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狂與恬靜
還記得解放後不久人們興高采烈、歡天喜地的樣子。那時年齡小，這種氣氛當然很容易感染到我。我們同一條街上的孩子們，經常聚到一起，打“霸王鞭”，唱《解放區的天》，把解放前那些關於“共匪”的宣稱早就忘得一乾二淨了。後來的鎮反、肅反，三反、五反，直至“敲鑼打鼓進入社會主義”，一切都覺得很正常。但到了1957年，就覺得有些變了味兒。當時我雖然只有十幾歲的年齡，但因爲多讀了幾本書，對周圍的事物就比較敏感。一場“陽謀”之後，揪出了一大批“策劃於密室，點火於基層”的“右派分子”。一時“山雨欲來風滿樓”，空氣中瀰漫着血雨腥風的氣息。從這時起，瘋狂的序幕就拉開了。此後不久，“三面紅旗”開始高高飄揚，在“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指引下，“大躍進”的狂風吹遍神州大地，“人民公社”的牌子掛滿千村萬落。於是，“瘋狂”這齣戲正式開演。好長的一齣戲呀，一演就演了20年。演得民生凋敝，經濟崩潰，國力衰微，人心不古。
讓我列舉“瘋狂”這齣戲中的幾個場景吧。這些場景有的讓人哭笑不得，有的則是不折不扣的悲劇。
1958年，我正在上高中，學校開始實行“半工半讀”。這個“半工半讀”與當年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法國的“半工半讀”不同：這個“工”是不給報酬的，而且不是自願的。有兩件事給我留的印象特別深。
第一件是“學農”的“工”。學校組織我們這個年級的同學到郊區農村去“深翻地”。地應該翻多深，老農民最有發言權，但那個時候，誰還聽老農民的話！上邊交代下來，翻得越深越好，看誰能“放衛星”。我體力單薄，又有一點寫作功底，老師照顧我，不讓我去從事那繁重的體力勞動，而是讓我與另外一位同學搞宣傳鼓動工作。於是，我們兩個，一手拿着紙筆，一手提着廣播喇叭，穿梭於汗流浹背的同學中間，發現“好人好事”，即寫即播。一會兒，這裡“放了個大衛星”，一會兒，那裡又“掀起了競賽**”。我們兩個雖然沒幹體力活兒，但手、腳、口、腦並用，也忙了個不亦樂乎。我的那位同伴死心眼，忙於工作，一泡尿硬是憋着不去撒。最後憋不住了，全都撒在了褲子裡，尿液順着褲管往下流。看到這種情景，我真是覺得可憐、可笑又可悲。當時旁邊沒有別人，他一再叮囑我，不要把這件事告訴別人。我當時哭的心思都有，哪裡還顧得上對這種事多嘴多舌。幹了一個禮拜，大家累得要死，可據說第二年，我們“深翻”過的這塊地上寸草未生——生土都翻到地面上來了，哪裡還能長莊稼！
第二件是“學工”的“工”。我們這些城裡的學生，參加農業勞動的機會並不多，而到工廠、礦山裡參加工業勞動卻是家常便飯。每週有三天的時間到礦上去幹活：“半工半讀”嘛！記得當時經常乾的一種工作是往運煤炭的火車上裝煤。我們家鄉管這種運煤炭的火車車廂叫“煤鬥”，車廂是敞開的，沒有頂，大概有兩個成年人那麼高。剷煤的那種大鐵杴，一杴裝滿足足有30斤。剷起一杴煤，要高高地揚，用力地甩，才能甩到那比我們高得多的“煤鬥”車裡，其勞動強度之大，可想而知。勞累，還能勉強支撐；危險，可就讓人不寒而慄了。同學們領了工具之後，大約要走半里路才能到達工地——“煤鬥”車旁。老師要求排隊走，礦上的師傅囑咐我們，鐵杴不能扛在肩上，要拎在手裡，以免碰傷走在後面的人。偏偏有一位同學，不知是故意不聽話，還是習慣成自然，還是把鐵杴扛在了肩上。走在他後面的那位同學又是那麼心不在焉，拎着杴，低着頭往前走。一個不小心，額頭撞到前面的鐵杴上，馬上血流如注。送到醫院去，縫了十幾針。雖說無大礙，可額頭上的疤痕卻成了那段經歷給他留下的永久的紀念。
