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跟蘇榮妻子熟稔成"地下組織部長" 插手人事安排

今天的《中國紀檢監察報》披露了一樁“小吏釀大害”的事。江西貴溪市委宣傳部原四級主任科員朱英福18年間非法獲取利益1500餘萬元,當地85名黨員幹部涉案。

一個四級主任科員,又如何能涉及局長、副局長跑官要官、買官賣官?

初核結果表明,朱英福利用長期在領導身邊採訪報道、隨領導出席各種場合等機會,刻意接觸貴溪市委少數領導,包裝成與領導有特殊關係,樹立起實力強、靠山硬、關係廣的形象,乘勢擴大影響力,並利用影響力插手鄉村幹部選用,被稱爲“地下組織部長”。

調查發現,朱英福大肆染指選人用人,他打招呼推薦的科級幹部達60餘人次。《中國紀檢監察》雜誌披露,2012年,貴溪市擬提拔1名副局長,貴溪市委分管領導和該單位黨組織主要負責人推薦羣衆口碑較好的一位幹部,而朱英福插手干預,讓圈內朋友順利“上位”。2013年,某幹部經貴溪市委集體研究擬任某局局長,因其非自己圈內人員,朱英福向相關領導刻意詆譭該幹部的能力,終止了該幹部的任職。朱英福被查後,鷹潭市23名縣級幹部、16名科級幹部主動交代問題。紀檢部門分類處置涉案黨員幹部85人,其中有不少涉及到跑官要官、買官賣官問題。

蘇榮身邊的記者可隨時叫來一桌廳官

近年曝光的官場腐敗案,不少都有“政治掮客”的身影。如當年鐵道部部長劉志軍案中的女商人丁書苗,原本籍籍無名,靠攀上劉志軍而飛黃騰達,成爲了劉在鐵路系統的代理人。

江西省委原書記蘇榮落馬後,一個隱秘的權力掮客羣體也浮出水面。其中《中國經濟時報》江西記者站原站長郭海,利用長期在蘇榮身邊採訪報道的機會,一步步成爲“政治掮客”。

據媒體報道,郭海與蘇榮的關係超過了正常省級黨報“跟書記”的記者。蘇榮到地方調研工作時,郭海都會陪同。《蘇榮案警示錄》稱,郭海和蘇榮妻子於麗芳熟稔後,經常插手人事安排,被稱爲“地下組織部長”。在蘇榮主政江西時,只要郭海打一個電話,隨便可以叫一桌廳級幹部坐在一起吃飯。蘇榮在任時,郭海辦公的聆江花園弄得跟會所一樣,經常高朋滿座,往來各色人物,蘇榮的妻子偶爾也會光臨。

位子不高,能量很大的“政治掮客”

掮客本是商品社會的產物,即在買家和賣家之間牽線搭橋、溝通信息的中介。而“政治掮客”則是利用人脈關係,遊走於官場和政商之間,爲權力的暗箱操作及權錢交易提供方便。“政治掮客”之所以能力很大,憑藉的並非其身居高位,而是他背後的人脈和資源。

光榮主政雲南時期,蘇洪波憑藉秦光榮“密友”的身份,成了不少省內領導幹部巴結、追捧的“老佛爺”。通過秦光榮等打招呼,蘇洪波違規獲取工程建設項目;向重點資源領域等推薦、安插幹部,獲取這些領域的工程建設項目等,在雲南攫取鉅額經濟利益。有一次去蘇洪波喝多了,還扇了一個副省級領導一巴掌,說:“你給我滾遠一點。”蘇洪波之所以能如此囂張地把一羣地方官員玩弄於股掌之間,固然有他善於爲自己打造“手眼通天”的人設的原因,但更大的問題,在於那些被他“唬”住了的人被追名逐利的慾望矇住了心,甘願拜倒在“政治掮客”的腳下。

蘇洪波

有些“政治掮客”的隱藏實力不容小覷。比如孫小果繼父李橋忠,雖然只是昆明市一名區級城管局局長,卻能使20年前被判處死刑的孫小果離奇“復活”,靠的就是他在官場中的長袖善舞。電視專題片《正風反腐就在身邊》中,時任雲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劉天鳴指出,李橋忠這個人儘管官不大,但他通過繞,我認識你,你認識他,他認識他,最後繞到決策者那裡。比如孫小果案立案時,他打聽到時任立案庭庭長田波曾經和自己在同一個部隊當過兵,就輾轉託戰友約田波吃飯,給田波送了10萬元。審判環節,李橋忠又輾轉聯絡,通過不止一個人和時任雲南省高院院長趙仕傑打了招呼,最終將孫小果由死緩變成了有期徒刑20年。

“政治掮客”爲何可以橫行?

