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語之路
說到俄語之路，應該首先提一提我上小學時與我同桌的那個俄羅斯男孩薩沙。他長着一張典型的東歐人的臉：長圓的臉蛋，白皙的皮膚，高高的鼻子，瓦藍的眼睛，淡黃的頭髮。他能講一口流利的普通話，但俄語畢竟是他的母語。出於好奇心，我免不了向他學幾個簡單的單詞。於是，從那時起，“здорово”（“你好”）、“спосибо”（“謝謝”）、“до свидания”（“再見”）這些詞語就開始掛在我的嘴邊了。俄語音樂性強，講起來抑揚頓挫，小孩子自然喜歡，尤其是那個舌顫音，聽起來那麼悅耳，那麼令人振奮。也許是由於我的天賦吧，雖然漢語裡沒有這個發音，可我一張口就能發出這個音來。很難說從那時起我就把俄語確定爲自己的人生目標，但起碼可以說我已經在俄語的路上邁出了第一步，爲我以後努力耕耘的那片土壤埋下了第一顆種子。
這第二步說起來就有點可笑了。這可以算生活之路上的一段小插曲，也可以算少年時代的一個小佳話。看似偶然，卻成了我以後繼續在這條路上走下去的關鍵一步。
初中開始設外語課，當時，英語與俄語這兩門外國語可以自選。因爲我從小就有英語基礎，再加上那位英語老師在解放前曾經是我父親的一位同事，我對他很熟悉，於是我自然而然地就選擇了英語。到高中以後，本來應該繼續學英語，可這時一個人的出現改變了我的選擇，也改變了我的命運。學校新分配來一個教俄語的女教師，她大學剛畢業，二十二三歲，年輕，漂亮，舉止端莊，亭亭玉立。據說她是北京一個富商的女兒，而且畢業前剛剛被打成右派，分配到這裡來，邊從事教學，邊接受監督改造。我和班上那些男性夥伴們當時都是十六七歲的男孩子，一下子被這位美女教師吸引住了，哪裡還顧得上她那些所謂政治背景。於是，一場可怕的“語言大轉移”開始了：學英語的男同學們紛紛要求改學俄語，我這個感性十足的人自然也在其列，更何況我還有過與薩沙爲友的經歷，有過對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的崇拜，當然就成了要求改弦更張的衝鋒陷陣者。愛屋及烏，愛薩沙，愛托爾斯泰，也愛這位美女教師，愛他們的語言也就順理成章了。現在我還清楚地記得她在給我們上第一堂課時的情景。她當時雖然頭上還戴着一頂“右派分子”的帽子，可畢竟她才20出頭的年紀，稚氣未脫，所以在課堂上一點看不出她有壓力的樣子。她嗓音甜美，談吐自如，語言流利。尤其那一口俄語，着實地道。她雖初登講臺，卻很像一位經驗豐富的教師，一舉手，一投足，都顯得那麼優雅，那麼得體，看來是具備當教師的天賦。她的俄羅斯名字叫索菲婭，我總是親切地稱她爲“索妮婭”，她對我也直呼愛稱“瓦洛佳”。我曾與一位長者既爲師生，又爲摯友；此時，又與一位幾乎與我同齡的女孩既爲師生，又爲摯友。這也許是我的性格使然吧！我本來語言天賦就好，再加上各種因素組成的動力，很快就成了班上俄語學習的佼佼者。在她的指導下，到了高二，我就能繪聲繪色地用俄語朗誦高爾基的《海燕》。我喜歡那首俄羅斯歌曲《小路》，因爲它歌頌了友誼，歌頌了愛情，歌頌了大自然的美麗，也歌頌了愛國主義精神。在那次攀登青龍山的路上唱過它，但當時用的是中文，而且讓我們改了詞。這時，她教會了我用俄文唱它，我們經常一起同聲哼唱，配合默契，彼此心照不宣。至今，每當我獨自用俄文唱起這首《小路》，她的音容笑貌就會浮現在我的眼前。前幾年回家鄉，我曾去她家裡拜訪過她。她已年過七旬，仍精神矍鑠，雖已失去了青春時代的靚麗，但風度仍不減當年。我送給她一本我的譯著，既是對我的學習成績向她做一個彙報，又是對她曾教給我知識，曾施與我友愛，把我引上這條至今我仍然走着的路表達一種誠摯的謝意。我們又用俄文唱起那首《小路》，兩個人都老淚縱橫……