鋼鐵元帥升帳，超英趕美，在那個年代成了壓倒一切的頭等大事。全國上下，城市鄉村，高爐林立。“小土羣”，大鐵鍋，土風箱，都成了鍊鋼的設備。有一段時間，我們白天干完之後，還要挑燈夜戰。有一個同學，拉着一車收來的廢鐵往小高爐送，途中撞到牆上，車轅戳碎了肩胛骨，落了個終身殘疾。還有一位同學，晚上蹬着梯子爬到高爐頂上往爐裡添料，結果自己也掉進高爐裡，化成了一縷青煙……
瘋狂的人羣在危險的路上奔跑，希望能夠“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結果跑得離共產主義越來越遠。糧食豐收了，卻都爛在了地裡。挺好的鐵製器皿被砸碎了，結果煉出了一堆廢料。這通折騰的後果很快就顯現出來了，接踵而來的就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其實，“自然災害”僅僅是個藉口，另一個藉口就是所謂“蘇修逼債”。藉口終歸是藉口，謊言永遠是謊言，在謊言早已被揭穿了的今天，我們又能說什麼呢？我們只能希望，瘋狂不要再來，悲劇不要重演，飢餓不要再成爲橫掃神州大地的邪風。
說到飢餓，凡是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幾乎人人都有深刻的記憶，有切膚的體會。我們家在當時算是條件比較好的。父親享受着“吃小竈”的待遇，時不時能往家裡帶一點營養品。我弟弟那時只有四五歲。現在他還經常說，對那個年代的記憶並不具體，也不深刻，只是隱約記得，當時的天總是陰沉的。父親每週回一次家，一到星期六下午，弟弟就開始焦急地等待，因爲他知道，父親一定要帶回一些好吃的東西回來。有一次，弟弟聽到父親所乘坐的轎車的鳴叫聲，趕緊衝出房門，往院子的大門跑。因爲跑得太急，竟在院子裡摔倒了。這一下摔得可不輕：上邊的門牙戳穿了下嘴脣，現在他的下嘴脣上還留有一個孔狀的疤痕……
這種瘋狂並沒有就此止步。“調整、鞏固、充實、提高”讓人們逐漸擺脫了飢餓，但很快就來了個“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上大學時關於“紅”與“專”的討論，堪稱是對這“三講”的具體詮釋。在全國大氣候的影響下，大學裡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關於“紅”與“專”的大討論。在這場大討論中，把大學生分爲三等：第一等爲“又紅又專”，第二等爲“只紅不專”，第三等爲“只專不紅”。這裡所謂“紅”，指的就是“思想好”, “專”，指的就是業務好。隨着討論的深入，一些人不太光彩的嘴臉開始顯露。這些人平時學習不努力，無論學專業，還是學馬列，都稀鬆平常，但他們卻有的是時間，有的是精力也有的是智慧去搞那些蠅營狗苟的勾當。他們上躥下跳，鑽營拍馬，喊口號，唱高調。可想而知，整天把時間和精力放在這些事上的人們，能把專業學好嗎？但這時，他們卻給自己找到了一個冠冕堂皇的藉口：“只紅不專”，而像我這種學習成績優秀，平時不事張揚的人，他們就給扣上了一頂“走白專道路”的帽子。他們這樣做其實是有目的的，無非是想通過一番表演，爲自己撈取一點資本，爲畢業分配打基礎，用心可謂良苦矣。後來的實踐證明，他們沒有白白努力，畢業後，這些人大部分都被分配到了大城市，進了人們普遍認爲理想的單位。而我這種“走白專道路”的人，當然就被打發到山溝裡去了。這是完全符合當時的時代潮流的。在討論中，我對“只紅不專”這種說法提出了異議。我認爲，“專”，即學好專業，是爲了更好地服務於人民，服務於社會主義，爲祖國建設多做貢獻。如果一個人真的“紅”，即思想好，那麼他就應該意識到學好專業的重要性，就不應該光在那裡喊口號，唱高調。所以，真正思想好的人，學習一定也好，即，“紅”的人，一定要“專”；不“專”的人，不是真“紅”，學習不好的人並不是真的思想好，而是用所謂“思想好”爲自己不努力學習找藉口。結論是：“只紅不專”的人是不存在的。此議一出，當然等於揭開了那些人的瘡疤，於是立刻引起他們的激烈反彈。大大小小的帽子鋪天蓋地地朝我頭頂飛來，“白專”之餘，又加了一頂更大的帽子，即所謂“三大三小”。說我們這些學習成績好的人是爲了將來“賺大錢，做大事，成大名”，擁有“小洋房，小汽車，小家庭”。當時那種氣勢，上下左右，遙相呼應，戰火紛飛，萬炮齊鳴。我們這些人勢單力薄，完全喪失了招架之功。無奈之下，只能寫了一首詩作爲迴應。詩題爲《自嘲》，其中也不乏反抗和自我安慰的成分。詩曰：