“政治掮客”之所以有市場,與當地政治生態中的山頭主義、幫派現象橫行有很大關係。警示教育片《政治掮客蘇洪波》指出,蘇洪波謀財,白恩培、秦國榮之流謀求政治資本和自身利益,與蘇洪波形成共鳴。其他雲南官員爲了走入“政治中心”,攀高枝、乘風而上、求政治安全,必然會走入蘇洪波的“圈子”。進不了這個“圈子”的官員很難得到重用,而善於投機攀附的人卻平步青雲,導致雲南用人導向被嚴重扭曲。秦光榮在其懺悔錄中,承認了自己違背黨的組織路線,拿組織原則作交易,導致選人用人不良風氣盛行的惡果,承認了自己想通過蘇洪波攀高枝,謀取更高職位的願望。在秦光榮的惡劣影響下,不少官員選擇了對其“攀附”。也正是這些“攀附”在秦光榮身上的問題官員,將當地官場風氣弄得渾濁腐敗。

而介於蘇榮家族與利益尋租者間的掮客,除了剛纔提到的那位記者之外,還有蘇榮曾經的下屬,蘇榮兒子的吉林老鄉兼酒肉朋友、武警系統同事、南昌名不見經傳的副處級幹部等多人。這些“政治掮客”之所以能在江西官場上躥下跳,主要因爲蘇榮身邊的多名親屬藉助掮客之手,多次插手江西土地、工程項目及幹部任免。據法制網報道披露,江西省新干縣縣長劉建軍通過認識自稱“蘇榮外甥”的曹正光搭上蘇榮之子蘇鐵志,劉建軍斥巨資爲曹正光、蘇鐵志買豪車,曹正光則幫劉建軍成功當上新干縣副縣長。事實上,這位號稱“蘇榮外甥”的曹正光也只是蘇鐵志身邊的一名酒肉朋友。蘇榮落馬後在懺悔錄中寫道:“正常的同志關係,完全變成了商品交換關係。我家成了‘權錢交易所’,我就是‘所長’,老婆是‘收款員’。”

從根本上消滅“政治掮客”存在的土壤

“政治掮客”既是官場的圍獵者,更是逐臭者。它像“毒瘤”般寄生於官場,爲權錢交易提供隱蔽的溫牀,同時又藉着與權力的曖昧關係繁衍生長,構築一條腐敗生態鏈。可以說,“政治掮客”實際也成爲官場腐敗的“推手”。

時至今日,仍有部分領導幹部沒能樹立起正確的政績觀,慣於與“有後臺、有背景”的朋友在酒桌上談笑風生,任由山頭主義不斷滋長。錯誤的、帶有私慾的出發點,令其不斷偏離正確航線,最終被自己一手打造的不良政治生態所反噬。

從本質上看,“政治掮客”主要靠鑽體制的空子,找到官員的“軟肋”,然後再將其俘虜。因此,要讓這路人無利可圖,最重要的就是堵住體制漏洞,同時着力於消除官員的“軟肋”。

有關部門也要大力加強制度建設,通過讓“明規則”全面指導選人用人、預算分配等重要工作,從而縮小“潛規則”的生存空間,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消除官員成爲商人“圍獵”對象的可能。

與此同時,對於山頭文化、圈子文化、碼頭文化的治理同樣不能放鬆。2018年8月,河南曾在全省集中開展爲期3個月的整治“幫圈文化”專項排查工作。專項排查工作以治理“酒局圈”爲切入點,重點查擺黨員幹部中是否存在違反有關規定組織、參加自發成立的老鄉會、校友會、戰友會的行爲;是否存在經常組織、參與各類“酒局圈”活動的行爲;是否存在熱衷於拉關係、找門路、套近乎、站隊伍,廣織關係網絡的行爲;是否存在投機依靠、趨炎附勢,將上級領導當成個人靠山的人身依附行爲。

