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兩岸》走出「疑古」，重現「夏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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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與「夏」又被搬上了檯面，疑古派再次發揮巨大的煽動力，彷彿見到民初學者詆譭傳統的模樣，「大禹是條蟲」的謬論霎時浮現眼前。我曾以爲自我解構是「衰世」或「邊陲」的標配，想想也對，在這數典忘祖的環境裡，身爲新課綱第二屆學子，早已不足爲奇。

近來重讀歷史博物館《王朝秘寶—古中原考古文物展 》，是二十年前與河南博物院合作的大展，未滿週歲的我無緣參觀，甚是遺憾。短短十餘年，兩岸文化交流只剩寂寥，竟有「人心不古」之感。

時任河南博物院張院長文軍在書中簡潔地總結近年中原考古的成就：「鄭州北郊西山遺址仰韶文化古城的發現，將中原地區築城立邦的歷史上溯到了距今5300至4800年前。而在河南境內的安陽後崗、登封王城崗、淮陽平糧臺、郾城郝家臺、新密古城寨、輝縣孟莊等遺址，相繼發現了龍山時期（距今約5000至4000年）古城址，表明國家的雛形在中原地區已見端倪。其中王城崗據考證可能爲中國第一位奴隸制王朝君主夏禹所居的『陽城』。而洛陽偃師二里頭大規模都邑遺址，其年代在夏的紀念範圍之內，其地望又恰在文獻記載的『夏墟』，故學者們很自然地將它與夏都斟𬩽聯繫在一起。」

張院長的論述依然適用，後來的考古研究指出，華夏文明的源頭確在中原，在黃河流域，不在「某類學者」主張的內亞或長江流域。石峁古國、良渚古國皆曾強大，一度勝過中原，但它們的政權走向崩潰，不像仰韶、龍山一脈相承。更別說深受二里頭文化影響、受人炒作的古蜀三星堆。

自二里頭遺址發現以來，考古學家致力尋找更早的夏代都城，而今碩果累累，已非二里頭遺址的「孤證」，只是臺灣當局刻意掩蓋。后羿篡位後，夏代文化發生巨大的轉變，最終形成二里頭文化的廣域王權國家。簡述如下：

一、王城崗遺址：禹都陽城。

河南省鄭州市登封市，河南龍山文化王灣三期類型，公元前2200年~前2000年，佔地50萬平方公尺。分爲年代不同的小城、大城，可能對應「鯀作城」、「禹都陽城」。出土薄殼黑陶、青銅殘片、玉琮、綠松石器等。城東1公里發現東周陽城遺址及「陽城」銘文，彼時去夏未遠，應較可信。夏代陽城、東周陽城的關係，可比爲漢、唐長安城。

二、瓦店遺址：啓都陽翟。

河南省許昌市禹州市，龍河南山文化王灣三期類型，公元前2200年~前1800年，佔地超過100萬平方公尺，是河南龍山文化規模最大的城址。有城牆及五重環壕，出土薄殼黑陶、卜骨、玉璧等。「陽翟」之名從上古沿用至金代，未曾間斷，可供考證。

三、花地嘴遺址：太康都斟尋。

河南省鄭州市鞏義市，面積30萬平方公尺。距二里頭遺址僅36公里。有四重環壕，出土硃砂繪陶甕、玉璋、玉琮等。古本《竹書紀年》載：「太康居斟𬩽，羿又居之，桀亦居之。」若二里頭爲斟尋，則花地嘴亦可能爲斟尋，猶如前述夏代陽城、東周陽城的關係。加上花地嘴遺址使用時間較短，是非常特殊的巧合。

四、新砦遺址：后羿篡夏。

河南省鄭州市新密市，介於河南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之間，稱爲「新砦期」，公元前1850年~前1750年，佔地70萬平方公尺。使用時間較短，出土陶器型制具山東特徵，符合后羿來自東夷有窮氏的記載。

五、二里頭遺址：桀都斟𬩽。

河南省洛陽市偃師區，與超出河南省廣大範圍的遺址構成「二里頭文化」，位於伊水、洛水之間，符合《逸周書．度邑》：「自洛汭，延於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公元前1750年~前1520年，佔地300萬平方公尺。前1560年後已經衰弱，應是商湯代夏造成。有城牆與三重環壕，出土青銅器、玉璋、綠松石龍形器等高級禮器，作爲夏代最後的都城，是夏文化的巔峰，2019年於遺址附近成立「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陶器上發現數十個刻劃符號，是文字形成的重要環節，可與商代甲骨文比較研究。

同屬二里頭文化的黃寨遺址出土刻有符號的卜骨，李維明釋爲「夏」字，目前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採用其說，須注意「考古夏」是否確實自稱「夏」，目前仍無定論。

六、三官廟遺址：桀奔南巢。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縣，並非都城遺址，但因其特殊性，依然列入文中。遠離河南的其他遺址，這種現象足以印證「桀奔南巢」。出土屬於二里頭文化的青銅兵器，及三具骸骨，可能是桀的將士。

數十年諸多發掘、研究，尋找考古與文獻中的「夏代」。言「諸多」，乃因夏代長達四百餘年，遷都十餘次，加上碳14定年誤差較大，在未發現成熟文字的情況下，單一城址「考古」與「記載」的共通性往往不足，而三兩「巧合」容易流於穿鑿附會，數十個連貫的「巧合」便不再是「巧合」。出土文物的形制同樣重要，它能區分某遺址是否屬於夏文化，或者至少排除其屬於其他文化的可能，這也是常人論及二里頭等晚夏、早商遺址爲「夏」或「商」，或二里頭與三星堆關聯的可靠佐證。

國人產生如此巨大的分歧，首先便是政治的緣故，受到民初以來「疑古」乃至當代「解構」的影響，忘卻「中學爲體」的原則；其次便是當代專業領域的分割，經學、史學、考古學、人類學、神話學，甚至非文史專業者，皆能論述、批判國史，卻不知整合不同觀點，其實「整合」之道正在「溯源」，也就是回到沉沉的經書裡。 中國一切思想出自王官，一切書籍源於六藝，史料亦在其中，如《尚書》，如《逸周書》，如《春秋》，如歸入「六藝略」的《史記》。所謂「經」，便是治世之「常」與「法」，千年來的政治與學術皆不違此理想，並在其原則下因時制宜。

想起那風雨飄搖的年歲，衰弱的不只是國力，更是精神思想，傾毀的經書體系，讓學人陷入「疑古」的瘋狂與自囚。好在中國史書具有嚴謹的精神，比其他文明更早褪去神話的幽冥，因而禁起當代考古檢驗，帶領國人重回「尋古」與「信古」。原因除了學人鍥而不捨，最重要的是國力復興帶來的文化自信。

我並不否認「夏商周斷代工程」的誤差，將夏代年份推斷得太早。也不否認大禹形象的層累，歷代君王追崇大禹等上古英雄，描繪自己的理想，許諾萬民長治久安，因而爲其增添幾筆「聖人」事蹟，這困擾了後世學者，卻無法抹滅英雄曾經存在的事實。

無論如何，大禹已成民族集體記憶，是歷代政教的重要楷模。2007年，大陸恢復公祭大禹，臺灣卻在遺忘、貶低，兩者對傳統文化的態度不言而喻。所謂「天命靡常」，臺灣曾是中華文化的堡壘，而今已成蠻夷，拱手讓出僅存的道統，讓天命落在大陸，是學術之外值得省思的。（劉律辰/臺大中文系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