生不逢時遍體瑕
葫蘆腦袋大黃牙
七零八落紅頭髮
一步三搖黑腳丫
我鬥不過他們，偷偷地罵幾句還是可以的吧！
大學畢業以後，並沒有讓我到某一個單位去從事專業工作（實際上當時我們這個專業已經“無業可從”了），而是讓我參加了四清工作隊，到農村去搞“四清”。農村“四清”，名曰整“四不清幹部”，實際上也是破壞農業生產，擾亂國計民生的一個瘋狂之舉，它是始於1957年，終於1976年的整個瘋狂鏈條中的一個環節。我在四清工作隊中滯留了兩年，兩年間，目睹了太多的奇怪事，可笑事，瘋狂事，悲哀事……擇其要者略述一二。
那一年，京東某縣成了舉國關注的要域，因爲這裡是中國農村四清的發祥地和大本營。中央、省、市領導都在這裡“蹲點”；萬人壓境，來到這裡接受“培訓”。剛剛走出大學校門的我也成了這股人流中的一員。本來就是一個不足萬人的山區小縣，涌入這麼大一支隊伍，自然攪得雞犬不寧。縣民們惶惶不可終日，內心的不安清楚地寫在他們的臉上，因爲他們不知道，將要降臨到他們頭上的是禍還是福。所謂接受“培訓”，就是沒完沒了地聽各級領導的講話。具體講的什麼內容，我當時就沒有注意聽，現在當然也毫無印象。不過有一段話倒是至今記憶猶新，因爲那是一段頗爲形象的順口溜。你聽：“大幹部摟（這個字的聲調在這裡是陰平，是‘搜刮財物’的意思），小幹部偷，會計用筆尖勾，飼養員從牲口嘴裡摳，社員縫個大挎兜。”看，按照這種說法，我們的農村裡還有好人嗎？不是腐化墮落分子，就是雞鳴狗盜之徒。而這種話正是從對我們進行“培訓”的某領導嘴裡說出來的。他們顧此失彼，或曰非此即彼：說好的時候，就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形勢一片大好”，說壞的時候，就“摟、偷、勾、摳”滿嘴溜。掌權者瘋狂了，社會能不瘋狂嗎？
當時國家的經濟政策是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即使在農村，哪一塊地種植什麼，有經驗的農民說了也不算，要聽命於上面的指派。我曾親眼目睹這樣一個場景：在一片肥沃的土地上，玉米苗已經長到了一尺多高，綠油油的，着實讓人喜愛。這景象幾乎要讓我詩興大發了。這時，一個農村幹部模樣的人氣勢洶洶地走了過來。他後面跟着大約20個左右的人，男女老少，高矮胖瘦，參差不齊。他們個個面帶倦色，儼然一隊殘兵敗將。只聽帶
頭的那位領導一聲令下：“拔！”跟隨的人倦容頓失，毫不遲疑地拔起那綠油油、活生生的玉米苗來。站在旁邊的農民，有的嘆息，有的飲泣，我這個局外人，只有驚愕的份了。後來，“聽其相顧言，聞者爲悲傷”。原來，那位領導是公社書記，姓趙，外號“趙老狠”。幾天前，他曾通知農民，按照公社的統一規劃，這塊地應該栽種紅薯，要求農民把玉米苗拔掉，改栽紅薯。農民們看着玉米苗長勢如此喜人，着實捨不得下手，於是發生了今天的一幕：書記大人帶領着公社的全體幹部親自動手來拔。我，初爲愕然，繼而慘然。看着那狼藉滿地的、已經萎蔫了的玉米苗，我又禁不住潸然了。心頭又涌上來兩個字：可悲！