邁出了這第二步，就一發而不可收，接着就必然要邁第三步了，這第三步就是考大學我選擇了俄語專業。由於我既愛俄羅斯語言，又愛俄羅斯文學，所以北京大學的俄羅斯語言文學系就成了我的首選。可那一年出乎意外，北大比北外錄取分數線高得多，我未達到北大的錄取分數線，卻遠遠高於北外的錄取分數線。但按當時的錄取方法，第一志願未被錄取，檔案一出手，下邊的各個高校就紛紛來搶。我的俄語成績是滿分，就被河北師範大學這所省屬高校把住不肯撒手了，於是北外也沒有上成。從此，這所省屬高校就與我結下了不解之緣，我在這裡讀書，在這裡工作，直到退休。
這所省屬高校所在的城市當時還是一座小城，初來時確實感到生活不習慣，但隨着時間的推移，我不但逐漸習慣了這裡的生活，而且還深深地愛上了這座小城。它那古樸的民風，在我家鄉那座天輪飛轉，機器隆隆，人聲躁動的城市裡是難得一見的。石板鋪成的小街上，穿行着頭上圍着羊肚手巾的農民。古樸的裝束，古樸的鄉音，再配上那古樸的石板路，構成了這座小城的一大景觀。這種充滿詩意的古樸正是我愛上它的主要原因。當然，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那所與我結下不解之緣的學校就坐落在這個小城裡。學校當時還遠離城區，校園說不上大，卻幽靜深邃；樓房說不上高，卻玲瓏剔透；甬道說不上寬，卻透着曲徑通幽之美。置身其中，不禁讓人想起歐陽修的“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幕無重數”的名句。就是在這樣一座古樸的小城，在這樣一個幽靜的校園裡，開始了我的大學生活。
我與這所學校所結下的不解之緣，自然也就是從大學生活開始的。大學生活呀，讓我一生都心馳神往的大學生活呀！那一幕幕場景，抹不掉，甩不開；那一縷縷情絲，剪不斷，理還亂。衆緣之首，莫過於與俄語之緣了。偉大的羅蒙諾索夫的名言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裡：“俄語具有西班牙語的莊嚴，法語的活潑，意大利語的溫柔和德語的剛勁。用俄語可以同任何人講話：上帝、朋友、女性和敵人。”童年和少年時代的基礎，大學的環境與名人名言的鼓舞讓我一頭扎進俄羅斯語言文學那寬大溫暖的懷抱裡，從此再也解脫不出來了。它的懷抱像大海般遼闊，像花園般豔麗，我在裡面徜徉，盡享其樂，忘乎所以。是的，我忘乎所以了，竟忘記了人世間還有另外一種不了情，另外一種不解緣。
秋，永遠是肅殺的。“卻道天涼好個秋”也好，“秋風蕭瑟天氣涼”也好，在寫秋的肅殺之餘，都道出了詩人的無可奈何之情。似乎人們對秋的悲涼早就司空見慣了，很少有人對詩人的無病呻吟動情。可我卻永遠忘不了那個霜葉凋零的深秋的早晨。
樹葉幾乎落完了，那僅餘的幾片還頑強地在枝頭瑟縮着。這是我走進大學校園的第一個秋天。那天早晨，我獨自站在校園的一個角落裡讀書，忽然，一個女孩的倩影出現在我眼前。我看着她，心裡愣了一下，彷彿看到了普希金筆下的“барышня-крстьянка”：高高的個子，並不美麗卻頗生動的臉型，一身洗褪了色的藍布卓婭衫，一頭齊耳的短髮。我知道，她是我們班學習最優秀的女生。也許是惺惺惜惺惺吧，入學不久，我們就互相產生了好
感，但這一次是我們正式交往的開始。我們彼此會心地嫣然一笑，就朝小徑深處走去。
