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勝利：40年來大循環 形成塊狀經濟
2018年剛剛過去不到一個月，寧波和鄭州迫不及待宣佈正式加入“萬億俱樂部”，此前GDP總量排名位於寧波和鄭州之間的佛山，也有望成功加入。
鄭州當地媒體用“請喊我特大城市”來表達對於加入“萬億俱樂部”的喜悅。
作爲一個在改革開放前期人口淨流出的農業大省的省會，鄭州近些年經濟的躥升崛起有目共睹。1978年，鄭州地區生產總值僅20.3億元，1990年，突破百億，2003年突破千億，2010年首次進入全國前20，是除武漢和長沙之外，第三個進入前20名榜單中的中部城市，與東部沿海城市直接PK。
以城市爲主體的區域競爭正在愈演愈烈。省會首位度排名墊底的濟南，在新年一開始就找到了提升的抓手。1月9日，國務院批覆同意撤銷萊蕪市，將其所轄區域劃歸濟南市管轄，合併後，濟南市GDP總量超過煙臺，直逼青島，緩解了在山東省內常年老三的尷尬。
儘管中央一再強調不唯GDP論，但是這仍是衡量區域內經濟發展狀況最直接的硬指標。
回顧改革開放至今，我們梳理了40年來全國GDP總量排名前20的榜單，數字不斷膨脹的同時，各個城市排名起伏波動。40年間，有的城市一路平穩上升，有的城市斷崖般下沉，有的城市則起伏不定。
排名的起伏是城市競爭的正常結果，每一個曾經進入過前20名的城市，都有一份屬於自己的城市發展成績單。成績好壞的背後，是一個城市在國家政策、世界經濟大循環影響之下，城市競爭優勢不斷改變的結果，更是一個城市的內在因素髮揮得好與壞的憑證。
我們發現，從1978年至今，前20榜單上出現的城市起伏呈現出明顯的區域性特徵。
首先，東北城市全線衰落。1978年是東北三省城市GDP表現最爲輝煌的年份，瀋陽，大連，哈爾濱，大慶，長春，鞍山6座城市同時進入前20名，獨領風騷。與此同時，中部省份僅有武漢一席，珠三角僅有廣州一席，長三角也僅有南京、蘇州、杭州、南通四席。
然而，伴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東北各城市紛紛在榜單上呈現出斷崖式的下沉之勢。1979年長春退出，1986年鞍山徹底退出，1994年大慶退出，2004年哈爾濱退出，2016年瀋陽退出，2017年大連退出。至此，東北城市在前20名中“全軍覆沒”。
與東北形成強烈反差的是珠三角和長三角城市的集體崛起。改革開放初，珠三角城市率先領跑，1978年廣州GDP總量排名第6，之後逐年上升，1990年後穩居第3名長達26年之久。黑馬深圳更是一路當先，上升速度令人咋舌。2017年，深圳GDP總量首次超過廣州，成爲全國第三大城市。廣深之外，佛山1991年進入前20，最好成績爲11名，東莞2002年進入，最好成績爲第16名。
長三角的江蘇與浙江兩省同樣不容小覷，目前，江蘇省的南京、蘇州、無錫以及浙江省的杭州和寧波共5個城市位列GDP總量排名前20。
其中的佼佼者是蘇南的蘇州和無錫，它們在改革開放後直線上升，並迅速站穩榜單有利位置。蘇州在1978年時僅位列第15名，1987年上升至第6名，之後一直在第5至第7名之間徘徊，蘇州隔壁的無錫在改革開放前半段與蘇州一樣一路穩步上升，並在2000年之後連續7年位列第9名。
東部沿海的華北城市在40年榜單上顯得很平淡。除了北京和天津兩家獨大之外，多數城市在榜單上的成績可以用起伏不定來形容。
青島是山東省GDP表現最好的城市，1978年至1984年，青島的排名在第8名和第19名之間波動，1985年至1999年在第12名和第15名之間波動，1999年排名觸底之後開始反彈，2011年至2017年穩定在第12名。
除此之外，河北省的唐山、石家莊、邯鄲，山東省的濟南、煙臺、濰坊均多次進出前20名榜單。
與東部沿海城市的不同的是，中部城市在改革開放前半段顯得很落寞，長期只有武漢一個城市進入GDP總量排名前20。40年後半期，中部城市開始發力。2009年，長沙強勢進入前20，目前連續4年排名第14位。2011年，中部第三個城市鄭州進入前20，之後逐年上升，目前排名第17位。
而在面積最爲廣袤的西部，前20名榜單上重慶和成都兩家城市獨大，且呈現出不一樣的起伏特徵。40年間，重慶的排名前高後低，成都則呈現出整體上升、局部波動的趨勢，1978年，成都排名第11位，最差成績爲第14位，目前成都連續兩年位居第8位。
政策與經濟大循環
爲什麼40年間GDP總量排名，呈現出如此明顯的區域性組團的特徵？區域經濟專家新望博士認爲，區域政策的不均衡，必然導致了各個區域城市發展的差距。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區域發展採用的是非均衡發展策略。上世紀80年代，國家先後設立了5個經濟特區，5個沿海經濟開發區，開放14個沿海港口城市，對東部沿海地區實行投資、財稅、信貸、外貿外資、價格等政策傾斜，打破了地區發展上的平均主義，促進東部沿海地區較快發展起來，形成長三角、珠三角經濟高度發展城市羣。這也是GDP總量排名榜單上，長三角和珠三角城市自改革開放開始就一騎絕塵的原因。