“培訓”結束以後，我隨着一支“四清”工作隊，唱着“毛主席，派人來”，入村正式開展“四清”工作了。這個村莊的貧困程度超乎我的想象。雖然沒有深入瞭解，但第一印象告訴我，這裡的農民正苦苦地在貧困線上掙扎。街頭巷尾，頹垣滿目，垃圾遍地。更讓我震驚的是，“老叟無衣猶抱孫”的景象居然成了我眼中的現實。毛主席說：“窮則思變。”現在我看到，他們窮，我想他們也在“思變”。但他們有能力“變”嗎？環境允許他們“變”嗎？更爲讓人不能容忍的是，工作隊長居然利用村民們這種“窮則思變”的要求，搞了一個“陽謀”。他們讓工作隊員分組召集社員們開會，讓大家獻計獻策，如何改變現在的貧困面貌。農民們是樸實的，也是聰明的，他們相信“救世主”來了，於是一個個切實可行的致富方案從他們嘴裡說了出來，不，是從他們心裡涌了出來。可他們哪裡知道，“包圍圈”正在縮小，他們將成爲這個“陽謀”的犧牲品。“獻計獻策”結束了，自然就“圖窮匕見”了。工作隊長把幾個獻計最積極，所提方案最切實的人揪了出來，作爲“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急先鋒”進行批鬥。這時，我又愕然、潸然了，不過這時心頭涌上來的是四個字：卑鄙無恥！
勤勤懇懇的幹部，老老實實的農民被“批倒批臭”了，而那些四清工作隊的“依靠對象”，那些“積極分子”們卻都活躍起來了。他們是些什麼人呢？說得直白一點，就是“二流子”。他們平日遊手好閒，憑着自己是所謂“好貧下中農”，唯工作隊長馬首是瞻，做了許多骯髒齷齪的事。我看不慣了，我要發聲了！這樣做的結果是給自己招來了一樁禍端，這樁禍端源於兩個字：“窮農”。時光轉到了1966年的秋冬之際，當時，“四清”尚未鳴金，“文革”已然擊鼓。這時，那些蠅營狗苟之徒的氣焰愈發囂張起來，所謂“子系中山狼，得志更猖狂”。他們確實“得志”了，高高在上的別有用心之徒讓他們“得志”了，舉國上下的混亂局面讓他們“得志”了。他們竟然效法城裡的紅衛兵，也在村裡組建了自己的“造反隊”。從此，他們徹底“脫了產”，整天出沒在街頭巷尾，田間地頭，朝那些“走資派”和“地、富、反、壞”指手畫腳，喝五吆六。中國的農村雖然長期處於貧困狀態，但中國的農民已經習慣了這種清貧的日子，所以多少年來，農村一直像一潭清水那樣平靜。偶爾也“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但微風過後，平靜依舊。“四清”已經攪渾了這潭清水，“文革”又讓這潭渾水沉渣泛起，變成了一潭污水。看到這種狀況，我心中疼痛難忍，“窮農”這兩個字的脫口，就是化疼痛爲氣憤的結果。一天晚上，社員們坐在生產隊飼養處的炕頭上學毛選。因爲我是大學畢業生，又讀過不少馬列的書，所以那一次，“四清”工作隊長讓我輔導。可以毫不謙遜地說，我比某些自詡爲“馬列主義者”的領導幹部們更懂馬列，當然講起來就口若懸河。嘴在講，腦子裡卻在不停地閃現那些“造反者”的言行。於是，惱怒讓我口無遮攔了，憤恨讓我信口開河了。我說：“有一次，我聽到某人對一個富農講，‘你是富農，必須老老實實、勤勤懇懇地勞動！’我倒要問一句，你是‘窮農’，就可以不老老實實、勤勤懇懇地勞動了嗎？”這一下子可捅了馬蜂窩，我這個輔導者馬上就成了“造反者”的批判對象。那些老實巴交的農民悄悄地退出了會場，讓那些“造反者”們留下來折騰。他們人不多，能量可不小，個個慷慨激昂，七嘴八舌地數落起我的“罪狀”來。在一片混亂中，我很難聽清他們具體喊了些什麼。總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地、富、反、壞的黑後臺”等一頂頂帽子接踵飛來。我能說什麼呢？默然而對吧！還好，大概他們看我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弱書生，沒有對我拳腳相加。不過，這並沒有讓他們消除心頭之恨，接下來又把我押送到市裡繼續批鬥。我想，他們這樣做，除了解恨之外，大概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想以此爲藉口到市裡去開開眼，散散心。他們把我安置在一家旅館裡，每天揪到街頭上去批鬥。雖然我的家就近在咫尺，但我卻只能“望家興嘆”了。一時，“何書林反革命罪行”的傳單滿天飛，我還真的大大出了一回名，而且白吃、白喝、白住了一個星期，我賺了。後來上面發出了“‘四清’工作隊立即從村裡撤出，聽候安排”的指令，正是這個指令救了我，於是我狼狽逃竄。
