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易卜生主義》的第四部分，一般被視作最爲精彩的篇章。
他寫道：“其次，我們且看易卜生寫個人與社會的關係。
“ 易卜生的戲劇中，有一條極顯而易見的學說，是說社會與個人互相損害；社會最愛專制，往往用強力摧折個人的個性，壓制個人自由獨立的精神；等到個人的個性都消滅了，等到自由獨立的精神都完了，社會自身也沒有生氣了，也不會進步了。社會裡有許多陳腐的習慣，老朽的思想，極不堪的迷信，個人生在社會中，不能不受這些勢力的影響。有時有一兩個獨立的少年，不甘心受這種陳腐規矩的束縛，於是東衝西突想與社會作對……
“那些和社會反對的少年，一個一個的都受家庭的責備，遭朋友的怨恨，受社會的侮辱騙逐。再看那些奉承社會意旨的人，一個個的都升官發財，安富尊榮了。當此境地，不是頂天立地的好漢，決不能堅持到底。所以像褒匿那般人，做了幾時的維新志士，不久也漸漸的受社會同化，仍舊回到舊社會去做“社會的棟樑”了。社會如同一個大火爐，什麼金銀銅鐵錫，進了爐子，都要熔化……
“一切維新革命，都是少數人發起的，都是大多數人所極力反對的。大多數人總是守舊麻木不仁的；只有極少數人，有時只有一個人，不滿意於社會的現狀，要想維新，要想革命。這種理想家是社會所最忌的。大多數人都罵他是“搗亂分子”，都恨他“擾亂治安”，都說他“大逆不道”；所以他們用大多數的專制威權去壓制那“搗亂”的理想志士，不許他開口，不許他行動自由；把他關在監牢裡，把他趕出境去，把他殺了，把他釘在十字架上活活的釘死，把他捆在柴草上活活的燒死。過了幾十年幾百年，那少數人的主張漸漸的變成多數人的主張了，於是社會的多數人又把他們從前殺死釘死燒死的那些“搗亂分子”一個一個的重新推崇起來，替他們修墓，替他們作傳，替他們立廟，替他們鑄銅像。卻不知道從前那種“新”思想，到了這時候，又早已成了“陳腐的”迷信！當他們替從前那些特立獨行的人修墓鑄銅像的時候，社會裡早已發生了幾個新派少數人，又要受他們殺死釘死燒死的刑罰了！所以說‘多數黨總是錯的，少數黨總是不錯的’。”
胡適在文章的最後寫道：“社會國家是時刻變遷的，所以不能指定那一種方法是救世的良藥：十年前用補藥，十年後或者須用泄藥了；十年前用涼藥，十年後或者須用熱藥了。況且各地的社會國家都不相同，適用於日本的藥，未必完全適用於中國；適用於德國的藥，未必適用於美國。只有康有爲那種‘聖人’，還想用他們的‘戊戌政策’來救戊午的中國；只有辜鴻銘那班怪物，還想用二千年前的‘尊王大義’來施行於二十世紀的中國。
“易卜生是聰明人，他知道世上沒有‘包醫百病’的仙方，也沒有‘施諸四海而皆準，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對於社會的種種罪惡污穢，只開脈案，只說病狀，卻不肯下藥。但他雖不肯下藥，卻到處告訴我們一個保衛社會健康的衛生良法。他彷彿說道：‘人的身體全靠血裡面有無量數的白血輪（球）時時刻刻與人身的病菌開戰，把一切病菌撲滅乾淨，方纔可使身體健全，精神充足。社會國家的健康也全靠社會中有許多永不知足，永不滿意，時刻與罪惡分子齷齪分子宣戰的白血輪（球），方纔有改良進步的希望。我們若要保衛社會的健康，須要使社會裡時時刻刻有斯鐸曼醫生一般的白血輪分子。但使社會常有這種白血輪精神，社會決沒有不改良進步的道理。’”
1919年的一季度，胡適開始忙碌一件大事，就是邀請自己的導師杜威來華講學。
919年2月，杜威偕夫人艾麗絲(Alice Chipman)、女兒露茜（Lucy）利用休假機會到日本遊歷、講學。3月，與胡適同爲杜威弟子的陶行知得知後，寫信給胡適，建議邀請杜威到中國講學，幫助中國“建設新教育”。胡適馬上寫信給杜威，邀其到華講學，
適逢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郭秉文（1880-1969，後任南高師校長）和北京大學教授陶履恭（陶孟和，1889-1960）赴歐考察戰後教育，3月14日，他們順道經過日本時，當面拜訪杜威並邀請他到中國講學。
在後來杜威博士致胡適的函中說：“你問我能否在中國講演，這是很榮譽的事，又可藉此遇着一些有趣的人物，我想我可以講演幾次，也許不至於我的遊歷形成有大妨礙。我想由上海到漢口再到北京，一路有可以耽擱的地方就下來看看。”
杜威原打算五月中旬到中國，住不長的時間，以遊歷爲主，間或做幾次演講，於七八月間返回美國。但當郭秉文、陶履恭教授邀請他到中國講學時候，他改變了原先遊歷爲主的打算，“郭秉文博士和陶履恭教授前天來看我，他們問我能否在中國住一年，做講演的事。這個意思很動聽，只要能夠兩邊大學的方面商量妥了，我也願意做。我覺得幾個月的旅行實在看不出什麼道理。要是能加上一年功夫,也許我能有點觀察了。”。
杜威愉快接受了來自中國弟子來華講學的邀請後，國內隨之啓動了杜威來華的接待事宜。
