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領軍人陳獨秀，也連續推出《駁康有爲致總統總理書》、《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復辟與尊孔》等一系列文章，重炮猛轟孔教與孔學。他重點闡述的是“孔教與帝制有不可離散之因緣”，同時指出：“孔教與共和乃絕對兩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廢其一。……蓋主張尊孔，勢必立君，主張立君，勢必復辟，理之自然，無足怪者。”
此外，還有李大釗、魯迅等許多人，也相繼投入戰鬥，抨擊宗法禮教和孔孟之道，展開了中國近代史上最廣泛最深入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
在國外時，胡適曾嘲笑過袁大總統尊孔祭聖的醜劇。回國以後，置身在新文化運動的洪流中，受了《新青年》同仁反孔鬥爭的激勵，同樣以打孔家店的戰士姿態，出現在新文化的戰陣上。
胡適攻擊孔教，矛頭首先指向以孔孟之道爲核心的舊倫理舊道德，批判專制主義的“節烈”和“孝道”。
當年的中國，帝制顛覆不久，所謂“三綱五常”一套宗法.倫理道德，仍緊緊地束縛着人們的思想，“貞節牌坊”和“孝子牌坊”仍到處可見。
北洋軍閥統治下的共和政府，居然在正式頒佈的《褒揚條例》中，明文規定表彰“節烈”的條款。民國治下，寡婦守節，烈女殉夫的怪事，屢見不鮮。
1918年7月，胡適發表《貞操問題》一文，即披露了報紙上宣揚的兩起這樣的怪事。一起是北京《中華新報》登的《會葬唐烈婦記》。文章說唐烈婦在丈夫死後，自殺過九次，經過“灰水，錢滷，投河，雉經(按，即上吊)者五，前後絕食者三；又益之以砒霜”，方纔做成烈婦。更奇怪的是，那文章還寫到一個姓俞的女子，年方19，尚未出嫁，未婚夫就死了，她竟也尋死覓活，絕食七日，被家人勸着吃了稀粥，但還表示要服喪守節三年，然後再自殺，非做烈女不可！而此文的作者還說，三年有一千零八十多天，如果俞家防範嚴，俞氏女找不到自殺機會，“可奈何”？爲了維持風化，作者竟傷天害理的巴望那位唐烈婦的陰魂顯靈，來幫助俞氏女趕快死了，“豈不甚幸”！
胡適敘說到此，嚴厲斥責說：“這種議論簡直是全無心肝的貞操論。”!
另一起是上海報載的“陳烈女殉夫”的事。說家住上海的陳宛珍，年17，許配給王菁士，尚未過門，連未婚夫的面也沒見過。王病死後三時，陳氏女便也服毒自盡，做了烈女。
這已經很愚昧了，“而過了兩天，上海縣知事竟給江蘇省長送一個“呈文”，請予褒揚。
上海縣知事呈文言道：“呈爲陳烈女行實可風，造冊具書證明，請予按例褒揚事。……(知事複查無異。除先給予‘貞烈可風’匾額，以資旌表外，謹援《褒揚條例》之規定，造具清冊，並附證明書，連同褒揚費，一併備文呈送，仰祈鑑核，俯賜諮行內務部，將陳烈女按例褒揚，實爲德便。”『
由官府提倡，有法律“條例”規定，獎勵少女少婦自殺，這與前清封建時代完全一模一樣，
胡適在文章中指出：“我以爲我們今日若要作具體的貞操論，第一步就該反對這種忍心害理的烈女論，要漸漸養成一種輿論，不但永遠不把這種行爲看作“猗歟盛矣”可旌表褒揚的事，還要公認這是不合人情，不合天理的罪惡；還要公認勸人做烈女，罪等於故意殺人。