那是1967年，元旦已過，春節未到。我雖然結束了“四清工作隊員”的身份，但是並沒有獲得新的身份——上面沒有給我分配工作。當時“文革”已進入**：大破四舊、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大串聯、大打、大斗……總之，“大”得一塌糊塗。我雖然對這些“大”不感興趣，但有一條消息讓我眼前一亮：往屆大學畢業生可以“返校鬧革命”。我想，這倒是一個好機會，可以回去見見同學，會會舊交。於是，我踏上了返校的“征程”。
這裡我說“征程”毫不爲過，因爲距離雖然只有千八百里，可旅途的艱難簡直讓人難以想象。各級各類學校早就開始“停課鬧革命”了，此時正值紅衛兵“大串聯”最活躍的時期。火車已經不能用“人滿爲患”來形容了。好在我孤身一人，又瘦骨嶙峋，人還年輕，雖不“力壯”，倒也“利落”。從家鄉去北京的火車我總算擠上去了，可到北京轉車的時候，麻煩就來了。那一年，國務院通知，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春節不放假。在北京站排隊等候上火車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事。一位四十歲左右的婦女走到我跟前，帶着兩個小女孩，大的十來歲，小的七八歲。她說他們夫婦兩個都是中央某部的工作人員，她孃家在我返校途中的一個小縣城，因爲春節不放假，自己不能回去，讓我把她的兩個女兒帶到那個小縣城，在車站把她們送下車去就行了，站口有姥姥、姥爺接站。她這麼放心地把兩個女孩託付給我，大概是因爲看我還像是個正人君子吧！不過在當時，儘管造反派們鬧得很兇，但諸如拐賣人口、逼良爲娼之類的醜事還沒有發生過。如果是現在，大概沒有人敢那麼做了，哪怕你長着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樣。進站以後，看到站臺上確實停着一列車，心裡暗自高興。可走近一看，傻眼了。車廂裡面裝滿了人，外面還有成千上萬的人想往裡擠。所有的車窗、車門都緊閉着，人們根本進不去。我爲難了：如果是我自己，我會毅然離開，可我身邊還有兩個小女孩，怎麼辦？正躊躇間，忽聽一聲脆響，是一個膽大的人砸碎了一塊窗玻璃，人們紛紛從這個窗口往裡鑽。也許是這兩個小孩給了我動力，我奮不顧身地衝上前去，先把兩個孩子塞進去，然後自己也爬了進去，那情景，與上戰場毫無二致。車廂裡的景象更是慘不忍睹：過道、衣架、廁所都擠滿了人，我只能護着兩個孩子站在人牆中間。車開得慢極了，每一個小站都停，沒有下車的，但每個站臺上都擁堵着很多人，他們也努力想擠上車來，不過能達到目的的寥寥無幾。在女孩下車的那個小站，我勉強把她們塞出窗外，幸而有好心人接了過去。女孩回頭看着我流淚，我只能用苦笑作答。從北京到我上大學的那座城市不足300公里，車開了至少有十個小時。據說這輛列車是開往廣州的，不知什麼時候能夠到達，甚至能否到達都是未知數。這就是我所親歷的“大串聯”。
從城市的街頭巷尾，到校園的每個角落，一片混亂。到處在打鬥，甚至能聽到槍聲。只要高音喇叭裡播放出“造反有理”或者“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的歌聲，就一定是有流血事件發生了。
我返校的目的是想見見老同學，對“鬧革命”倒不怎麼感興趣。可結果留給我的除了掃興，就是焦急。掃興的是，很多想見的人沒有見到；焦急的是，想盡快離開，卻擠不上火車。那年春節是在家住本市的一個同學家裡過的。春節過後，形勢稍有平靜，於是，我就像一個逃兵一樣，跑回了我那可愛的家鄉。