廣大幹部應該加強學習,從反面案例中汲取教訓,提高思想認識,使自己不至於輕易被別有用心之徒的誘惑所俘虜。雲南省委黨校副校長、省行政學院副院長歐黎明建議:“應該相信組織,不要把自己的政治前途寄託在某些能夠‘通天’的個人的身上。”

延伸閱讀

市長:我去省紀委打探 如沒回來 讓我老婆搬空別墅

黃繼宗,1962年12月生,1983年8月參加工作,1984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甘肅省正寧縣委常委、副縣長,正寧縣委副書記、縣長,正寧縣委書記,甘肅省慶陽市政府市長助理、秘書長,慶陽市副市長,甘肅省平涼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

2019年11月28日,黃繼宗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甘肅省紀委監委審查調查並被採取留置措施。

2020年5月,經甘肅省紀委常委會會議暨省監委委務會審議並報甘肅省委批准,決定給予黃繼宗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收繳其違紀違法所得;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移送檢察機關依法審查起訴。

2020年9月23日,甘肅省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審理黃繼宗受賄一案,並宣佈將擇期宣判。

“組織本來要提拔我的,但聽說被省紀委攔了下來。”黃繼宗來回踱步、坐立不安。他深吸了口氣,彷彿下定了決心,轉頭對其心腹李某說道:“明天一早我就去省紀委打探一下虛實。如果明天下午還沒回來,你就馬上告訴我老婆,讓她搬空別墅中的東西,抹除一切生活痕跡。”

次日,黃繼宗來到甘肅省紀委監委“投案”,在交代問題的時候,他遮遮掩掩、避重就輕。辦案人員告訴他,“既然來了,就刮骨療毒,把‘病’好好治治吧。”當天下午,黃繼宗被宣佈留置。

發現情勢不對,在附近等待的李某立即通知黃繼宗的妻子於改香,並與其一同轉移財物,那天晚上對黃繼宗家來說是個不眠夜。然而,再精心的“安排”,都註定是一場掩耳盜鈴的鬧劇。在組織的感化、紀法的威懾和紮實的證據面前,黃繼宗最終交代了其違紀違法問題。

在移送檢察院審查起訴時,黃繼宗對着省紀委監委的辦案人員深深鞠了三個躬,哽咽道:“感謝組織的關懷與挽救,是你們給了我一次新生。不論將來判我多少年,我都認罪認罰。”隨後,他轉過身,走向等待着他的高牆和鐵窗。

將一次提拔受挫歸咎於沒送錢,夫妻雙雙心態失衡

甘肅慶城縣,樑峁起伏、溝壑縱橫,黃繼宗就出生在這裡的一個農民家庭。從農家子弟到黨員領導幹部,再到腐敗分子,他經歷了苦與樂、喜與悲、榮與辱。

黃繼宗將他的人生總結爲“三個18年”。

第一個18年,從1962年到1980年,這是他艱難求學的18年。據黃繼宗回憶,小時候家裡人口多,在生產隊決算時年年超支,生活的窘迫使他將改變命運的唯一希望寄託在勤奮學習上。1980年,他考上清水農校,3年後,他中專畢業,成功實現了改變其一生的“兩個轉變”——由農村戶口向城市戶口的轉變、由農民向幹部的跨越和轉變。

1983年,黃繼宗參加工作。從這一年起到2001年擔任正寧縣縣長,他認爲這是他奮力拼搏的18年。那時黃繼宗還能記着自己是農民的兒子,記着父母“瓜田不彎腰、李下不伸手”的叮囑,勤懇工作,嚴守紀律。這期間,黃繼宗經人介紹認識了於改香,與她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從小在林場長大的於改香手巧能幹、勤儉持家,家裡家外都是一把好手。

那時候,黃繼宗與什麼人交往、怎樣交往,於改香都積極參謀、把關,她曾多次當着送禮人的面,把禮品扔出去,甚至還拉着黃繼宗把一些別人送來而又退不回去的錢交給紀委,儼然是家裡的“紀檢員”。

有一次,女兒幼兒園放學回家問於改香,“爲什麼別的小朋友都有爸爸開着車來接,而我沒有?”於改香聽後,摸着女兒的頭說:“車是公家給爸爸幹工作用的,不是給咱們用的。”