胡文對“節烈”的攻擊，可算是抓住本質，衝擊了要害。胡適還寫有《美國的婦人》、《論貞操問題》、《論女子爲強暴所污》等幾篇文章，也批判“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的理學謬論及“良妻賢母”主義，宣傳男女平等和婦女解放，在當時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1919年3月16日，胡適的夫人江冬秀生下一個男孩。胡適做了父親，喜不自勝。前邊說了，他爲兒子取名“祖望”，行名“思祖”，包含着胡適對逝世不久的母親的一片孝心與紀念。到了7月，他又以“我的兒子”爲題，寫了一首白話詩，抨擊“孝道”；登在《每週評論》上，詩末寫着他對兒子的教訓是：“將來你長大時，莫忘了我怎樣教訓兒子：我要你做一個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順兒子。”
詩一登出，有位叫汪長祿的看了很不高興，他認爲“兒子孝順父母，也是做人的一種信條”，因此寫信責問胡適，爲什麼“一定要把‘孝’字驅逐出境”?胡適便寫了《再論“我的兒子”》，答覆汪長祿，說：“我的意思以爲‘一個堂堂的人’決不至於做打爹罵孃的事，決不至於對他的父母毫無感情。
“但是我不贊成把“兒子孝順父母”列爲一種‘信條’。……假如我染着花柳毒，生下兒子又聾又瞎，終身殘廢，他應該愛敬我嗎？又假如我把我的兒子應得的遺產都拿去賭輸了，使他衣食不能完全，教育不能得着，他應該愛敬我嗎？又假如我賣國賣主義，做了一國一世的大罪人，他應該愛敬我嗎？”、
與胡適這幾篇文章大致同時，魯迅也發表了著名論文《我之節烈觀》和《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而且論旨也大致相同或相近。
“道德這事，必須普遍，人人應做，人人能行，又於自他兩利，纔有存在的價值。…… 節烈難麼？答道，很難。男子都知道極難，所以要表彰他…… 節烈苦麼？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他……照這樣說，不節烈便不苦麼？答道，也很苦。社會公意，不節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這社會裡，是容不住的……
“女子自己願意節烈麼？答道，不願。人類總有一種理想，一種希望。雖然高下不同，必須有個意義。自他兩利固好，至少也得有益本身。節烈很難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說是本人願意，實在不合人情。所以假如遇着少年女人，誠心祝讚他將來節烈，一定發怒；或者還要受他父兄丈夫的尊拳。然而仍舊牢不可破，便是被這歷史和數目的力量擠着。可是無論何人，都怕這節烈。怕他竟釘到自己和親骨肉的身上。所以我說不願。
“我依據以上的事實和理由，要斷定節烈這事是：極難，極苦，不願身受，然而不利自他，無益社會國家，於人生將來又毫無意義的行爲，現在已經失了存在的生命和價值。”
什麼時候，讀到魯迅《我之節烈觀》這些犀利的字句，都無法不讚嘆不已。
細細讀一讀他們兩人的這幾篇文章，不難看出，他們當時攻擊的目標完全一致，論文的見解相近，發表的時間大致相同，而且也不難發現他們之間的相互影響和彼此配合。由此可見，胡適與魯迅，在五四時期，是站在同一戰陣裡，向着共同的論敵，進行共同的戰鬥。
胡適對孔丘，也作過直接的激烈攻擊。當時四川省有一位反孔的知名人物吳虞，文章尖銳潑辣，很有火力。他自己編成《愛智廬文錄》二卷，帶到北京來，請胡適作序。胡適欣然允諾，在序言中，對吳氏反孔的精神和業績作了高度的評價，說他打掃“孔渣孔滓塵土”，是“中國思想界的一個清道夫”。
胡適在序言尖銳抨擊孔丘，指出：“這個道理最明顯，何以那種種吃人的禮教制度都不掛別的招牌，偏愛掛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爲二千年吃人的禮教法制都掛着孔丘的招牌，故這塊孔丘的招牌——無論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來，捶碎，燒去!”