“可愛的家鄉”，多麼溫馨的詞語呀！可當時家鄉的那種狀況並不可愛，更不溫馨。它與全國所有的城市、鄉村一樣，只能用兩個字來形容——混亂。我快要崩潰了，這時，傳來了要給我正式分配工作的消息，這讓我內心稍稍獲得了一點安慰。當時急切地盼望遠離喧囂，去到那“瘋狂”鞭長莫及的角落。我的願望實現了——把我發配到長城腳下一個偏僻、閉塞的小山村。
在中國大陸的任何一個角落，都找不到“瘋狂”之舉鞭長未及之處，但山村畢竟比城市裡平靜得多了。雖然牆上也有幾條標語，幾張大字報，偶爾也能聽到幾聲“造反有理”之類的口號，但喧囂的場面，打鬥的景象幾乎看不到。直到現在，我還慶幸當時在那個角落裡蜷縮了5年，讓我躲過了挨鬥之劫，也沒有被逼上“造反”之路。
當然，即使在這樣一個角落裡，也並不是與世隔絕的。我時不時能收到散落在各地的大學同學們發來的一些信件，從這些信件中，我能感受到，“瘋狂”還在祖國大地上繼續。有一次，從一位同學的來信中，我得知大學的一位好友在塞北小城張家口被洗劫一空，流落街頭。一時百感交集，終把憤世嫉俗之情，嚮往光明之意寄諸筆端：
梧桐一葉凋
北國秋來早
來去思淵魚
徘徊戀舊鳥
街頭車馬喧
門外河山好
一紙瘦金書
墨幹天欲曉
這只是一個插曲。此時，“瘋狂”在我心頭已成強弩之末，難穿魯縞了。倒是山村的恬靜成了那一段時間的主旋律。
在這個小山村裡，有一座只有六個初中班的農村中學。校園面積不大，不足30畝，坐落在一個小山的陰坡上。出北門下山，步行一里路就能走到村裡；出南門上山，也步行一里路就能到達山頂。院牆外，松柏成蔭，常有狐兔出沒，狼也並非罕見；校園裡，建築雖然簡陋，倒也整齊乾淨。別看這麼一個小小的山村學校，師資力量可相當雄厚，既可貶爲“藏污納垢”，又可褒爲“藏龍臥虎”。十幾名教師，清一色的大學畢業生。或從於名校賢師，或來
自通都大邑。清華的、北大的、復旦的，北京的、上海的、天津的，都是被這場瘋狂的運動甩到這個偏僻的角落裡來的。不過這樣也好，大家有着太多的共同點，所以也就有着太多的共同語言。當時還沒有“復課鬧革命”，小小的校園裡只有我們十幾個年輕的大學畢業生。大家談天說地，溯古論今，甚至輕歌曼舞，笑語歡聲。更有清新的空氣，幽靜的田園，朗朗的月色，啾啾的鳥鳴作伴，大家不但毫不寂寞，而且別有情趣。一位清華畢業的上海女生跟我學俄語，一位南開畢業的天津男生向我學京劇，頗有“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度”的氣氛，倒真個是“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了。彷彿又回到了當年有情，有愛，有書生意氣，又有學術氛圍的大學生活。最讓我難忘的是，一位畢業於北大中文系的北京女孩竟意外地成了我的紅顏詩友。此人清秀孱弱，多愁善感，頗有顰卿氣質。校園裡有一方果園，園雖不大，卻桃、杏、李、柰，諸果齊全。那是“綠肥紅瘦”之時。落英遍地，我偶然看見她正在園中掩埋花瓣。這個舉動令我震驚：是閒情逸致，是附庸風雅，還是確實觸景生情？我一時興之所致，隨口吟了兩句：
維特傷情人共惱
顰卿葬豔淚同流
聽到我的聲音，她突然轉過頭來，驚詫地看着我，似乎對我這個學外語的也能吟詩感到惶惑不解。這時我發現，她的眼裡確實含着淚，這才猛醒：她不是在做作，而是真情實感的流露。從此，我們彼此找到了知音，於是詩來詞往，相互慰藉，也算心有靈犀了。
那個傍晚，淅淅瀝瀝的秋雨把我這個喜雨之人吸引到宿舍門外，看見她也站在宿舍門口的廊檐下。她走到我身邊，說她喜歡聽雨，眼下雖無雨打芭蕉，也不是“留得殘荷聽雨聲”，而這雨點落到枝葉間，哪怕是落到泥土上的聲音，她也喜歡。她還說，眼前這景象，讓她想起了那次在昆明湖畔聽雨時的情景。我知道，她想家了，於是又隨口吟了兩句：
莫道京華頤和綠
山莊古廟勝名園
算是安慰吧，她卻流淚了。
有一次，她匆忙遞給我一個紙卷，轉身就走了。我回到宿舍，打開一看，薄箋蠅楷，錄着一首小詩：
自作新詞韻最嬌
小紅低唱我吹簫
曲終過盡鬆陵路
回首煙波十四橋
