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抑鬱症】病因篇：誰是抑鬱症的“幕後元兇”

◎本報見習記者 陳禕琪

超過99%的人表示聽說過抑鬱症。

這是一項關於“是否聽說過抑鬱症”的上萬人大型調查的結果。

對此，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員陳祉妍表示，這個數字在20年前是遙不可及的。可見隨着生活節奏的加快和生存壓力的劇增，抑鬱症已經成爲一個司空見慣的疾病名稱。

但人們也時常疑惑：明明Ta事業有成、Ta家庭美滿、Ta陽光積極、Ta笑口常開……他們爲什麼還會抑鬱呢？

究竟是什麼讓這些人墜入了抑鬱症的心靈“深淵”？

家族遺傳增加親屬抑鬱風險

研究表明，抑鬱症有家族遺傳傾向，但其遺傳概率與不同的起病年齡、疾病發作次數等因素相關。一般而言，早髮型抑鬱症比晚髮型抑鬱症的遺傳風險高，復發型抑鬱症比單髮型抑鬱症的遺傳風險高。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心理衛生中心主治醫師楊瀟在其論文《抑鬱症病因學和治療學的研究進展》中表示，抑鬱症患者的一級親屬罹患抑鬱症的風險爲37.8%，個體所處的特定環境對抑鬱症的影響可能高達63%，如果同時存在發病年齡、疾病的嚴重程度和複發率等因素，抑鬱症的遺傳概率高達70%。

更進一步的基因研究發現，神經遞質系統相關基因如SLC6A4基因（5-HTT基因）的STin2.9等位基因、5-羥色胺轉運體基因啓動子區（5-HTTLPR）中S等位基因、亞甲基四氫葉酸還原酶基因C667T的TT純合子、載脂蛋白E的e4等位基因和e3/e4基因型、血管緊張素轉化酶基因的基因型DD變異體、BDNF基因66位的Met等位基因可能增加抑鬱症的患病風險，而L等位基因可能是保護性因素。此外，穀氨酸受體亞型2受體的基因表達增加和SLC1A3基因表達下降被認爲與抑鬱症及自殺關係密切。

針對英國、德國、瑞士等歐洲病例進行的大樣本全基因組關聯分析（GWAS）結果提示，DSEL、CCND2、BICC1、NLGN1、GRM7、ADCY3、GAL、HOMER1、CPM、SCL6A15、SETD6、LPCAT1、MS4A7、TROVE2和SLC25-A37等基因可能參與抑鬱症的發生。針對臨牀症狀相似的中國漢族女性複發性抑鬱症患者的GWAS發現，去乙酰化酶（SIRT1）基因的rs12415800位點及無機焦磷酸化酶/無機焦磷酸酶基因（LHPP）的rs35936514位點可能是抑鬱症的風險位點。

另外，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神經免疫在抑鬱症的發病機制和病理生理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抑鬱症患者的C反應蛋白、前列腺素和其他花生四烯酸衍生物以及白細胞介素-6、白細胞介素-1β、腫瘤壞死因子-α、干擾素-α等因子的水平明顯升高，同時炎症因子還可以直接導致抑鬱症狀的發展。

軀體疾病與抑鬱症相互影響

在遺傳因素外，軀體疾病和由其導致的長期服藥也是增加抑鬱症患病率的原因之一。有數據顯示，臨牀上軀體疾病共病抑鬱焦慮的發病率達30%～50%，尤其發生在神經內科的腦卒中、帕金森病、癲癇、阿爾茨海默病等患者中。另外，心血管系統疾病、內分泌代謝疾病、惡性腫瘤等也容易共病抑鬱。

江蘇省鎮江市精神衛生中心主任醫師張震在其論文《軀體疾病背景下的抑鬱》中指出，軀體疾病性抑鬱症一般包括兩種情形，一種是個體對原發軀體疾病和疼痛的心理應激反應。它可出現在疾病過程中的任何階段，有些患者可能在出院後因爲疾病對健康和生活的影響，從而產生遲發性的抑鬱症。

