿到了53分；而2018年則是48分；2019年則是拿到了49分。恰恰是由於中超球隊在亞冠聯賽中的表現很是強勢，使得中超在“亞足聯技術積分排名”中也相應地走高，至2019年底甚至已經升至亞洲第一！這應該說是出戰亞冠聯賽的中超各隊共同努力的結果。
但是，今年中超四強總成績爲12勝4平8負，積分爲40分，是最近六年來最低的一次。當然，這個“最低”並不具有代表性，因爲今年亞冠聯賽受到疫情的影響與衝擊，賽制發生了不小的變化，像小組賽前兩輪依然還是主客場制，後四輪則變成了賽會制，而中超球會除了國安隊在2月份參加過一個客場比賽之外，其他全部都是賽會制下完成的。至於像廣州恆大隊因爲同組的大馬JDT柔佛隊退賽，小組賽就只剩下了兩場比賽。即便是小組出線後的淘汰賽，也由過去的主客場制變成了單場淘汰賽。比賽場次相應地減少，加上賽會制中立地進行，使得最終的結果恐怕也就失去了與前幾年進行比較的真實意義。今年的40個積分儘管可以說明部分問題，但並不代表全部。也正因爲此，亞足聯都已經做出了將今年的比賽結果排除在“亞足聯技術積分排名”體系之外。所以，不能以今年的積分來完全斷定中超球會在亞冠聯賽中表現。而且，我們也應該看到：中超球會在出戰亞冠聯賽之前，已經在國內封閉狀態下完成中超聯賽，這導致中超球會的消耗包括生理、心理等多方面遠超以往，並不是在最好的狀態下出戰，這也影響到中超四強在亞冠聯賽中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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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中國足球“僞職業化”的佐證！
中國足球自1994年出臺職業聯賽以來，一直被外界戲稱爲“僞職業化”，這其中固然有諸多“戲謔”的成分，但俱樂部名稱也是其中很重要一點。在這個問題上，筆者當年也曾與“中超之父”郎叔（郎效農）有過爭執。筆者的觀點是：中國足球自1994年以來一直搞的是“企業聯賽”而非“職業聯賽”，其依據就是：中國的職業俱樂部並非建立在社區或城市、鄉鎮基礎上上的俱樂部，而是建立在企業或公司基礎上之上的所謂“俱樂部”，與歐美截然不同的的足球經濟基礎，決定了不同性質的俱樂部，也就決定了中超的俱樂部經濟基礎相對更爲脆弱。
縱觀世界現代足球百年發展史，其發展過程大致經歷了業餘、半業餘和半職業化、專業化、企業化和職業化這幾個不同的階段，但各個階段之間又不是相互獨立的，而是互爲交叉、相互並存的。所以，簡單地談論職業足球的發展階段有時很難將問題講清楚。不過，由於世界各國職業足球的發展背景各不相同，其走向職業足球的途徑也不同。概括起來，大致有以下幾種：
第一類爲“業餘足球→職業足球”。世界上以英格蘭爲代表的絕大多數職業足球發達國家均是這一類型。
第二類爲“業餘足球→專業足球→職業足球”。這一類型以前蘇聯和原東歐國家爲代表，而且，這些國家的足球在從“專業足球”到“職業足球”的過渡發展過程中，很重要的一步是將俱樂部先“私有化”，將原來的國有性質轉變爲私有制性質。限於篇幅，這裡就不再全面展開。
第三類則是“業餘足球→企業足球→職業足球”。這一類型以我國的近鄰日本和韓國爲典型代表。
日本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便搞起了甲級、乙級聯賽，但他們的甲級隊、乙級隊不是業餘隊，而是“企業隊”。例如，我們所熟知的讀賣隊實際上是日本新聞業巨頭讀賣集團出資組建的；其它像三菱隊、尼桑隊、古河隊、豐田隊等均是由日本重工業企業出資組建。韓國也一樣，大宇隊、一和隊、現代隊、浦項隊、樂喜金星隊等也全部是由韓國大企業出資組建。
