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很少有哪場歷史事件，像1919年的“五四”運動那樣，將歷史如此清晰明澈地劃爲兩個時代，它既是一個嶄新時代的開端，也是一個沒落時代的終局。它蘊藏的巨大力量不僅深刻地改變了這個國家的命運，更衝擊了人們的心靈，以高聲的吶喊讓人們向過去告別，又以萬丈激情將人們帶向新的未來。它更給人以一種積極的信心，讓人們相信新的、幾乎觸手可及的光明未來正在前方等待着這個國家的人們。
幾乎這個社會的各個階層都參與到這場爲國家命運尋求答案的運動中。從公共知識界和學界，到工商界，再到工人。運動中的每一個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這個國家中的一員，個體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對國家命運的共同關切也將每一個個人聯繫在一起。
1919年底，身在歷史現場的胡適在當時就意識到了五四運動在未來中國歷史中的地位。他用英文撰寫的《中國知識分子在1919年》，是比較早向西方世界宣傳五四運動在中國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地位的重要文獻。
在胡適看來，狹義的五四運動導致的一個最重要的影響就是推動了白話文運動在中國的廣泛傳播。
在這篇英文文章中，他寫道：“1918年，幾乎只有《新青年》一家在爲新文學和新思想運動而搖旗吶喊；1919年6月剛過，全國各地衆多期刊如雨後春筍紛紛涌出。這些刊物的主編，基本上都是些受新思想影響的青年學生；它們仿效我們8月份被北洋政府封禁的《每週評論》，多爲週刊，並且幾乎都是用白話文寫成。據估計，這樣的期刊目前已逾四百種，而據上海的《星期評論》報道，僅在江蘇、浙江兩省，新期刊就超過兩百種；在湖南長沙，曾經有十種思想激進、敢於說話的週刊，它們同樣處在張敬堯將軍的軍事統治下。
“新文化運動不可阻擋的前進勢頭，迫使許多老牌日報發生了徹底改變。上海和北京的一些重要日報，尤其是《晨報》和《民國日報》，已經加入了這場新運動，不但它們的社論是用白話文寫的，而且，那些重要的新聞通訊也是用白話文寫的。然而，最重要的變化還在於多數日報“增補”的版面。一年前，日報副刊刊登的都是男女演員以及歌女的八卦新聞；但去年，佔據這些版面的實際上都是對教育和哲學演講的報道，以及翻譯的契訶夫、高爾基、莫泊桑、斯特林堡等現代作家的短篇小說。即使是那些保守黨派的報紙，也會在他們的專欄裡登一些自由派作者的文章，因爲他們發現這樣做有利可圖。”
1920年5月4日，在“五四運動”一週年時，由胡適起草，他和蔣夢麟聯名發表了《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一文。
文章寫道：“今天是5月4日。我們回想去年今日，我們兩人都在上海歡迎杜威博士，直到5月6日方纔知道北京5月4日的事。日子過的真快，匆匆又是一年了！
“當去年的今日，我們心裡只想留住杜威先生在中國講演教育哲學，在思想一方面提倡實驗的態度和科學的精神，在教育一方面輸入新鮮的教育學說，引起國人的覺悟，大家來做根本的教育改革。這是我們去年今日的希望，不料事勢的變化大出我們意料之外。這一年以來，教育界的風潮幾乎沒有一個月平靜的。整整的一年光陰就在這風潮擾攘裡過去了。
“這一年的學生運動，從遠大的觀點看起來，自然是幾十年來的一件大事。從這裡面發出來的好效果，自然也不少：引起學生的自動的精神，是一件；引起學生對於社會國家的興趣，是二件；引出學生的作文演說的能力、組織的能力、辦事的能力，是三件；使學生增加團體生活的經驗，是四件；引起許多學生求知識的慾望，是五件；
“這都是舊日的課堂生活所不能產生的。我們不能不認爲學生運動的重要貢獻。
“社會若能保持一種水平線以上的清明，一切政治上鼓吹和設施，制度上的評判和革新，都應該有成年的人去料理。未成年的一班人（學生時代的男女），應該有安心求學的權利，社會也用不着他們求做學校生活之外的活動。但是，我們現在不幸生在這個變態的社會裡，沒有這種常態社會中人應該有的福氣，社會上許多事，被一班成年的或老年的人弄壞了，別的階級又都不肯出來干涉糾正，於是這種干涉糾正的責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學生的肩膀上。這是變態的社會裡一種不可免的現象。現在有許多人說學生不應該干預政治，其實並不是學生自己要這樣幹，這都是社會和政府硬逼出來。如果社會國家的行爲沒有受學生干涉糾正的必要，如果學生能享受安心求學的幸福而不受外界的強烈的刺激和良心上的督責，他們又何必甘心拋了寶貴的光陰，冒着生命的危險，來做這種學生運動呢？