最初不解：酷愛婉約的她，不錄易安，不錄三變，偏錄白石，且並非名篇。研讀之餘，若有所悟。然有悟無奈，終故作懵懂。不過我對她永遠心存感激，直至今日。
可是好景不長，山東“猴王”一個陰損的建議讓大家天各一方，這裡只留下了我們兩個人，另一位是天津師範大學畢業，學數學的。不大的校園一下子變得空蕩蕩的了，不過我這個人善於接受孤獨，更善於享受孤獨。何況畢竟身邊還留有一個同伴。從此，我們兩個的生活也發生了根本的改變，變成了地地道道的農民。給我們兩個十二畝地，二畝菜園，一口井，一頭驢，另有兩間宿舍，一間廚房，一個廁所，一個豬圈——真正的農耕生活開始了。正是真正的農耕生活讓我享盡了田園的恬靜，閱盡了山林的美麗，也讓我切切實實地體會到了山民的樸實和善良。在這裡我願與能夠讀到這篇文章的人分享那段難忘又誘人的生活經歷。
種地。我們走出校門時間不長，雖然經歷過農村“四清”，但畢竟沒有種地的經驗。可地還是要種的。開春了，我們到集市上買來玉米種子，紅薯秧苗。幾乎沒有農具，一把鐵鎬，一把鐵杴，就動手幹了起來。他身體比我壯，力氣比我大，翻地之類的重體力勞動都是他幹，我則把玉米種子裝在上衣口袋裡，一粒一粒地往翻過的土地裡撒。紅薯秧苗也七扭八歪地栽到地裡了。那二畝菜園我們也充分地利用上了，各種蔬菜，應有盡有。黃瓜、青椒、西紅柿、茄子、豆角、蔥、姜、蒜……澆水倒是件容易事：有井，有驢，有水車，我們只在田園裡引一引水路就可以了。那一年天公作美，風調雨順，各種莊稼、蔬菜長勢良好。我們又沒有交公糧的任務，紅薯長到手指那麼粗就開始挖，玉米則剛剛定漿就開始煮，蔬菜也是現吃現摘。雖然沒有暴殄天物，卻也未曾粒粒珍惜，就這樣，我們兩個仍然“歲晏有餘糧”。這樣的農耕生活我們過了將近五年，而這五年正是極端瘋狂的時期。城裡在那裡忙亂，在那裡打鬥，我們卻亂中取靜，忙裡偷閒，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幸運。
騎驢。那頭老驢是我們當時的親密夥伴。它除了爲我們拉水澆地，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當我們兩個人的坐騎。當時我們兩個完全是一副真正的農民形象。夏天，一件布衫，半敞胸懷，一條長褲，挽到膝蓋，赤腳穿一雙塑料涼鞋，頭上戴一頂用葦篾編的斗笠，當地農民管它叫“涼帽”。我們兩個騎着那頭驢遊遍了周圍幾十裡的山水田園。兩個人騎一頭驢，我在前，他在後。那天地的廣闊讓我們的心胸也爲之開闊，絕非“騎驢過小橋，獨嘆梅花瘦”的境界所能比擬。驢背上的一件件往事，怎一個“難忘”了得！走農家，串獵戶；登燕山，上長城；採山菇，看松鼠……今天，當我獨處時，那些景象還時時在我眼前閃現，有時甚至情不自禁地笑起來。
那時候知識分子的地位是相當低下的，排在“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之後，被稱之爲“臭老九”，正好與中國封建時代的“九儒十丐”相符。即使是我們這些剛剛走出校門不久的年輕知識分子，如果是在城市，也是會受到百般歧視的。但農民不同，特別是老農民，他們樸實、善良，他們只憑自己的感覺去判斷人的好壞，而不受政治風向標的左右。正因爲如此，在這個幾乎被世人遺忘的偏僻角落，我們這兩個背井離鄉的年輕人並沒有被村民視爲“臭老九”，正相反，他們經常拿我們當貴客對待。那頭驢載着我們走遍了四周的十里八鄉，走進任何一個村落，無論大小，村民們都會對我們笑臉相迎。有時天黑了，村民們就留我們在家裡吃飯。白玉米、白小豆做成的米飯，雪白雪白的，就像真正的白米飯，而口感比真正的白米飯還要好。村民們平時生活很艱苦，但待客非常大方。山鄉盛產板栗，每次在老鄉家裡吃飯，餐桌上總會擺上一盤栗子雞。酒足飯飽之後，我們就與主人一起，坐在炕頭上，一邊用小菸袋鍋抽着旱菸，一邊海聊。他們給我們講了很多我們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事，我們也給他們講一些他們認爲很新奇的事。很多老鄉都知道我會唱外國歌，盛情難卻之下，偶爾我也給他們唱上一兩首。但當時不敢說是蘇聯歌曲，而謊稱爲阿爾巴尼亞歌曲，因爲阿爾巴尼亞是當時與中國關係最好的社會主義國家。