這些企業隊帶有業餘特徵，但性質不同於業餘球員（有報酬等），球隊內的所有人員包括教練、運動員、管理、後勤等全部是出資組建這一球隊的企業內部的職工，他們從企業內部領取工資或補助，退役後在企業內部解決出路問題。也就是說，球員和企業內部的其他職工一樣，只不過其他職工是在生產流水線上作業，而這些球員是專職踢足球。同時，他們還帶有職業球員的某些特徵（即有報酬），但又不是真正的職業球員，這些球隊和球員無需考慮經費的來源、想辦法自我造血，自己養活自己，所有經費均有後臺企業負責，企業可以無限制地投入。所以，爲區別這一類型的足球與業餘足球、職業足球的區別，將之稱爲“企業足球”。
“企業足球”最明顯的特徵反映在球隊的名稱上，縱觀上個世紀的日本、韓國的俱樂部球隊，無一不是以企業名稱命名的。而且，企業隊也不存在培養二三線球員的問題。在1993年職業足球聯賽開始之前，日本的甲、乙級隊球員均是從高中或大學隊中挑選；而韓國的“職業球隊”後備球員則來自於每年年底進行的“選秀大會”。直至真正職業化之後，這種情況才發生了根本性改變。
我們一直說韓國是“亞洲第一個開展職業足球的國家”，實際並非如此，這其中恰恰混淆了“職業足球”與“企業足球”兩種不同性質的足球概念。應當承認，“企業足球”較業餘足球已進了一步，韓國隊在80年代至90年代初，能連續三次從亞洲諸強中脫穎而出，闖入世界盃決賽圈，就是得益於這種體制。而在1996年亞洲盃賽上，韓國隊之所以遭受慘敗、以2比6被伊朗隊橫掃，就反映出這種體制的侷限性，在亞洲其它國家紛紛走上職業化道路之時，“企業足球”對“業餘足球”的優勢蕩然無存，而“職業足球”對“企業足球”的優勢卻開始體現出來。也這因爲此，韓國足球界早在1994年初就已意識到這一問題，並提出了“向日本看齊”口號，加快俱樂部的獨立法人化進程。如果韓國足球真的從一開始就是搞職業聯賽，何必在12年之後，才提出“俱樂部獨立法人化”的問題呢？
回過頭來看一看我國國內的俱樂部與聯賽。從1994年開始“職業聯賽”開始，似乎就一直在重複走日本和韓國的“企業化足球”之路。1995年1月，大連體委將俱樂部全體人員的人事關係、工資關係、組織關係全部轉到萬達集團名下；隨後，上海體委在1995年年中、北京市體委在1997年2月，也將俱樂部全體人員的關係分別轉至申花集團和中信國安總公司……當初，中國的“職業俱樂部”就是這麼建立起來的。
時至今日，中國國內的職業俱樂部幾乎沒有什麼“獨立法人”，都僅僅只是大集團、大公司下屬的“二級”、甚至是“三級”、“四級”子公司。所以，一傢俱樂部完全聽命於集團“大老闆”也就再正常不過了，俱樂部也就談不上“造血功能”。與真正意義上的“職業化”依然很遙遠。所以，爲什麼中國的所謂“職業俱樂部”經濟基礎不紮實？因爲俱樂部的生存直接取決於企業或公司的經濟情況。一旦公司或企業出現了問題，“俱樂部”也就不復存在。
名義上，參加國內職業聯賽的球隊都是“俱樂部”，但實質卻僅僅只是企業或公司旗下的一個分支部門而已。所有的球員，也都僅僅只是企業或公司的員工，與球隊所在的城市、地區、社區毫無關聯，沒有真正職業足球所擁有的“地域感”、“歸屬感”，沒有任何的文化傳承。所以，中國足球職業化纔不到短短的30年時間，但倒閉或關張的所謂職業俱樂部已經超過兩百家，所以，這麼多年來一直說“中國沒有足球文化”恐怕也就很容易找到答案了。
在筆者看來，職業聯賽的本質是城市與城市之間、地域與地域之間的文化競爭，職業俱樂部所顯現是所在地域的文化，與地域文化保持着一致性，俱樂部與球迷之間關係的紐帶就是同處一個地域，或者說是因爲文化同源。儘管隨着職業聯賽的發展，本地人的數量會減少，但縱觀世界足壇，絕大多數球隊都會保留一定數量的本地人或是本地俱樂部培養的主力，以此來傳承俱樂部球隊的精神、延續球隊的歷史、體現該地域的人文價值。這種精神、歷史和價值所構成的文化，纔是職業足球中的核心競爭力，是維繫球隊與球迷之間關係的核心。而中國的職業聯賽在發展過程中恰恰就是簡單地用金錢來取代這種以地域人文、人倫爲核心的傳承價值，這種引導和引領出現了偏差，導致國內的職業聯賽只講錢、而沒有“靈魂”。
