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共與崇洋
說來好笑，我父親是建國前入黨的離休幹部，我本人也是個有幾十年黨齡的老共產黨員，可我的童年卻是在極度恐共的情緒中度過的，這可能與我的童年經歷有關。
抗戰勝利後，我的家鄉作爲華北地區的工業重鎮，可謂歌舞昇平，百姓安居樂業，人們都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之中，再加上我父親擔任外企高管，收入頗豐，家裡衣食無憂，我自然也就享受着幸福的童年。與此同時，政府所進行的反共宣傳也甚囂塵上，可謂無孔不入。記得上小學時，每天早晨都要升國旗，唱國歌。“……一心一德，貫徹始終”的歌聲一停，校長就開始訓話。我們的校長是一名國軍上校，是國大代表，即使在學校裡，也是一身戎裝。他的訓話都是以“國父遺囑”或“總裁訓諭”開頭，以後幾乎句句都是反共宣傳。什麼“‘共匪’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啦，什麼“‘共匪’到來之日，就是國難臨頭之時”啦，什麼“你們年齡雖小，但身爲黨國童子軍，也當以黨國存亡爲己任，誓與‘共匪’抗爭到底”啦，不一而足。當時對這些話雖然似懂非懂，但對共產黨的恐懼感已經深深地印在腦海裡了。於是，小小年紀，就開始學習中國國民黨黨義，積極參加童子軍訓練，彷彿繼續進行“尚未成功”的革命和捍衛黨國的職責真的已經落到我們這些小孩子的肩上了。長大以後，回過頭來反思，才意識到，他講的這些話僅僅是一種宣傳而已，只是小孩子太幼稚，就信以爲真了。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講，當時那些幼稚的想法，也是愛國主義的萌芽，想到這一點，也就不爲曾經擁護過國民黨，痛恨過共產黨而產生什麼罪孽感了。畢竟，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都是爲救國而成立的政治團體，至於後來兩黨內戰的原因，還是讓歷史學家去評判吧。解放初期鎮反時，我們這位國民黨校長被鎮壓了。後來聽說，抗戰時期，他也曾是抗日英雄，在喜峰口用大刀片砍鬼子也曾不畏生死，一往無前。而且他並非蔣氏嫡系，在國民黨軍政界曾屢受排擠，最後一直把他擠到一所小學裡當校長。當時學校裡有一個機構，叫“訓育處”，這個機構由黨通局（中統）直接控制，它的一項主要任務就是監視這位非嫡系的國軍軍官。聽到這些，我不禁爲之唏噓。
我四五歲時，父親就教我識字，到了六七歲，讀書、看報已經沒有什麼困難了。記得好像是1947年，滿大街貼的都是“剿匪令”。父親帶我上街，我看見牆上的告示就鬧着要讀一讀。當時個子小，告示貼得高，父親就抱着讓我讀。我能把整篇“剿匪令”一字一句地從頭讀到尾，讓圍觀的人詫異之餘，交口稱讚。那種拗口的“剿匪令”我當然不能全懂，但“共產黨是匪，是可怕的”這個主題我還是能抓住的。當時整個社會都籠罩在反共、恐共的氣氛之中。還記得有個賣江米小棗糉子的農村婦女，穿一身毛藍褲褂，大人們都說她是“共黨坐探”，弄得一條街的小孩子們看見她都嚇得往家跑。“恐共”思想流毒之廣，流毒之深，由此可見一斑。
我曾有一個妹妹，解放前就夭折了。她冰雪聰明，兩歲多一點就思維敏捷，言語流暢，理解力強。當時院子裡住着我們兩戶人家，夏天的晚飯大家都是在院子裡吃。桌子擺好之後，同院那戶人家的大哥哥總會故意逗我那個小妹妹玩，高喊：“丫頭啊，共產啦！”話音一落，我那個小妹妹就跑到他家的飯桌前，坐下來吃他們的
飯。當時人們對“共產”的理解就是這麼幼稚，這麼可笑，人們害怕“共產”也就不足爲怪了。
至於我的“崇洋”，也源於我童年的經歷。我的家鄉是一座礦區城市，我說過，它是清末李鴻章辦洋務、開礦修路而逐漸形成。煤礦作爲這個城市的支柱產業，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經歷了從民辦到官民合辦，從官民合辦到官辦，從官辦到中外合辦這麼一個歷程。官辦時期，還發行過中國第一支股票，李鴻章曾下令嚴禁洋人蔘股。但洋人常年覬覦這裡豐富的資源，幾乎達到了饞涎欲滴的程度，要千方百計地掠奪它。最後，腐敗的滿清政府終於抵擋不住列強的壓力，於是，大量洋人紛紛涌入。礦權曾幾易其手：美國人、俄國人、德國人、英國人都先後管理過這座煤礦，最後落了個“中英合辦”的結局。日本佔領時期，煤礦又淪落到日本人手裡。礦務局就設在天津的英租界。來到我們這座城市的這些洋人，有技術人員，有管理人員，有傳教士，有政府官員。其中有一位技術人員，叫赫伯特·胡佛，後來還當過一任美國總統。不過這位倒黴總統趕上了20世紀30年代初的經濟大蕭條，未獲連任，於1933年被民主黨的羅斯福取代了，而他本人則躲到一個角落裡潛心研究他的馬克思主義去了。城市裡這種洋人充斥的狀況一直延續到解放前夕，所以我的童年幾乎是在洋人包圍的環境裡度過的。父親當時在礦上是中高級管理人員，礦務局下發的文件幾乎都是英文，父親經常拿着這些文件找到在礦上充當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的洋人們，與他們討論落實文件精神的方案。有時，這些洋人們也到我家裡小坐，與父親或閒聊，或議公。他們用英語在那裡高談闊論，我坐在一旁，默不作聲，心裡卻在揣摩着他們談話的內容。這樣，一來二去，耳濡目染，漸漸我也能與這些洋叔叔、洋伯伯們進行簡單的交流了。其實，從那時起，我就展現出了在語言方面的特殊天分。我後來能成爲一個專業的外語工作者，實際上那時就已經打下了基礎。
