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就是哭。
親朋好友來弔喪的時候，徽州人有個像演戲彩排一樣的老規矩，就是：外面打鼓，咚咚咚，表明弔喪的客人來了。裡面，孝子賢孫女兒兒媳一陣嚎啕大哭，表示他們很悲傷。很明顯，這是哭給客人看的。胡適認爲，這個老規矩，假裝孝順，很虛僞，很醜陋。
至於大戶人家花錢僱人哭，他覺得，更可鄙。
胡適交待家裡人：“你真難過，你就哭，不想哭，不要硬哭，哭的時候，也不要做戲，不要假兮兮的搞出種種假聲音。”
這樣的大改，鄉親們不會有說法嗎？說法肯定是有的，包括胡氏家族的人。只是，這世間的事，很多時候不光是事本身，更看由誰去做。胡適是誰呀，留洋那麼多年，在國家的最高學府當教授，有那麼大的學問，幹什麼肯定都是有道理的。再說了，人家是親兒子，怎麼辦是人家自家的事，與別人有什麼相干？而且，胡適是村裡最有出息的人，各家有什麼事說不定什麼時候求到人家，犯得上爲人家自己的事得罪人嗎。所以，就算是再有說法，再看不慣，也只是背後唸叨唸叨。
不過，胡適的大刀闊斧的改革，在廢除祭禮的時候，終究還是遇到了障礙。
徽州人的祭禮很講究，很繁瑣，而且要請一班秀才主持祭禮。祭禮，跟喪禮不是一回事，祭禮是喪禮中的一個環節。
祭禮，就是活人準備好雞鴨魚肉的酒菜，給死者吃。古人不像我們今天這麼富裕，人生美不美滿，就看有沒有吃的喝的。在世的時候，可能很苦，沒吃過什麼好東西，死了，親朋好友就通過祭禮，給他酒菜，供他享用，祝他好走。
大戶人家，停靈日子長，每天都要祭祀一次，要不是家裡人的“家祭”，要不是親戚登門“送祭”。
家祭嘛，今天大兒子祭，明天二兒子祭，後天大孫子祭。
送祭嘛，就是有錢有勢的富貴親戚送來的祭祀。
這些富貴親戚，富而好禮，收到訃告之後，不能不來祭祀。可是，路遠，沒辦法挑着雞鴨魚肉給死者“獻禮”，請亡靈享用，也不方便帶個秀才主持祭禮，怎麼辦？富貴親戚就花錢解決，給主人一筆錢，託主人買雞鴨魚肉這樣的祭菜，託主人聘請秀才們替他們主持祭禮。
胡適認爲，無論是家祭，還是送祭，都是做熱鬧，裝面子，擺架子，完全的形式主義。於是跟親戚們說，祭禮廢了，一個都不搞。
他外婆聽到這個消息，惱火了。外孫是留洋的，外婆很喜歡他，但不祭祀母親，外婆是不答應的。她把胡適叫到身邊，說，什麼事都依你，但是，祭禮一個不辦，不行，你可以少辦，哪怕你只辦兩三個祭。老人家應該想的是，女兒一輩子沒享到什麼福，黃泉路上總得吃點好的。
胡適自然也會想到這些，何況外婆70多歲了，眼見一個兒子兩個女兒死在她前面，心裡悲慟，不同意自己廢祭祀是很自然的。
他躊躇了一下，便對外婆說：“我依外婆就是。”
畢竟是個見過世面的人，不是一般的書呆子，他琢磨了半天，想出一個改良的辦法，概括而言，大概這麼幾點：
第一點，家祭一次完成，把胡適家族的人都喊來，來個公祭，三鞠躬，獻上祭祀的牲口，讀個祭文，七七八八，就結束了。
第二點，不要親戚“送祭”。
第三點，把要來祭的親戚邀在一塊，公推一個主祭的人，其餘的人陪祭，不請跟自家無關的秀才們主持，也不用送什麼雞鴨魚肉。
第四點，七八天的祭，一次結束，十五分鐘完事。
不愧是北大的教授，明明被外婆逼出的祭禮，他也能自圓其說。他說啊，把古代貢獻死者雞鴨魚肉的祭禮，改爲活人對死人致敬的祭禮，很值得推廣。
胡適的理由是，死者知不知道活人的敬意不重要，重要的是，活人對死人表示敬意，是情理之中的事，不要傻乎乎的問，我們的敬意，死者到底能不能領會。
到選墓地了，還有一件趣事。村裡來了一個人，說：“我有一穴好地，葬下去可以包你做到總長。”
胡適不相信這一套，諷刺道：“我也看過一些勘書，但不曾見哪部書上有“總長’二字，還是請你留下那塊好地自己用罷。”
隔日，胡適在先父鐵花先生的墳地附近，爲母親尋了一塊墳地。
後來，家裡人對胡適說：“前面的棺材擋住了後面的‘氣’”。
原來，鄉下的人認爲，胡適是“外國翰林”，他看的風水，一定是極好的地，所以在胡適母親葬下後不到十天，就有人擡了一口棺材，擺在胡適母親墳的前面。
胡適說：“氣是四方八面都可進來的，沒有東西可擋得住，由他擋去罷。”
這爲後話。
12月17日，陽曆胡適生日，陰曆胡適結婚紀念日，胡適和家人含淚將母親下葬。
1919年1月10日，胡適匆匆踏上回京之路，江冬秀因懷孕留在了績溪。
胡適的母親馮順弟，歷盡寡居的艱辛，離開人世的時候，雖然只活了46歲，心裡卻應該是感到寬慰和滿足的了。她的兒子已經學成歸國，當了北京大學的教授，而且成了倡導文學革命的知名人物。她感到遺憾的，可能是最後沒有來得及抱孫子。
這時江冬秀已懷孕，第二年3月，長孫便出世了。胡適給兒子取名“祖望”，即祖母望孫之意，表達了他對母親的紀念和孝心。