“簡單一句話：在變態的社會國家裡面，政府太卑劣腐敗了，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如代表民意的國會之類），那時候干預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青年的學生界發生的。漢末的太學生，宋代的太學生，明末的結社，戊戌政變以前的公車上書，辛亥以前的留學生革命黨，俄國從前的革命黨，德國革命前的學生運動，印度和朝鮮現在的獨立運動，中國去年的“五四”運動與“六三”運動，都是同一個道理，都是有發生的理由的。”
在肯定“五四運動”的成效的同時，他也指出“五四運動”產生了幾點不良影響：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這種運動是非常的事，是變態的社會裡不得已的事。但是他又是很不經濟的不幸事，因爲是不得已，故他的發生是可以原諒的；因爲是很不經濟的不幸事，故這種運動是暫時不得已的救急的辦法，卻不可長期存在的。
“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鬧下了亂子，卻要未成年的學生拋棄學業，荒廢光陰，來干涉糾正，這是天下最不經濟的事。況且中國眼前的學生運動更是不經濟。何以故呢？試看自漢末以來學生運動，試看俄國、德國、印度、朝鮮的學生運動，哪有一次用罷課作武器的？即如去年的“五四”與“六三”，這兩次的成績，可是單靠罷課作武器的嗎？單靠用罷課作武器，是最不經濟的方法，是下下策，屢用不已，是學生運動破產的表現。罷課於敵人無損，於自己卻有大損失。這是人人共知的。但我們看來，用罷課作武器，還有精神上的很大損失：
“（一）養成倚賴羣衆的噁心理。現在的學生很像忘了個人自己有許多事可做。他們很像以爲不全體罷課便無事可做。個人自己不肯犧牲，不敢做事，卻要全體罷了課來吶喊助威。自己卻躲在大衆羣裡跟着吶喊，這種倚賴羣衆的心理是懦夫的心理。
“（二）養成逃學的惡習慣，現在罷課的學生，究竟有幾個人出來認真做事。其餘無數的學生，既不辦事，又不自修，究竟爲了什麼事罷課。從前還可說是激於義憤的表示，大家都認作一種最重大的武器，不得已而用之。久而久之，學生竟把罷課的事看作很平常的事。我們要知道，多數學生把罷課看作很平常的事，這便是逃學習慣已養成的證據。
“（三）養成無意識的行爲的惡習慣。無意識的行爲就是自己說不出爲什麼要做的行爲。現在不但學生把罷課看作很平常的事，社會也把學生罷課看作很平常的事。一件很重大的事，變成了很平常的事，還有什麼功效靈驗。既然明知沒有靈驗功效，卻偏要去做；一處無意識的做了，別處也無意識的盲從，這種心理的養成，實在是眼前和將來最可悲觀的現象。”
接下來，《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一文，用很大的篇幅，提出了對學生的希望和要求。如文章所說：“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簡單說來，只有一句話：“我們希望學生從今以後要注重課堂裡，自修室裡，操場上，課餘時間裡的學生活動。只有這種學生活動是能持久又最有功效的學生運動。”這種學生活動有三個重要部分。
“（1）學問的生活。 （2）團體的生活。 （3）社會服務的生活。”
而在談及學問的生活時，胡適又談到了五四運動的成果：“這一年以來，最可使人樂觀的一種好現象，就是許多學生對於知識學問的興趣漸漸增加了。新出的出版物的銷數增加，可以估量學生求知識的興趣增加。我們希望現在的學生充分發展這點新發生的興趣，注重學問的生活，要知道社會國家的大問題決不是沒有學問的人能解決的。”
而在談及團體生活最不可少的兩種精神時，似乎又涉及到了五四運動。
“（1）容納反對黨的意見。現在學生會議的會場上，對於不肯迎合羣衆心理的言論，往往有許多威壓的表示，這是暴民專制，不是民治精神。民治主義的第一個條件，就是要使各方面的意見都可以自由發表。
“（2）人人要負責任。天下有許多事，都是不肯負責任的“好人”弄壞的。好人坐在家裡嘆氣，壞人在議場做戲，天下事所以敗壞了。不肯出頭負責的人，便是團體的罪人，便不配做民治國家的國民。民治主義的第二個條件，是人人要負責任，要尊重自己的主張，要用正當的方法來傳播自己的主張。”
在談完了對學生的希望後，胡適在文章的最後又回到了五四運動的話題：“學生運動已發生了，是青年一種活動力的表現。是一種好現象，決不能壓下去的，也決不可把他壓下去的。我們對於辦教育的人的忠告是‘不要夢想壓制學生運動；學.潮的救濟只有一個法子，就是引導學生向有益有用的路上去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