說起我們的交往，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理解。她在我的心目中，與其說是女友，不如說是“語友”。所謂“語友”，就是用俄語互相交談的朋友。我們的交往確實很密切，經常出雙入對。在同學們的心目中，我們就是一對令人羨慕的情人。可我們自己心知肚明：在我們的交往中，沒有花前月下的竊竊私語，沒有羞澀的目光，更沒有大膽的表露，有的只是俄語的言來語往。我們用俄語談文學，用俄語讀詩，甚至用俄語講哲學，用俄語參禪。可就是誰對誰也沒有講過“Я люблю тебя”。當然，心領神會是有的。我給她寫過一首詩：
吳越風光最適人
剛開桃李好行文
賜琴墨客能爲樂
我奏陽關慰赤心
這不就是“吳剛賜我”嘛，因爲她的名字叫“桂花”。她也曾在寫給我的信中表白：“Бес тебя мне пусто”。一天晚上，我們在校園裡散步，講着俄語。也許是天太黑了，也許是太投入了，也許是二者兼而有之，她一下撞到花壇上，跌倒了。我把她扶起來的時候，感到她的肩膀微微抖動了一下……又一個晚上，我獨自躑躅街頭，設計着情景，自己和自己講着俄語。“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雖然離得並不近，但我從她的眼睛裡彷彿讀到了什麼……
有時，我們也在一起讀我們喜愛的中國詩人的詩，徐志摩的，戴望舒的，汪靜之的……有一次，我們齊聲朗誦徐志摩的《再別康橋》，當讀到最後一節時，我們兩個的聲音中都透出一絲悵惘之情。彷彿預感到了什麼，彷彿這“不了情”真的要“了”了，這“不解緣”真的要“解”了……
畢業的時候，我登上了北上的列車。在送行的人羣裡，沒有見到她。但見城中綠樹依舊，小街猶存。這時，我忽然想起徐志摩的那首詩，於是，我真的揮了揮衣袖。不是想揮掉袖中的雲彩，而是要把美好的回憶留在這裡。
也許“美好”真的讓我從袖中揮出去了，大學畢業以後的俄語之路，有很長一段時間確實不那麼美好。衆所周知，在那個時代，我們國家的一切都是與政治鬥爭、階級鬥爭聯繫在一起的。爲了政治鬥爭和階級鬥爭的需要，任何美好的東西都可以拋棄，即使是毫無階級性的語言也難逃厄運。由於中蘇關係的破裂，俄語一下子被打入冷宮，豐富的俄羅斯文學遺產也都被釘上了“封、資、修”的標籤。我這個以俄羅斯語言文學爲特長的人自然也就無用武之地了。儘管如此，我與俄語之緣並未稍有冷漠。從大學畢業到我重操舊業那二十幾年的時間裡，無論走到哪裡，從事什麼工作，俄語這個我最親密的朋友一直陪伴在我的身邊。即使在十年動亂那最艱難的時代，我也冒着坐牢甚至殺頭的危險，做了三件事。當時做這些事，完全是出於對俄語熱愛的本能，現在看起來，這三件事成了我以後得以繼續在俄語這條路上前進的里程碑。第一件事是藏書。曾有幾年的時間我被甩到長城腳下一個偏遠的小山村，享受“通過勞動，改造思想”的“優厚待遇”。我歷盡艱辛，幾經輾轉，把我珍藏的百餘冊俄文典籍運到了我的“勞改”所在地。我把那些書用油布包好，在宿舍的泥土地面上挖了一個坑，把它們埋了起來。正因爲如此，這些書籍能夠保存至今，成了我教學、科研和翻譯的得力助手。第二件是“聽敵臺”。每到夜深人靜，我就把隨手攜帶的一個小型半導體收音機調到短波，收聽莫斯科的聲音。幾年的時間，從未間斷過。要知道，在當時，“收聽敵臺”這個罪名甚是了得，弄不好要殺頭的。正是因爲這種堅持，我的聽說能力沒有下降，後來重操舊業時，纔有輕車熟路之感。第三件是翻譯。十年動亂期間，大部分書籍都成了禁書，俄蘇作品尤甚。雖未焚書坑儒，卻無讀書自由，人們的精神生活極度貧乏。