沒有人是天生的腐敗分子。大好的年華,黃繼宗也曾爲理想揮灑過汗水。若他能像一開始那樣嚴以修身,正心明道,他的妻子能一如既往當好賢內助、廉內助,結局應該是圓滿的,但遺憾的是,進入第三個18年後,他的心態發生了變化。

2001年8月黃繼宗擔任正寧縣縣長後,施展才華的平臺大了,跟在後面當拉拉隊捧場的隊伍也長了,開始自我膨脹。起初他對於“有心之人”的圍獵還有所防範,然而,一次提拔失敗的打擊,直接改變了他的價值觀權力觀

2006年,是黃繼宗仕途上的一個重要節點。當時他自認爲工作出色,希望能更進一步。“在考察的時候,我的排名是比較靠前的,但是組織考慮後沒提拔我,我感到非常挫敗。”黃繼宗說。

當時,一些人跟於改香吃飯的時候開玩笑說:“你當着家呢,你拿出來500萬他就當上了嘛。”於改香聞言痛哭一場,將黃繼宗落選的原因歸結爲沒有送錢送禮。面對審查調查人員,於改香坦言道:“從那時開始我的思想就轉變了,沒錢人這麼可憐,沒錢是這麼可憐。”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她腦子裡就想一定要做生意,要掙錢。

面對妻子的錯誤認識,黃繼宗不但不教育引導,反而採取了認可、贊同的態度,結果夫妻雙雙心態失衡,價值觀嚴重扭曲,對金錢的渴望和佔有成了他們最大的人生追求。

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權力觀、政績觀、事業觀對個人的發展至關重要。有的黨員幹部坐慣了升遷的“快車”,對於一次兩次的“停頓”便心生不滿,認爲是“錢沒花到位”“關係不夠硬”。跑偏的“官念”,成爲他們陷入腐敗泥潭的推手,黃繼宗就是這樣一個典型。

開“夫妻店”合力斂財,信奉“撈大錢大官、當了大官撈大錢”

兩年後,黃繼宗晉升爲慶陽市副市長。然而,組織的信任並沒有校正他的價值觀、權力觀、事業觀,他仍然執迷不悟,把人生目標定義爲“撈大錢當大官、當了大官撈大錢”,常把“升官靠錢財,當官爲錢財”掛在嘴上。

此後,黃繼宗開始把權力當作明碼標價的“商品”,把私營企業主當作其致富路上的“財神”。他利用擔任慶陽分管城市建設規劃副市長的職務便利,通過“主動遵循總規、優化詳規,實際違規”的操作方法,干預插手工程項目承發包,爲不法商人開綠燈、搞變通,謀取不當利益,自己則藉機大肆尋租攬金、以權生錢。

經查,黃繼宗利用職務便利爲他人在項目承攬、協調辦理有關手續等方面謀取利益,先後89次收受45名商人所送款物摺合人民幣1800餘萬元。

對於黃繼宗的改變,於改香不再像以前一樣監督提醒,反而大力支持。當她看到親戚朋友大把花錢而自己囊中羞澀時,更“咽不下這口氣”,在黃繼宗的默許和支持下無視自己國家公職人員(慶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工作人員)的身份,走上經商的道路。徹底從“廉內助”變爲“貪內助”。

利用黃繼宗和油田的關係,於改香開辦了石油公司,通過給油田打井隊提供泥漿料,第一年就掙到了120萬元。

“一年120萬,什麼概念,我在法院工作一輩子都不可能掙這麼多!”提及此,於改香情緒仍有波動,旋即她又低下頭,“我當時被從沒有想象過的鉅額利益衝昏了頭腦,想着我終於也可以揚眉吐氣,擡頭做人了。”

這之後,於改香的口頭禪變成了“錢裡面有火呢”,像飛蛾撲火般,一心撲在撈錢上。而看到了“賺錢捷徑”的黃繼宗對妻子做生意的態度慢慢由動搖變成支持,甚至親自出面拉關係、打招呼、接項目,使家族生意遍佈油田、小額信貸、房屋裝修、城市綠化等多個領域,短短4年就獲利1400餘萬元。

爲了“漂白”違法所得同時賺取更大利益,黃繼宗夫婦把受賄所得和經商獲利歸整到一起,以關心企業發展、緩解企業困難爲名,先後給3家企業放貸2800多萬元,僅利息就獲得973萬餘元。