在胡適看來，孔丘和他的儒家教條，正是幾千年來種種吃人的禮教制度的“招牌”；因此，要從根本上掃除吃人的禮教、法律、制度、風俗，就必須把孔丘這塊招牌“拿下來，捶碎，燒去”！這種決斷的態度，不容商量的氣概，充分表現出了五四時代的胡適，“打孔家店”的戰鬥精神。
《吳虞文錄序》，是胡適的重要反孔文字。在文末，胡適還熱情地讚譽吳虞是“四川省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推崇備至，無以復加。有史家考證，胡適這篇文章，是最早在文字中提出“打孔家店”口號的。
胡適爲什麼在這時候提出“打孔家店”呢？吳虞曾經作過說明：“我的文錄……本一無系統之作，來京時友人爲錄成一冊。胡適之先生爲撰序，介紹付印。時適之先生方閱《水滸》，故有打孔家店之戲言。其實我並未嘗自居於打孔家店者。”
吳虞說的應當是實情。胡適愛讀小說，原是從讀《水滸傳》開始的。1920年7月，他做了一篇兩萬多字的《水滸傳考證》。第二年又作了《水滸傳各本回目對照表》，並着手寫《水滸傳後考》。他對《水滸傳》裡那些毛家莊、蔣家店，什麼“宋公明三打祝家莊”，“時遷火燒祝家店”，自然都爛熟於心了。恰巧這時吳虞帶着文集來請胡適作序。胡氏妙手偶得，造出“打孔家店”的妙語。
以致十多年之後，國民黨政府的“湖南省主.席兼追剿軍總司令”何鍵，在致廣東當局的“佳電”中，對胡適“倡導所謂新文化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口號”的“罪責”，仍洶洶詈罵，大張撻伐！
吳虞（1872-1949），原名姬傳、永寬，字又陵，亦署幼陵，號黎明老人，四川新繁（今成都市新都區）龍橋鄉人。近代思想家，學者。早年留學日本，歸國後任四川《醒羣報》主筆，鼓吹新學。1910年任成都府立中學國文教員，不久到北京大學任教。
吳虞認爲，封建統治者之所以提倡儒家思想，是因爲其思想核心的“教”、“禮”等能在鞏固其統治、維繫封建社會秩序中發揮特殊的作用，故用其來馴服制御臣民。吳虞對封建專制禮教對婦女的壓制進行了批判和揭露，主張男女平等,爲中國婦女解放而吶喊。吳虞還提倡自由和個性解放，提高國民的民主意識。
吳虞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批判儒學中以孝爲中心的封建專制和家族制度，指出：“詳考孔子之學說，既認孝爲百行之本，故其立教，莫不以考爲起點。……考的範圍統括一切，……居住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無信，不孝也；戰陣無勇，不孝也……凡人未仕在家，則以事親爲孝，出仕在朝，則以事君爲孝。能事親、事君，乃可謂之立身，然後可以揚名於世”
在他看來，中國要得到真正的共和，就必須除去君主專制與家族制度，而儒家倫理學說、社會組織上的家族制度，和政治上的君主專制制度聯繫在一起，必須加以批判。吳虞反對以禮爲準則的等級觀念，揭露儒教以禮殺人的本質。他在魯迅《狂人日記》的啓發下，以中國歷史上的實例，揭露“吃人的是講禮教的！講禮教的就是吃人的！”他認爲在孔子整個思想體系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禮，學禮、復禮、傳禮是孔子思想和一生活動的主線。孝是維護封建道德的主要內容，禮則是封建道德的主要表現形式。吳虞還認爲，中國封建社會中的“儒家道統”的作用，就是思想專制。
他堅定地認爲“儒教不革命，儒學不轉輪，吾國遂無新思想、新學說，何以造新國民？悠悠萬事，惟此爲大已！”
吳虞於“五四”運動前後，被稱爲是攻擊“孔教”最有力的健將，他的思想在當時曾引起了巨大的反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