患抑鬱症的嚴重程度與軀體性疾病的加重和轉成慢性有關，並與治療的臨牀反應減弱和治療結局不佳呈正相關。如果患者抑鬱症沒有被及時發現或長時間得不到緩解，就會出現軀體疾病治療的遵囑性下降、主動康復的願望降低、住院時間明顯延長等情況。國外研究表明，軀體疾病無抑鬱患者平均住院天數爲10天，有抗抑鬱治療的軀體疾病伴抑鬱患者平均住院天數爲13.8天，而無抑鬱治療的軀體疾病伴抑鬱患者平均住院天數高達45.6天。

第二種是抑鬱症的發生與軀體疾病本身的某種生物學因素有關，即軀體疾病本身的病理生理或病理生化機制成爲抑鬱症發生的病因之一，例如通過定位診斷髮現腦卒中後的抑鬱症患者具有腦部特定部位損害的特徵。

另外，精神活性物質的濫用和依賴也是誘發抑鬱症的危險因素，例如鴉片類物質（海洛因、嗎啡）、中樞興奮劑（咖啡因、可卡因）、致幻劑（仙人掌毒素）、酒精、鎮靜催眠藥物等。酗酒者尤其需警惕，調查發現，超過50％的長期飲酒者存在抑鬱障礙。

藥物方面，一些抗精神病藥物（如氯丙嗪）、抗癲癇藥物（如丙戊酸鈉、苯妥英鈉等）、抗結核藥物（如異煙肼）、降壓藥（如可樂定、利血平等）、抗帕金森病藥物（如左旋多巴）、糖皮質激素（如潑尼鬆）等在達到常規治療使用量時就可造成部分患者出現抑鬱症，或使原有的抑鬱症加重。

事實上，軀體疾病和抑鬱症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關係，不僅軀體疾病會誘發抑鬱症，抑鬱症也可促發軀體疾病，例如心肌梗塞、偏頭痛等。

重大生活事件形成認知偏見

抑鬱症作爲一種精神類疾病，與社會環境、人格心理等因素密切相關。一個人所經歷的重大生活事件、對環境壓力的耐受程度以及相應採取的適應策略、是否有良好的生活習慣等都會直接影響抑鬱症的發生。

《2022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狀況調查報告》顯示，住校、父母外出工作、多子女家庭中排行老三或更小的青少年有更多抑鬱問題。另外，離異家庭、遊戲成癮、遭受過虐待或校園暴力、學習壓力過大也是誘發青少年抑鬱症的重要環境因素。

“倘若在成長過程中，父母過分打壓孩子、要求過於嚴厲，就容易導致孩子形成‘討好型人格’或‘完美人格’，太在意別人的評價而忽略自己的感受，力求盡善盡美、不允許失敗。在這種背景下，每當遇到生活中的不如意，或特定時期體內激素水平有變化時，就易罹患抑鬱症。”北京回龍觀醫院臨牀三科主任李獻雲補充說。

對於成年人而言，一些突發的重大變故如親人離世、財產損失、失業，以及長期存在並且沒有解決的問題如人際關係不良、家庭關係不睦、工作困難等都是引發抑鬱症的危險因素。並且這些問題越多且越嚴重，引發抑鬱症的風險就越高。

在社會結構方面，貧富差距、歧視、排擠、不公平的遭遇及無助等有時也容易使人抑鬱。河北省第六人民醫院康復科副主任楊雲龍表示，“以女性抑鬱症患者爲例，有相當一部分是因既有事業需要打拼，又要照顧好家庭、做好家務，從而導致心理負擔過重。”

老年人也是抑鬱症的高發羣體。隨着年齡的增長，老年人一方面多病共患、生理機能減退，另一方面由於退休、獨居或隨子女遷居、同齡人離世易變得脆弱敏感、價值感缺失、孤獨感加重。這些負性情緒如不及時調節，極有可能發展爲抑鬱症。

整體而言，抑鬱症的病因及病理機制複雜不明，遺傳、生物、心理與社會環境等多方面因素均參與了抑鬱症的發病過程，不同的人會因不同的原因跌進抑鬱症的“黑洞”。但抑鬱症患者的共性是他們最主要的自我感受都是異常消極的。而這種狀態是一種“認知偏見”，也是治療抑鬱症最大的難點。

《醫學科學報》 (2023-07-14 第4版 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