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文字載體”：商朝考古重大發現，難怪周人知道堯舜禹夏

談及中國上古歷史，司馬遷曾說“學者多稱五帝，尚矣”，就是太過久遠難以追溯了，最終經過一番艱苦考證，才確信五帝並非虛妄之說。既然過於久遠，那麼應該難以留下記憶，或者記憶與事實相差較大才對，但文獻中卻又出現了一些精確的上古記憶。

禮記記載：“未有火化，食草木之食，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這就是成語“茹毛飲血”的來源。但周代已經告別這種生活方式，那麼如何知道上古茹毛飲血？

周易記載：“上古結繩而治。”馬克思在《摩爾根 <古代社會> 一書摘要》中，曾說明了印第安人的結繩記事。 商末周初時，中國早已使用文字，爲何周易作者會知道“上古結繩而治”？

除此之外，還有刀耕火種、鑽木取火等等，都是後人對上古社會的描述。

問題在於，這些描述很精確，正是上古客觀存在的歷史，但記錄者早已遠離這一社會場景，那麼怎麼會知道的如此準確？相信大家會認爲“口傳歷史”，但商朝考古給出另一個答案，如此也就難怪周朝知道堯舜禹、知道夏朝了。

1985年，在河南鄭州中原區石佛街道，考古發現“小雙橋遺址”，如今已經實證該遺址爲商代中期都城，即在鄭州商城衰落之後遷都於此。該遺址中一些發現，有助於瞭解商朝使用甲骨文的大致時間。

首先，早商已有成熟文字

鄭州二里崗遺址處於早商時期，後擴建爲鄭州商城，其中出土過一件牛肋骨卜辭，也是中國最早的卜辭，今被釋讀爲“乙丑貞：從受……七月又乇土羊”。據此，不難看到早商時期已有成熟文字，且與殷墟甲骨文是一脈相承的。

在小雙橋遺址中，考古也出土了一些文字。鄭州大學漢字文明研究中心副教授苗利娟指出：“小雙橋的朱書陶文和刻畫陶文，發現了天、父（尹）、旬、東、匕、帚等字，和甲骨文的結構體系是一致的。”

因此，通過探究鄭州商城、小雙橋、殷墟甲骨文可知，商朝早期已有成熟文字，殷墟甲骨文並非中國成熟文字之始。

其實，以蘇州澄湖良渚陶罐刻文、上海馬橋遺址文字、陶寺遺址朱書、丁公陶文等來看，距今5000年前後時，中國已有較爲成熟的文字。

問題在於，既然中國很早已有成熟文字，古人必然會用之記錄事情，那麼爲何考古卻沒有相關發現呢，背後原因何在？

其次，甲骨並非唯一載體

商朝後期主要在甲骨上刻字，故而稱之爲“甲骨文”，但早商時期還未形成這一文化，當時文字載體並非甲骨。

早在新石器時代，古人就已用動物骨塊占卜，早商在骨頭上刻寫卜辭，上文談到的鄭州商城卜辭，就刻在牛肋骨上，同時鄭州商城發現不少卜骨，並發現有習字刻骨，再次說明當時是在卜骨桑刻字、而非甲骨。

到了小雙橋時期，考古發現卜骨卜甲，但在甲骨上還未發現文字。比如，在卜骨坑的底部，發掘出了三摞甲骨，擺放的很整齊，但上面均沒有文字。與之相反的是，小雙橋遺址發現了不少朱書陶文，在水井的廢棄堆積中，還發現了刻有文字的陶器等。

因此，從小雙橋考古看，早商時期的主要文字載體不是甲骨，也非其他動物骨塊，而是陶器或還有其他未知載體！

但問題是，如果當時主要文字載體是陶器，然而考古發現的陶文數量並不多，與當時已有成熟文字的狀態，依然不太相符，那麼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2010年，安陽殷墟大司空村出土一件牛骨刻辭，其中行與行之間竟然劃有十幾道豎線，與竹簡排版極像。巧合的是，其他甲骨文的排版，基本都是由上而下、從右往左刻畫的，與這一塊一樣，只是沒有劃線而已。

那麼，古代中國簡牘書寫閱讀方式據此而來？其實並非如此，而是應該反過來，即甲骨文的排版是根據簡牘文書習慣而來。

之所以這麼說，相關證據很多，比如：甲骨文中的“聿”是手持筆書寫象形，石峁遺址、陶寺遺址說明中國早已出現軟筆，“典”是雙手捧着簡牘，“冊”更是簡牘象形；不少甲骨文卜辭邊緣，還遺留着書寫的痕跡，就是先用毛筆寫、後再用刀刻。

因此，大司空村的這件卜辭排版，是根據簡牘而來，而不是反過來的。學者黃德寬就指出：“甲骨文直行縱向的書寫特點，是長期在竹簡上書寫而形成的特徵，在甲骨文中的體現。”

據此，不難得出一個重要結論，簡牘成本相對較低，書寫起來也更容易，因此商朝日常文字載體應是簡牘，故而周公旦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而骨塊或甲骨卜辭屬於特殊場合使用，是與神靈定契的特殊文書。

其實，作爲一個龐大且強大的商帝國，日常必然存在不少公文，以維持帝國運轉。而就目前來看，甲骨不可能是日常公文載體，陶文也不可能，那麼最可能就是簡牘。

因此，商朝文字載體主要是簡牘，早期次一級的是陶器，晚期次一級的是甲骨，除此之外還有青銅、其他動物骨塊等。

由此，也帶來一個疑問：夏朝、以及更早的上古，中國文字載體是什麼？其中，夏朝是地地道道的“王朝”，因而必有不少政務文書需求，那麼夏朝文字載體是什麼呢？

聯繫到本文開頭的一些疑問，以及夏都與二里頭遺址、禹徵三苗與石家河勢力佔據南陽、少康之子曲烈曾國與方城八里橋遺址等的史書記載與考古“巧合”，說明上古中國必有一套傳承載體，將上古部分信息傳承了下來，其中最簡便、最經濟、最可能的無疑是簡牘。傳到商朝時，因爲當時主流使用簡牘，習慣是“直行縱向的書寫特點”，故而甲骨文也採用這一方式書寫。

已故學者李學勤考證認爲：中國使用簡牘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五帝晚期，即堯舜禹時代。

綜上，周人之所以能記錄堯舜禹夏、記錄一些上古事蹟，背後的原因很簡單，就是上古部分信息通過簡牘文書傳承了下來。反過來說，正因這種歷史傳承沒有斷絕，較爲真實的傳承了下來，故而讓古史一次又一次被考古大致印證，故而中國古史可信度極高。

不過，由於在河南一帶的環境中簡牘更容易腐敗，今天想要找到夏商簡牘可能性幾乎爲零，這不能不說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據此，在不考慮文字載體因素的情況下，西方貿然以沒有考古發現甲骨文前的系統文字爲由，論斷中國只有3300年文字史或只有3300年文明史，顯然是欠妥的。

參考資料：《尚書》、《周易》、《大河網——了不起的甲骨文丨鄭州早商文字和甲骨文有什麼聯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