“黃繼宗是個腦子很活的人,他善於鑽營,不管是拉關係還是撈錢,都很有自己的一套。於改香也是一個膽子大的人,他們夫妻二人一個是‘摟錢的耙子’、一個是‘裝錢的匣子’,形成了‘分頭撈錢、集中管理’的模式,把權力變現用到極致。”辦案人員評價道。

如於改香所說,錢裡面確實“有火”,不過卻不是能帶給他們一家人溫暖的希望之火,而是被貪慾附着的焚身之火。

“家”和“冢”兩個字,表面看上去很像,區別就在於那個“點”擺在什麼位置,這就像家庭建設一樣,對家人要求高一點才能成爲幸福之家,低一點就可能葬送一個好家庭。

惡名遠播的慶陽“於姐

在慶陽當地,幹部羣衆早有議論,“黃繼宗出事,一定出在他老婆身上。”

某酒店門口,一輛奧迪Q5停在路邊,影響交通,交警按照執法程序正開具罰單,一名中年婦女從旁邊的酒店衝出來,將一沓錢甩到交警眼前:“把這個錢拿回去給你們大隊長,我很忙,以後我的車就不要貼了!”交警後來得知,這名中年婦女正是黃市長的夫人,“大名鼎鼎”的於改香。

做生意賺到錢後,於改香認爲自己腰板直了,對家裡的貢獻大了,性格中強勢霸道的一面逐漸顯露出來。

“她是林區成長起來的,在子弟學校就讀,長期缺乏基礎教育和道德教育,她就像林區的天然林一樣,無序地自由生長,養成了這種個性。”黃繼宗嘆息道。對於改香的種種行徑,一開始黃繼宗想管,也管過,但是於改香根本不服管,還冷言嘲諷黃繼宗“沒本事”“官當不大,錢掙不下”。更多的時候,爭吵不過的黃繼宗爲了顧全家庭只好選擇妥協。

爲了讓黃繼宗屈服,於改香經常半夜將黃繼宗叫醒理論,達不到想要的結果就不讓休息,或者第二天干脆不讓他出門上班,單位打來的電話也不許接聽。在黃繼宗工作時,她曾一口氣打十幾個電話,回到家就“找事”,讓黃繼宗不勝其煩,只能屈從,變成了家裡的“二把手”,還給於改香起了個外號,叫“常有理”。

在黃繼宗無原則的忍讓下,於改香更加有恃無恐,對黃繼宗的兄弟姐妹、司機和身邊老闆張口就罵。後來,在罵人不過癮的情況下,又開始動手打人。黃繼宗的兄弟姐妹基本都捱過她的打,一言不合,擡手就是一耳光,就連對黃繼宗她也不分地點場合說打就打、說踢就踢。

不僅對兄弟姐妹不友不悌,對公婆,於改香也不孝不敬。有一次於改香和黃繼宗一起去看望公婆,到了以後,發現院門前沒地方停車,於改香很不樂意,嘴裡挑各種毛病,讓公婆非常緊張,以後再聽說於改香要去,就早早地搬個凳子,坐到車位那兒給她佔住。

還有一次家庭聚餐時,於改香因爲婆婆沒有喝她敬的酒,一怒之下,竟當着黃繼宗的面將一杯水對婆婆當頭澆下,黃繼宗卻敢怒不敢言。

對家人特別是配偶嚴管嚴教,既是一個黨員領導幹部的責任擔當,也是黨紀黨規對領導幹部的明確要求。然而,作爲一名黨員幹部,黃繼宗對其妻子不管不教,甚至在兒子駁斥於改香錯誤的時候,反勸兒子容忍退讓,理由是一個家不能就這麼散了,還要繼續工作生活。

發展到後來,黃繼宗對於改香從不敢管到不想管,放任自流。息事寧人的態度,使得於改香不僅在家庭、家族裡大耍威風,在外也無所顧忌、惡名遠揚。她常以“官太太”“大姐大”自居,成爲慶陽人口中的“於姐”。對於這個稱呼,於改香十分受用。

即使在被省紀委監委留置後,於改香跋扈的性格依然不改,撒潑耍賴、拒不服從管理。直至被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時,她才幡然醒悟,明白黨紀國法不是“紙老虎”,於是痛哭流涕,抱着椅子堅決不走。種種行爲,令人啼笑皆非。