在這種情況下，我產生了把一些名家名篇譯成中文的想法。這種想法在當時是大膽的，也是很危險的，但我還是把這種想法付諸了實踐。“勞改”之餘，偷偷從地下翻出幾本書，從一些詩文中擇其優者，動筆譯起來。雖然幹這種工作的時間有限（必須在不被人發現的前提下進行），但幾年下來，也譯了十幾萬字，密密麻麻地寫了幾百頁的稿紙。有一次，一不小心被人發現了，我當時嚇壞了。但他是個文學愛好者，並沒有去揭發我，而是把我這些譯稿拿去，自己重抄了一遍，又給我送了回來。他也是個不安分的人，把他抄的譯稿又送給別人轉抄。當時，人們對精神食糧需求之強烈，用“如飢似渴”來形容絕不爲過。這樣，抄來抄去，竟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我家鄉一帶流傳開來。我曾捏過一把汗，但有幸躲過一劫。更爲“有幸”的是，當時冒險乾的這件事爲我以後從事翻譯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從上大學開始，我就養成了兩個習慣，這對學習外語的人和從事外語工作的人來講應該說是好習慣。第一個習慣是說。自己設計情境，一個人扮演多個角色，進行情境對話。這種活動的場所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在路上，一個是在廁上。習慣成自然，半個多世紀以來，這種習慣一直保持至今。在那視俄語領域爲禁區的時代，這種習慣更成了我精神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更爲重要的是，它對我口語水平的提高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現在，我雖然已經是七十多歲的老人，仍然經常與在異國他鄉的俄羅斯朋友通電話，在電話裡仍然能夠談笑自如，毫無聽說方面的障礙，這應該說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這種幾十年如一日的好習慣。第二個習慣是寫。隨時隨地，無論是在會場上聽領導講話的時候（實際上我聽不到領導講的是什麼），還是在工地、田間勞動的空閒時刻，我都會隨便拿出一張紙，掏出隨身攜帶的一支筆，旁若無人地寫起我的俄文來。寫那些我能背誦的俄羅斯名詩美文，有時也會寫幾句自己的所思所想。這個習慣使我的俄文書寫能力和書面表達能力能永遠保持在一定的水平。在那個文化橫遭掃蕩的時代，作爲一名知識分子，內心是痛苦的，而這兩個習慣卻能讓我苦中作樂。每每我在一張碎紙片上奮筆疾書的時候，我就會想起“矮紙斜行閒作草，晴窗細乳戲分茶。素衣莫起風塵嘆，猶及清明可到家”這幾句詩來。此時此刻，我不就是在“矮紙斜行閒作草”嗎？而且我也確信，“清明”的歲月總會到來的，我也終將回到那個屬於我的“家”。
是的，這一天終於來了。20世紀80年代末，中蘇關係解凍，兩國的貿易往來驟然升溫，於是我毅然辭去了中學校長的職務，投身到中俄貿易的洪流裡去了。我棄文從商，不是爲了賺錢，而是爲了重逢那久違的摯友——俄羅斯語言文學。我隨一個商團來到俄羅斯，從事經貿翻譯工作。由於我20多年對這位摯友不離不棄，所以這項工作對我來講是輕而易舉的。我的主要目的是感受俄羅斯文化，感受遼闊的俄羅斯大地的氛圍，從遠東港城到歐洲腹地，從北極冰原到黑海之濱，我的心在震顫，我的身在狂舞，我的腦在急轉，我的口在高歌。傍晚，在莫斯科郊外的白樺林裡漫步，哼着那首舉世聞名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看着腳下這條細長的小路，聽着