從這一層意義上說，中國足協這一次要求俱樂部名稱“中性化”，是一次“顛覆性”的要求，就是要徹底改變中國足球“俱樂部”的屬性、讓其迴歸本質。於是，我們也就可以理解中國足協主席陳戌源在今天會議上談及俱樂部“中性名”時所說的四個“有利於”了，即：
“一是有利於俱樂部長期的足球文化傳承，不以投資人的變更而頻繁變更名稱。很多俱樂部的名稱屢屢在變，我就不點名了。我們不應該出現這種情況，俱樂部名稱非企業化是有利於足球文化的傳承的。二是有利於培養長期穩定的球迷團體，增加俱樂部的凝聚力。球迷更多的是對於俱樂部的喜愛，未必是對於企業的喜愛。現在是要把俱樂部名稱企業化強加給球迷，所以名稱的非企業化對於長期穩定的培養是有好處的。三是有利於推進俱樂部投資多元化，引導各種社會資本投資俱樂部。今後我們希望的是俱樂部股權多元化，而不是一家獨大。希望有多家企業或公司，包括政府、企業、社會多方共同投資的俱樂部，政府也是投資的主體之一。如果名稱是企業名稱，不利於股權的多元化，我們不是要培養百年俱樂部嗎？股權多元化就可以引導百年俱樂部的發展。四是有利於俱樂部足球產業市場化發展。中性名稱不僅限於投資人的自我市場發展，市場將更爲廣闊，而不是狹隘的投資人市場。縱觀全球主要職業聯賽，基本上都已實現了俱樂部名稱的非企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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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樂部起名，大有學問的“文化”之舉
在“中性名”的要求下，不少俱樂部已經開始廣泛徵集“名稱”，這無疑是拉近與當地球迷的一個良策。但是，就像陳戌源主席所說的那樣，“我們的足球是有文化的。”足球俱樂部的名稱，其實是大有學問、大有講究的。這裡，我們不妨看一下我們近鄰日本職業俱樂部是如何爲自己起名的。
（1）東京綠茵足球俱樂部：是1993年日本職業聯賽始創參賽隊之一，目前征戰J2聯賽。球隊一度移至“川崎”，因而一度曾更名爲“川崎綠茵”，“川崎”是該俱樂部所在地的城市名，如今搬回東京則改回了“東京”。而“綠茵（Verdy）”是該俱樂部人士根據葡萄牙語中“verde”一詞的自創，“verde”在葡萄牙語中是“綠色”之意，而綠色正是該球隊的隊服的主色。俱樂部在2001年將主場改到東京時，一度成爲“東京綠茵1969”，其中的1969是該俱樂部的始創年份，2008年開始又去掉了始創年份。
（2）大阪鋼巴足球俱樂部，“大阪”是該俱樂部所在地的城市名，而“鋼巴（Gamba）”一詞來自意大利語，“gamba”在意大利語中是“腳”的意思，這與足球是以腳爲主的運動正好吻合，同時，“gamba”一詞與日語中“加油（英語化ganbare）”一詞發音（讀作“鋼巴來”）相近。
（3）廣島三箭足球俱樂部，“廣島”是該俱樂部所在地的城市名，“桑弗萊切（Sanfrecce）”是一個合成詞，“San”是日語，“三”的意思；“frecce”是意大利語，“箭”的意思。“Sanfrecce”正是上述兩個詞相拼而成，意譯爲“三枝箭”，而“三枝箭”本身是日本古代一個非常著名的典故，故事中的主人公是位集勇敢、智謀於一身的鬥士，該俱樂部取這樣的名字，就是希望球隊在比賽中能集戰術、技術、體力於一體。
從上面的介紹來看，日本職業俱樂部的名稱都是“地名+中性詞”，這些中性詞或來自意大利語，或來自葡萄牙語，或來自西班牙語，而且都有象徵或代表意義。
相比而言，最近幾年來，中甲俱樂部在起名方面其實已經走到了中超俱樂部的前面，像陳戌源主席在會議期間提到的新疆“天山雪豹”就是很好的一個例子，而像“南通支雲”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那麼，中超俱樂部又將給出一個怎樣的名字呢？希望各個都是“文化人”，展現出文化底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