面對於改香的惡行,黃繼宗爲何一忍再忍、一讓再讓,甚至眼睜睜看着母親受辱也忍氣吞聲?究其根源,是其自身不正、腰桿不硬、底氣不足。黃繼宗面對審查調查人員悔恨道:“我自己就做成這個樣子,我有何臉面去說他們,我收人錢,拿人家東西,我自己不正,我怎麼去說別人。”

黃繼宗的腐化墮落成爲於改香轉貪轉惡的污染源,而他的步步忍讓,進一步加劇了於改香的張揚霸道、得寸進尺,使整個家庭就像被安置在地震帶上,常常地動山搖。最終夫妻雙雙被留置,雙雙被移送司法機關,其結局發人深省。

子女面前“鬥富”“爭寵”,教育孩子“能掙錢是本事,會花錢是藝術”

“媽,牙缸買哪一款?”

“要高檔的。”

“最好的一個一萬多。”

“好,就這個。”

這是黃繼宗一家微信羣裡,妻子與女兒的一段對話。

在權力和金錢的刺激下,黃繼宗生活追求奢靡,其家人也與他一同貪圖享樂,衣食住行皆要“最好”。

記者瞭解到,黃繼宗受賄所得的別墅裝修極其豪華,裝修費用高達200多萬元,中餐廳、西餐廳分門別類,棋牌室、練歌房一應俱全。他熱衷戴名錶,一塊手錶30多萬;他喜歡穿名牌,衣櫃裡每條褲子上都配着名貴皮帶;他喜歡喝名酒,對茅臺酒情有獨鍾,在蘭州、慶陽等地多處住所內儲藏着近百箱茅臺酒,以至於其妻在轉移財物時,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轉移他的茅臺酒。於改香在揮霍享樂上也毫不遜色,貂皮大衣掛滿衣櫃,生活物品一味追求高檔。

由於忙着“撈錢”享受,黃繼宗夫妻對子女缺乏關愛,在補償心理的驅使下,二人對子女溺愛無度,毫無限制地用金錢滿足子女的高檔消費要求。於改香甚至教育子女“能掙錢是本事,會花錢是藝術”。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個課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個老師,有什麼樣的家教,就長成什麼樣的人。在黃繼宗二人的“言傳身教”下,其兒女的世界觀、價值觀也隨之扭曲。

因爲經常給孩子錢花,於改香和子女的關係日益緊密,使黃繼宗成了家庭中的“圈外人”,不甘心的黃繼宗也開始通過給子女更多的錢與妻子“鬥富”“爭寵”。

在兒子上大學期間和參加工作後一年內,黃繼宗給他100多萬元,讓其用於吃喝玩樂,平時又不斷給他零花錢,父子關係也近了起來。

發覺黃繼宗父子“抱團”後,於改香便去拉攏女兒,藉着“女兒要富養”的名義,喜歡什麼買什麼,她的女兒也因此變得花錢無所顧忌。

夫婦倆互相攀比,對子女寵溺無度,在一味“買買買”和“花花花”中養成了子女花錢大手大腳、奢靡任性的惡習。兒子上班後買的第一輛車價值50多萬,後來又換成70多萬的豪華越野車;女兒使用的化妝品一套就價值上萬元,背的都是一線名牌包。

養不教,父之過。愛之不以道,適所以害之也。黃繼宗的兒子和女兒表面上是奢華生活的享受者,實際上是不良家風的參與者和受害者。“作爲丈夫和父親,我帶頭貪圖享樂、生活腐化,不遵紀、不守規,對配偶、子女失管失教,帶壞了家風,破壞了孩子健康成長的環境,導致孩子們形成錯誤的人生觀和價值觀,踏入‘火坑’。我是家風敗壞的罪魁禍首。”黃繼宗痛心疾首。

黃繼宗夫婦的違紀違法所得已被紀檢監察機關收繳,其犯罪所得,法院也將在判決中做出處理。奢華豪宅,人去樓空,奢靡生活,過眼雲煙。留給子女的除了深深的懺悔,還有被高牆隔成兩半的家庭。

家,是心靈的港灣、靈魂的歸宿。黃繼宗一案警示廣大黨員幹部,家風建設不容忽視,務必要做到個人不失範、配偶不失管、子女不失教、家風不染塵,讓家成爲厚德之所、純淨之地、溫馨港灣,以好家風帶動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本報記者 劉一霖 方弈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