我們所在的山鄉就位於燕山腳下，長城沿着燕山虎踞龍盤，綿延萬里。當時我們正處於充滿好奇心的年齡，登長城的機會當然不想錯過。一個夏日，我們登上了山巔。這一段長城雖然破舊，但保存還算完整，朝兩頭看去，巍巍城牆直通天際。我們鑽進一個凋敝的城樓，雖是盛夏，但這裡八面來風，頗有寒意沁人之感。山頂上也有一方巨石，但個頭比我曾經登過的青龍山頂的那方巨石要大得多，當地村民稱之爲“捨身臺”。關於它，還有一個美麗的傳說，大意是一個僧人，不畏強暴，爲了信念，從此臺跳下去，化作一朵蓮花，飛上九天，似與“何立從東來，我向西方去”異曲同工。這方巨石確實高得可以，可我那位同學身輕體壯，居然徒手爬了上去，而我就無能爲力了。幸好上山前按村民的囑咐我們帶來了一條繩子，他把繩子放下來，讓我係在腰間。就這樣，他拉拽，我攀登，總算到了頂端。這個石頂與青龍山那個石頂何其相似乃爾：也是一馬平川，也有一方棋盤。看來人間的每一個角落都有世外高人。
春雨初霽的早晨，山間瀰漫着霧氣，正是採蘑菇的好時機。每逢此時，我們都要到松林裡去採摘一種叫“松蘑”的野山菌。蘑菇遍地都是，無須費力去找，我們往往採滿兩籃子就罷手。但玩興比採蘑菇的興趣更濃。有時，我們在松林裡奔跑；有時，我們像孩子一樣長時間仰望松樹頂上成千上萬只松鼠在那裡蹦蹦跳跳；有時，我們躺在林間空地的嫩草上，聞着泥土、花草和松針混合在一起的奇妙的香味，情不自禁地唱起來。玩得盡興了，才挎着籃子滿載而歸。
秋天，我們經常一起去地裡挖田鼠洞，有時在一個田鼠洞裡能挖出一斗幹栗子。冬天，我們兩個就蝸居在自己的宿舍裡。兩張單人牀中間生着個小火爐，爐火上烘烤着紅薯和板栗，整個房間裡瀰漫着甜香的氣息。這時，我們會打開話匣子，話題往往毫無邊際，上下幾千年，縱橫幾萬裡。竟然忘記了所有的孤寂，只有幸福之感從心底涌起。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去描述那一段生活經歷，是因爲它留在我腦子裡的印象太深刻了。另外，那一段經歷讓我們逃離了舉國的瘋狂，讓我們沒有被瘋狂地追殺，我們也沒有去瘋狂地追殺別人。它是讓我們享受恬靜的天使，也是讓我們躲避災難的救星。瘋狂與恬靜，距離是那麼遙遠，又是那麼切近。其實，它們的差距往往只體現在人們的一念之間。
1976年，這一切都結束了，我們的生活也從此發生了巨大的改變。毛主席去世時，我曾步他的《讀史》原韻，填了一首《賀新郎》來表達當時的心境：
低眉灑淚別
回首間蒼然地慟
欲秋時節
鴻雁徘徊不忍去
赤子拳拳忍得？
wωw▪ t tkan▪ ￠ O
追昔心頭更熱
鐵馬兵河馳騁日
笑臉迎沙場霜晨月
當報國
一腔血
渝州落木曾吟雪
詩行裡爭看捷足
遍留蹄跡
橫掃殘雲火與劍
去也豪紳政客
看萬姓臨風覽物
告慰英靈完夙願
有披荊斬棘來人鉞
他日賞
羣芳白
這首詞裡有當時時代的烙印，不過，寄豪情與憧憬於哀思，卻是真情實感的表露，也算是給那一時期舉國的瘋狂與個人的恬靜畫上一個句號。
我一直在思念那位曾在窮鄉僻壤與我共患難的摯友。後來聽說，他就在那個小縣的縣城落了戶。前幾年，我曾給縣裡的有關部門去電話打探過他，對方的回答讓我惆悵不已：他已在十幾年前撒手人寰了。那麼強壯的一個小夥子，這究竟是爲什麼呢？看來，人生無常確實是萬古不變的真理。由此，我又想起了那位紅顏詩友。她那麼孱弱，那麼悲情，她怎麼樣了呢？禱告上蒼，但願她沒有香消玉殞，仍在某一個角落裡追憶那段如煙的往事，寄情於筆下的詩詞，哪怕她早已兩鬢華髮。當年的那段真情也許會成爲她紙上的主格調。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