我家門前的那條路是洋人們上下班的必經之路。他們都住在一個封閉的小區裡，每家一個院子，院子裡有花園，有草坪，房子是兩層半的西式別墅，兩層在地上，半層在地下，地下部分是鍋爐房和儲藏室。這個小區一般人是進不去的，由於我父親的特殊身份，我可以自由出入這個小區，並且成了這裡幾戶居民家裡的常客。由於當時年齡小，對房間的豪華，設施的講究倒並不十分注意，倒是喜歡與他們的孩子們一起在草坪上打鬧嬉戲。這些孩子們跟我年齡差不多，都會說漢語。小孩子們在一起，很快就成了朋友。如果我有一段時間不去，他們就會派人到我家裡來接我。其中有一個叫埃米莉的女孩，跟我是小學的同班同學，而且座位相鄰，接觸最多，關係最密切。記得她回國前與我告別時，眼睛裡含着淚花，抓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放開。雖然往事如煙，但有些情景至今歷歷在目。這件事也是我最難忘的諸多情景中的一個。
在洋技術人員中，有一個塞爾維亞人。每次他的車從街上過，一個白俄清道夫都會跑上前去，朝車裡揮手。這時，那個塞爾維亞人總會把車停下來，打開車窗，扔給那個俄國人幾個小錢。當時我不明白，那個白俄清道夫爲什麼只攔他的車。長大以後才懂了，他們同屬斯拉夫人，大概是民族感情使然吧！
我上學需要經過一個鐵路道口，那個
道口無人看管，經常出車禍。父親怕我出危險，就要我從一個鐵路天橋上通過。那座天橋爲全鋼筋水泥結構，異常雄偉堅固，它橫跨北寧線，扼平沈咽喉。但這個天橋是不允許行人通過的，上面有美國大兵站崗。又是父親疏通關係，我才得以每天通過這個天橋上下學。上下學都是由一個比我大六歲的表姐接送。最初，我們過天橋時，與那些美國兵彼此無語，不過點頭微笑，擦肩而過而已。後來走的次數多了，人也逐漸熟了，交流也就開始了。有時他們主動搭訕，有時我用自己學的那幾句簡單的英語向他們問好。有時我甚至挑起大拇指向他們表示感謝和讚揚。面對我的言行，這些年輕的美國兵極端興奮。有人情不自禁地把我舉到頭頂，有人甚至去擁抱我那個表姐。在那個年代，一個十幾歲的中國女孩子，對這種舉動，除了驚愕，就是羞愧了。現在想起來，這些美國兵當時的心情是很容易理解的。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背井離鄉，思親之情與寂寞之感交融。在異國他鄉，遇見一個能與自己交流的人，哪怕是一個小孩子，他們也會在內心深處感受到一絲溫暖。如果他們當中如今還有人健在，也已經是耄耋老人了。不知道他們還有沒有人記得那一段雖然平凡卻十分溫馨的經歷。不過對我來講，那段經歷又給我內心深處的崇洋情緒增加了一塊砝碼。
解放了，英國人走了，美國人走了，俄國人又來了。說來也巧，與我同桌的又是一個洋人—— 一個叫薩沙的俄羅斯男孩。他會吹口琴，一曲《喀秋莎》，吸引了全班同學驚羨的目光。
兒時的恐共心理是在當時環境的影響下形成的，它並沒有影響我以後人生觀的確立。我沒有成爲一個反共分子，反倒成了一名共產黨員。我承認，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無論出於何種原因，我曾如飢似渴地閱讀過大量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我讀過《資本論》的俄譯本全文和中譯本全文，我能用俄文背誦《共產黨宣言》和《聯共（布）黨史》。在所有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中，我最崇拜的是恩格斯，而他的《自然辯證法》和《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這兩本書對我影響最大。我這篇文章不是討論馬克思主義的，我只是想說：兒時形成的概念對一個人成年以後的思想會有一些影響，但絕對不會成爲主流。
至於兒時形成的“崇洋”思想，我並不認爲它是什麼壞事。我沒有成爲一個崇洋媚外的漢奸，倒是成了一個堅定的愛國主義者。當然，我也不是一個極端民族主義者，即西方所謂的“極右翼”。反之，我主張吸收各個國家、各個民族文化的精髓，與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相融合，爲我們的新文化建設服務。正是基於這種理念，我才發揮己之所長，爲中外文化交流做了一點事，或者說起到了一個橋樑的作用吧。我出版了幾百萬字的譯著，爲不懂外語的中國人瞭解異國文化盡了一點綿薄之力。這不能不說兒時形成的崇洋思想從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兒時曾經撫摸着我的頭頂誇讚我的那些洋叔叔、洋伯伯們大概都早已作古了，但是，那個流着眼淚握着我的手不肯鬆開的英國女孩埃米莉，那個用口琴吹奏《喀秋莎》的俄國男孩薩沙，還有那些哈哈笑着把我舉過頭頂和熱烈擁抱過我那位表姐的美國大兵們，他們中間恐怕還有健在者。如果確有的話，讓我遙祝他們幸福、平安。我想由衷地對他們說：你們給我的童年留下了美好的記憶，謝謝你們！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