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富陽》論臺灣疫情的理性與感性
【愛傳媒程富陽專欄】20世紀的1995年，一出由國際知名臺籍導演李安所制導的《理性與感性》，曾一舉榮登當年英國電影學院獎的11項提名以及最終的3項獲獎；該影片並在隔年膺獲18屆奧斯卡包括最佳影片、女主角及原着改編在內的7項提名，此片也被咸認爲是英國在18世紀最偉大女作家奧斯汀，其作品被改編成電影的最佳成功代表作。
但當時間轉場至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即將結束之際，另一出「理性與感性」的戲碼卻正在臺灣上演；不同的是，前者是藉文學優美的筆觸與面對現實卻仍能忠於內心的選擇，揭露愛情曼妙多折的生命篇章；而後者卻是混雜着政治權力的思慮與決判，暴露的只是理性感性俱乏的固執，與顯露對生命的冷酷與無情。
前者的戲劇藝術張力，已由電影藝術最高殿堂賦予應得的榮譽，後者孤注一擲的賭徒式劇情，則猶待時間的迴應；不知最終上帝賜予的，會是榮譽的徽章？還是獨夫的封號？
在上個世紀李安版的《理性與感性》，我們看到的是奧斯汀藉兩個性格迥異的姐妹，以理性和感性處理感情的矛盾與爭扎，雖然跌跌撞撞，一波三折，但終究靠着善良的本質，覓得良緣的完美結局。
但在今日臺灣版的「理性與感性」，我們卻任由政府引導陷入一場世紀疫情的漩渦中，既無法以理性分辨取得擺脫疫情的藥方，也無視民間感性表達協取疫苗以遠離疫情的熱情；我們張眼看到的，只是當權者對專業諫言的傲慢態度，我們舉目所見的，只是權力者對民間訴求的冷酷回覆；我們聽聞的，只是從執政者口中冷漠迸出疫情死亡的殘酷數據。
從中研院院士陳培哲因批評國產疫苗的科研不足，引發綠營及其側翼羣起圍剿，到朱敬一院士建言對疫苗應作科普式的說明，絲毫無法引起高位者的重視與自省；從媒體人陳文茜引證美中積極對有效疫苗的施打，方是解決疫情當務之急卻遭嘲弄，到作家龍應臺揭露官僚體系在面對人民死亡所呈現冷淡態度感到憤慨時，得到的依舊是極度漠視。
從醫療專業不斷倡議的理性陳述探討，到社會階層接續的感性熱烈呼籲，卻千篇一律從政府團隊得到的回覆，俱是如總統府：「對陳培哲院士離開國家疫苗研究團隊感到不解。」那千山獨行式的高傲；及臺灣已深陷疫情災區之中，防疫指揮官猶對外媒投書：「臺灣是全球防疫最成功的國家之一，希望把臺灣的成功經驗推廣到全球，以確保所有人都享有高品質的醫療衛生服務。」此等似晉惠帝式「何不食肉糜？」的荒唐笑話。
我們赫然發現，原來這出在臺灣上演的疫情「理性與感性」，參演的竟只是一般公民的角色，政府倒成了看戲的，他們也許還沒到翹着二郎腿的可笑節奏，但卻仍顯一副悠坐高臺，兼具作品改編與導演角色的姿態，一面指評劇中的背景藍天太多，綠地太少；一面斥責劇情角色缺乏共體時艱的演技，沒能跟着政府屁股後面亦步亦趨；他們既暗嫉理性戲碼情節與之意識殊途，又忌憚角色感性呈現無法與之主觀同歸；只好放任那些由他提供戲票入場的1450，權充鬧場的劇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