胡適在回鄉料理母親喪事時有所感，回北京後寫成《不朽——我的宗教》，發表於1919年2月15日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二號。他在文中提出“社會的不朽”觀念，認爲這種觀念可以作爲自己的宗教，教旨是：“我這個現在的小我”，對於那個永遠不朽的‘大我’的無窮過去，須負重大的責任；對於那永遠不朽的‘大我’的無窮未來，也須負重大的責任。我須要時時想着，我應該如何努力利用現在的‘小我’，方纔可以不辜負那‘大我’的無窮過去，方纔可以不遺害那‘大我’的無窮未來。”
回到北京的胡適又忙碌起來。1919年1月，北大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人創辦《新潮》，成爲新文化運動的一支生力軍，胡適被聘爲顧問。是年2月，胡適被聘爲國語統一籌備會會員。當時發表白話文章的報刊，除了《新青年》、《新潮》、《每週評論》外，又有《國民公報》加入。
孔子，在中國歷史上是影響最長遠的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長期以來，以孔子爲代表的儒家學說，幾經加工改造，被專制統治階級用作麻痹和禁錮人民思想的工具，孔丘也被統治者們捧爲至高無上的“聖人”，成了愚弄和欺騙人民的偶像。
民元革命以來，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仍都擡出孔丘來做招牌，提倡“歷代民賊所利用之孔教”(陳獨秀語)。1916年，康有爲公然上書北洋政府，要求定孔教爲“國教”，並列入憲法。
因此，倡導民主與科學的《新青年》，不得不對孔子和儒家學說進行重新評估，“打倒孔家店”成爲新文化運動的一項重要戰鬥內容。
易白沙一馬當先，在《新青年》上發表《孔子平議》。指出孔子學說在春秋戰國時期原只是“九家之一”，到漢武帝時才定於一尊。後來又爲歷代君王所利用，爲“獨夫民賊作百世之傀儡”。其原因即在於“孔子尊君權漫無限制，易演成獨夫專制之弊”。
易白沙（1886—1921）1886年出生於湖南長沙，家居白沙井。因平生欽敬明代名儒白沙先生陳獻章的言行文章，而改原名易坤爲易白沙。從小刻苦好學，熟讀四書五經和《資治通鑑》等書，對中國古代文化有深刻的瞭解和體會。
辛亥革命後，安徽獨立，但社會混亂，兵痞橫行。他與革命黨人組織青年學生爲青年軍，任大隊軍監，率軍打擊亂軍頭目，維護社會秩序。1913年二次革命期間，他奔走湘、皖之間，力勸當局者響應討伐袁世凱。討袁失敗後，流亡日本，與章士釗創辦《甲寅》雜誌，發表揭露帝國主義和袁世凱禍國殃民罪惡本質的文章，啓發國人覺悟。
易白沙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的《孔子平議》等文章，宣傳民主與科學，最早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是新文化運動中反孔檄文。
他率先揭開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批判孔子專制主義思想的序幕，認爲“中國二千年尊孔之大秘密”，就在於歷代封建統治階級“利用孔子爲傀俑，壟斷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爲了打倒思想和學術上的專制主義，他明確倡導“真理以辯論而明，學術由競爭而進”，體現了強烈的民主主義思想。不僅有力地促進了當時湖南知識界的思想解放，而且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這是個充滿悲劇色彩之人。1917年，易白沙回到長沙任教，曾任長沙縣立師範學校、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文史教習，後任天津南開大學、上海復旦大學教授。但是國運不興，國勢日衰，他憂心如焚，對時局深感失望，1919年從上海回到長沙，獨居祖先墓廬和嶽麓山僻室兩年。期間編寫《帝王春秋》一書，列舉幾千年君主專制的醜陋惡習，孫中山稱之爲“從歷史事實，喚起知識階級誅鋤獨夫民賊，可謂嚴於斧鉞矣"，併爲該書題簽推介。
孫中山還兩次致信，邀他相助革命宣傳事業。易白沙沒有很快答應，而是於1921年4月底，隻身一人潛赴北京，暗殺北洋軍閥頭目。但因軍警戒備森嚴，難以得手。易白沙又南下廣州，面見孫中山，要求“組隊赴北方殺賊”。國民黨人勸他“宜文章報國，不必赴險”。易白沙頓感絕望，遂於1921年端午節渡船赴明代名儒陳獻章故鄉新會縣陳村，蹈海自殺，以死報國，時年僅3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