白樺林在風中舞動的聲音，那景，那情，真的讓我如癡如醉。白樺林，它是俄羅斯的象徵，它是俄羅斯詩人的至愛，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站在康斯坦丁諾沃這個綠樹掩映下的村落旁，聽着奧卡河潺潺的水聲，看着河兩岸旖旎的風光、蒼黛的色彩，感受着這裡的寧靜和恬適，葉賽寧那一行行優美的詩句輪番在我腦海中盤旋。這又是一種多麼強烈的精神享受啊！聖彼得堡的白夜，站在涅瓦河邊的一個橋頭上，看着那些坐在岸邊讀書的以及走在岸邊低語的俄羅斯男女，心裡又是別一番滋味。站在列寧山 上，仰望莫斯科大學的主樓，腦海中不由涌出四個字：“文化神聖”。就這樣，近三年的時間，我的一雙腳幾乎踏遍了整個俄羅斯大地。經過那種語言環境，那種文化氣氛的薰陶，應該說我的俄羅斯語言文學造詣又產生了一個飛躍。可我當時已經是50多歲的人了，不可能永遠這樣奔波下去，於是我又做出了一個出人意料又順理成章的選擇——回到大學去教書。
我又回到了我當年讀書的那座城市，那所學校。城市已經成了省城，變大了，變高了，繁華了，氣派了，可我仍然懷念當年它是一座小城時那古樸的模樣。“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過了30年，人非物也非，只是有一點沒有變，那就是我對俄語的熱愛，對俄語事業的執着。我要把這種熱愛，這種執着，全部傾注到我的學生身上，要讓俄語的生命在他們身上延續。這是我在俄語之路上邁出的又一大步，堅定的一大步。
大學校園的生活永遠是豐富多彩的，那花壇，那樹叢，仍能勾起我青春時代的記憶。“當我們想起年輕的時光，當年的歌聲又在盪漾。”而現在，盪漾在我眼前的是一羣當代大學生的笑臉，盪漾在我耳邊的是他們純真的笑聲和琅琅的書聲。已過知天命之年的我很快就融入到了這個青春的羣體之中。在課堂上，我以極其輕鬆的方式與他們交流。這些從來沒有接觸過俄語的大一學生們，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大部分都能講一口流利的俄語了。有些成績比較優秀的學生，剛剛升入大二，就開始用業餘時間到外邊去做翻譯工作，他們應付裕如，頗獲好評。與此同時，“業務水平高，教學能力強”這頂桂冠也就很快戴到了我的頭上。寫到這裡，關於外語的教與學，我想議論幾句。我教的學生進步那麼快，與師生雙方的內在因素當然有關係。學生悟性強，學習刻苦；教師的業務水平與教學能力我也並不否認。但問題的關鍵並不在這裡，而在於我這個當老師的思想深處的理念。學外語爲什麼？爲了交流。交流的主要方式是什麼？是聽與說。語言本身就是一種有聲的東西，無聲的交流不是正常的交流。我們的學生，從一入小學就開始學外語，一直學到大學，十幾年的時間，有不少人一句話都不會說，一句話也聽不懂。甚至有些外語專業的學生，到大學畢業都不能以所學的外語同以這種語言爲母語的人進行無障礙的交流，這不能不讓人產生一種危機感。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教師的理念和教學方法。在中小學，爲了分數，進行應試教育，忽略了語言教學的本質；在大學，有些教師偏重於研究，他們自己的語言表達能力都不達標，怎麼能培養出在聽說方面都無障礙的學生來呢？