這樣的不均衡發展策略，在促使東部沿海集體崛起的同時，也造成了區域經濟增長的不平衡，地區差距逐漸拉大，上世紀末，國家政策開始向經濟不發達地區傾斜。1999年，國家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第一輪的10年扶持，對西部的經濟發展改觀頗大。2003年，針對東北老工業區工廠破產、工人下崗、人口淨流出的現象，國家提出東北振興戰略。此後幾年，中部地區發展政策邊緣化的傾向，造成了事實上的“中部塌陷”，國家由此提出中部崛起戰略。
新望認爲，對於一個城市來說，政策因素在區域競爭中舉足輕重，同樣重要的還有國際經濟格局整體發展的變化，這種變化將直接導致城市發展的地緣優勢發生改變。
譬如，改革開放初期，因世界產業大轉移，東南沿海首先加入世界經濟大循環，國際資本從太平洋對岸到東南沿海，並進一步轉移沿着長江流域向內轉移。“最初是長三角和珠三角得利，後來隨着開放的進一步擴大，資本北上，進入京津冀，形成自己的優勢。”新望表示，現在國家提出“一帶一路”戰略，沿線城市又將得到資本、市場、政策的便利。
凡是政策紅利與經濟新地緣優勢疊加的區域，城市在競爭中脫穎而出就順理成章，改革開放初期的東南沿海城市就是例證。當前，中部城市的崛起同樣是一個例證。
根據天風證券宏觀團隊調研分析，過去幾年，中高端製造業（半導體、通信設備、電子元件）向地理縱深發展，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從沿海向中部區域的核心城市轉移的特徵。產業轉移促使中部核心二線城市崛起，形成以新興製造業爲核心的產業鏈基礎。
剛晉級GDP“萬億俱樂部”的鄭州，就得益於中高端製造業轉移中富士康系的進駐，2018年，鄭州工業中戰略性新興產業比重超過傳統高載能產業10個百分點，成爲經濟發展的新引擎。
融入城市羣，形成塊狀經濟
縱觀40年，GDP總量排名區域性起伏之外，也有另類，南通就是長三角城市羣中的特殊的一個。1978年，南通GDP總量排名全國第16位，僅次於蘇州。與蘇州和無錫不同的是，南通之後幾年排名逐年下降，一直在後五名徘徊，1989年推出前20名榜單，直到2017年纔再次進入。
南通是近代民族工業第一城，與上海隔江相望，與蘇州相鄰，但是在GDP量級、城市發展程度上，與上海、蘇州、無錫都不可同日而語。
新望分析，有些時候，現代交通對於城市競爭地位的改變是決定性的，東南沿海港口城市的率先發展，正是得益於海運經濟。僅次於交通因素的是距離大都市圈的距離和是否加入某個城市羣。南通之所以沒有得到蘇南城市相同級別的發展，是因爲長江的阻隔，交通問題遲遲沒有解決，造成其與上海都市圈聯繫不緊密。
實際上，在國內的最強都市圈內，凡是聯繫密切的城市都能得到發展紅利，比如1小時都市圈、軌道交通或者高速公路相連，凡是被落下的，都是被現代交通格局拋棄在外面的。
不過，現代交通的外延在不斷擴大，除了高鐵、高速公路、海底電纜、機場、港口等傳統交通方式之外，光纜、空中高壓線、地下管網等新的運輸方式，也帶來城市交通格局的重要變化，也將改變城市的競爭格局。
改革開放至今，要總結城市發展經驗的話，更爲關鍵的一條就是一定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解放生產力，使城市發展找到內生動力。
以深圳爲例，在改革開放初期，深圳因爲與香港的地緣優勢和國家政策優勢迅速發展壯大，但是不容忽視的是，深圳最近幾年趕超廣州、直逼香港的發展態勢，主要歸功於城市內在形成創新的機制，以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創新產業鏈、創新產業集羣。
新望分析，創新機制之所以在深圳展現出勃勃生機不是偶然的，這跟當地市場發揮了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關係密切。“讓當地的民營經濟和產業集羣發展起來，城市一定會發展的好。”新望認爲，民間發展的活力激發出來了，企業家羣體儲備起來了，經濟自然會發展，“靠一個市長不如靠無數箇中小企業的創業者。”
目前，一些想在區域競爭中佔據優勢地位的城市已經開始搶人才。事實上，只有讓人才、技術、信息、資本主導的資源配置好，城市纔有可能在未來的競爭中長期處於優勢地位。
那麼如何才能配置好？答案就是讓市場來配置。不論是一帶一路，不論是產學研結合，抑或是軍民融合，只要能找到一種市場化的機制或者平臺，找到創新發展的內生動力，一個城市和地區的財富就能充分涌流，也就能找到持久發展的可靠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