1919年4月，蔡元培（1869-1940）致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巴特勒，敦聘杜威主講於北京大學一年。最後以五個團體的名義共同邀請杜威來華講學。這五個團體是：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江蘇省教育會、浙江省教育會、尚志學會。在邀請杜威來華過程中，南高師是最積極的，郭秉文親赴日本，陶行知作爲南高師的代表聯絡各方，並親擬南高師接待杜威的辦法數條，請胡適與北大校長蔡元培、江蘇省教育會負責人沈恩孚（1864—1949）、蔣夢麟（1886-1964）等磋商。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安徽省歙縣人，教育家、思想家，偉大的民主主義戰士，愛國者，中國人民救國會和中.國.民.主同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1908年十七歲時他考入了杭州廣濟醫學堂。1915年入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從約翰•杜威、攻讀教育學博士。 1917年秋回國，先後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立東南大學教授、教務主任等職。1926年起發表了《中華教育改進社改造全國鄉村教育宣言》。1929年聖約翰大學授予他榮譽科學博士學位，表彰他爲中國教育改造事業作出的貢獻。 1931年主編《兒童科學叢書》，在上海先後創辦“山海工學團”“報童工學團”“晨更工學團”“流浪兒工學團”等。 1933年，他與厲麟似、楊亮功等來自政學兩界的知名人士在上海發起成立中國教育學會。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1945年當選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1946年7月25日上午，陶行知因長期勞累過度，不幸於上海逝世，享年55歲。
作爲杜威來華的知識普及和思想預熱，胡適於3月在教育部會場作了四次《實驗主義》演講，演講分七部分，前半部分主要介紹了實驗主義的歷史和詹姆斯的學說，後半部分主要介紹杜威的實驗主義思想，包括哲學觀念、論思想、教育哲學等內容。胡適爲此次的演講做了認真的準備。
1919年4月27日，杜威等一行乘坐“熊野丸”號駛離了日本，於4月30日下午抵達上海，北京大學代表胡適、南高師代表陶行知、江蘇省教育會代表蔣夢麟親自到碼頭歡迎，並接到江蘇省教育會招待寓滄州別墅下榻。
表面來看，杜威來華，不過是他的中國弟子邀請老師遊歷中國並順便講學，但其實背後還有更深刻的用意。如杜威的學生們所說：“杜威博士來華，正值大學動手革新的時候，但是我們幾個人提倡的力量太弱，一點小小的風光還不配照遍全國。這時候杜威博士來了,我們不知借了他多少光，因而照到多少地方。”杜威的中國弟子希望藉助於杜威“光芒”，幫助中國“建設新教育”，從而實現教育救國的願望。
杜威來華，是一個偶然事件，但杜威來華之後，杜威思想契合了五四時期知識界渴望的“民主”“平等”“科學”“博愛”精神，與五四運動變革社會的要求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杜威來華後的第一場演講，就是《平民主義的教育》，有千餘青年冒雨趕來，會場人頭攢動，“聽者之衆，幾於無席可容”。
杜威在演講中明確提出平民主義教育的兩個重要條件，一是發展“個性的知能”，二是養成“共業”的習慣。蔣夢麟、胡適都對此發表了各自的理解，前者闡釋爲“養成智慧的個人”“大家共同做事”，後者則結合杜威教育哲學，將兩個條件具體解釋爲：“獨立思想、獨立觀察、獨立判斷的能力”和“對於社會事業和羣衆關係的興趣”。此後，這兩個民主主義教育的條件，在中國廣爲傳播，影響至今。
杜威來到中國的第四天，“五•四”運動爆發，立即投以關注的目光。
他充分肯定學生運動，在《教育哲學》中明確指出：“學生運動可以表示一種新覺悟：就是學校教育是社會的，他的貢獻不但對於本地、對於小羣，還能對於大羣、對於國家。”
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的“民主與科學”符合他的通過社會改造建設民主社會的理想。中國的新生勢力和一些新事物也引起他很大的興趣，他想留下細細觀察。於是，他改變了行程，兩次續假延長在中國的時間。
從1919年4月30日到達中國，直到1921年8月2日離開，杜威在中國兩年三個月又三天，足跡遍佈中國11個省和北京、上海、天津3市，做了200多次講演，所到之處受到歡迎，所講內容廣爲傳播。
杜威女兒在《杜威傳》中這樣描述在中國的演講情況：“聽他講演的，不僅有學生和教師，而且還有其他知識階層的代表。這些地方的報紙也充分報道了杜威的講演活動。在許多情況下，杜威所做的講演都由一位速記員記錄下來，然後發表在一些廣泛發行的小冊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