外語教學的這種狀況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語言不同於語言學，語言本身不是一門知識，而是一種技能，一個工具。正因爲我認定了這一點，所以在課堂上，我不是進行知識的傳授，而是進行技能的培養和工具的授予。我從來不在詞彙、語法的講授上花費時間，而是與學生們坐在一起，自由地交流，自由地討論。我還專門設了一個名爲“白樺林”的俄語角，每天晚上我都要在那裡與我的學生們談天說地。我沒有培養出多少研究人才來，但是我敢說，我培養了一羣實用型的人才。現在他們在中俄兩國的多個城市裡，爲經濟建設，爲文化交流發揮着實實在在的作用。
我常常想起中學時代那個與我成爲忘年之交的、長我50餘歲的老者，所以在課餘時間我也主動去找這些年輕人交朋友，我們很快也就成了忘年之交，更何況我比他們還大不了50歲呢。幾乎他們所有的課餘活動我都參加——聯歡會，朗誦比賽，甚至郊遊。我曾在與學生們的一次郊遊之後填過一首《一叢花》，現抄錄於下：
桃花影下白頭翁
心也似兒童
登臨絕頂不更色
歡聲動 其樂融融
阡陌縱橫
凝眸望斷
何處是來蹤
兒郎狂舞意方濃
雅韻幾時窮
山巔小酌添情趣
更難得 醉意朦朧
攜手忘情
共尋歸路
明日又東風
師生情已經達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有時週末晚上，孩子們都上街了，我獨處一室，孤獨寂寞之情也會突然襲來。不過我有這樣一種感覺：享受孤獨，享受寂寞，同樣是一種美。下面這首《浪淘沙》就是這種感情的具體體現：
水暖暖鳧鴨
漫舞楊花
清音唱晚遏雲霞
歌女小園尋不見
紅日西斜
遊子在天涯
苦覓春華
黃昏啜酒又分茶
奼紫嫣紅爭不得
獨對寒鴉
這種情所針對的不僅僅是學子，更重要的是針對我所鍾情的俄語。
在俄語之路上所走的最後一步就是退休以後了，這一步的主要內容是潛心翻譯，十幾年來，出版了數百萬字的譯著，其中有的獲得了國家級獎項，如《蘇霍姆林斯基教育論文集》，有的是學術價值極高的文獻，如《俄羅斯白銀時代文學史》。這一方面得益於我幾十年積累起來的深厚功底，另一方面，與我的一位摯友對我的幫助和鼓勵也是分不開的。上大學時，我們是同班同學，都鍾情於俄語又熱愛文學；工作時，我們是同系同事，又先後在這個系當過系主任；退休以後，共同的愛好又讓我們幹起了同樣的工作——譯書。我們兩家住得很近，兩個人經常聚到一起，有時高談闊論，有時笑語連連，有時籌劃方案，有時各抒己見。最多的則是“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我們各自成了對方的一個動力，讓我們工作更愉快，成果更豐碩。我雖已進入老年，卻少有老年人的嗜好：不注重養生，不與人閒聊，不打牌，不聚餐。坐在電腦前搞翻譯，是我消磨時間的主要方式，也是我最大的人生享受。命運讓我走上了這條路，只要我的心臟不停止跳動，我就不會在這條路上停步。
回過頭來，我彷彿又感受到了那一個個可親、可愛、可敬的身影，聽到了他們熟悉的聲音，看到了他們那秀美的字體。那位小學的同桌薩沙，那位美麗的中學教師，那位在大學裡與我失之交臂的志同道合的“紅顏知己”，還有幾位上學時與我有書信來往的俄羅斯朋友，工作時對我進行過幫助和指導的俄羅斯專家，再有就是退休後在翻譯工作中與我互爲動力的摯友。我要對你們說：謝謝！你們伴我走過了一段難忘的路。這條路上有荊棘，有鮮花；有峭壁，有田園；有險灘，有清泉……所有這些東西，無論哪一樣，我都喜歡。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