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留學期間，曾自詡爲“世界公民”。他在談國家與世界的關係時，徵引過一位詩人的話：“彼愛其祖國最摯者，真乃世界公民也”。
胡適這一思想的形成，與他積極參與世界學生會的活動不無關係。
胡適曾經是世界學生會的康乃爾分會主.席。“萬國之上猶有人類在”，是他們的會訓。表述這句話的葛得洪•斯密斯是康大名教授之一，教歷史，英國籍。此人對康大一往情深，曾捐大筆款額爲康大文學院建造大樓，那是康大校園內建築羣的中心，它被命名爲葛得洪•斯密斯大樓。
胡適說你：“吾輩醉心大同主義者不可不自根本着手。根本者何？一種世界的國家主義是也。愛國是大好事，惟當知國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團體在，葛得宏斯密斯（Goldwin Smith）所謂‘萬國之上猶有人類在’（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是也。”
19世紀40年代，美國和墨西哥就領土問題發生過一場戰爭。美國其時自然帶有擴張主義的衝動。事實上這場戰爭使美國版圖大爲擴大，成爲一個橫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國家。幾十年過後，美墨邊境依然時有衝突。胡適留學期間，就有碰到。
1914年，美國和墨西哥之間爆發七個月的戰爭。其時美國爲強權，墨西哥爲弱國。
這時康大所在小城的伊薩卡雜誌（Ithaca）有一篇社論：“My country，right or wrong，my country”，大意爲：美國即使欺壓弱小的墨西哥，佔奪其土地，不管自己國家行爲的是非，它總是自己的國家，只要我是美國人，就要支持。這是一種明顯的”國家主義“言論。
據胡適1914年日記：“自美墨交釁以來，本城之Ithaca journal（《伊薩卡雜誌》）揭一名言：‘吾國乎，吾願其永永正直而是也，然曲耶，直耶，是耶，非耶，終爲吾國耳’……意言但論國界，不論是非。”就美墨衝突而言，美方在道義上難免有虧。因此，當地日報便有了如上的言論，卻也反映了不少美國人的意思：自己的國家，不論是非，終究是自己的國家。這是爲國家開脫的言論，。一切都應向着自己的國家。胡適稱之爲：但論國界，不論是非（My country，right or wrong，my country）。
該報言論既出，便引發了爭議。這時候胡適正擔任着康奈爾大學的“世界學生會”會長。來自各國的同學熱議這個問題，有的贊成，有的反對，莫衷一是。其中一位美國學生就認爲：“不問該國行爲之是非，總以其國家利益爲立場。”身爲會長的胡適很有感觸，寫了一篇稿子，投給報紙。報紙題名爲“胡適的意見”登了出來。
胡適的意見是，國民在國家正義問題上不能搞雙重標準。假如國家違憲向我徵稅，或者非法將我的財產充公，抑或未經審訊即將我投入監獄，“吾勢必力爭，不管其是否以‘吾國’法律之名義行事。……然而涉及國際間事，吾即放棄那個對錯和正義與否之標準，且頗自得地宣稱‘是耶，非耶，終吾國耳’。以此觀之，餘以爲吾人奉行道德的雙重標準，其一用之於國人，另一用之於他國，或‘化外之民’，餘此說不亦對乎？餘以爲吾人不管國內國外只應奉行一個是非標準，否則無法爭論此事。”
胡適的意見很明確。國家關係間，自己的國家錯了，照樣批評。這就是世界公民的情懷。
今天國人中常有批評美國“雙重標準”者，豈不知，早在差不多一百年前的胡適就揭櫫了這個問題，也使用了這個詞彙，那時他還是個學生。作爲學生的胡適，他對自己率先提出的這個詞也很自得。
次年他赴俄亥俄州的哥倫布城出席世界學生總會，會上，一位著名演說家的講演頗喚起他的共鳴。這位“時彥”講演的是“論全球政治”，其中也談到“雙重標準”的問題。
胡適在日記中惺惺相惜：這位博士聲稱“今世國際交涉之無道德，以爲對內對外乃有兩種道德，兩種標準。其所用名詞‘雙料的標準’（Double Standard），與餘前所用恰同。餘前用此名詞以爲獨出心裁，不知他人亦有用之者，幾欲自誇‘智者所見略同’矣”。
但兩個月過後，他的想法似乎有所改變。那是作了一次題爲“大同”的演說後，他再次徵引了那句話“My country，right or wrong，my country”，認爲那種“但論國界，不辨是非”是“狹義愛國心之代表”。
演說後，有兩位聽衆對胡適表示了不同的意見。一位夫人認爲：這句話（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的真實意思不是“吾國所行即有非理，吾亦以爲是”，而是“無論吾國爲是耶非耶，吾終不忍不愛之耳”。這位夫人的解讀不可謂無道理，也能理解她對自己國家的感情，但這種感情不顧國之是非，而僅僅就因爲它是“My country”，也只能說，這是舊農業文明時代的情感了。
幾天後胡適又遇見了Smpson教授，又聊到了這個問題。這位教授說：“此言可左右其義，不易折衷，然其本意謂‘父母之邦，雖有不義，不忍終棄’。”他耐心地給胡適舉了一個例子。比如兄弟一道出行，弟弟因爲醉酒而有辱於路人，對方如果拔劍而起，那麼，做哥哥的是保衛喝醉的弟弟呢，還是置之不顧呢，抑或幫助受辱者？這個教授其實也是在表達他對“My country”的理解，他認爲這句話的含義是“父母之邦，雖有不義，不忍終棄”。
但，無論這個並不倫類的例子，還是他的結論，都難讓人苟同。兄弟是血緣，而個人與國家並無這種關係，這個比喻是跛腳的。
在現代社會，一個人的出生地並非就是父母之邦，即以美國而論，任何人如果在美國出生，就可以是美國人，而他的父母卻可能不是。同樣，一對美國夫婦也可以收養一個他國兒童，只要兒童的父母或國家同意。因此，把“My country”視爲“父母之邦”，這是農業文明時代的狀況。
何況，即使在農業文明時代，中國古老的《詩經》還有“適彼樂土，誓將去汝”的意識。更何況，依這兩位北美人士的說法，又何以解釋他們的先輩冒着生命危險離開本邦而來北美？這分明是“誓將去汝”的跨國現代版，是今天我們所說的“用腳投票”。它的精神內涵應當這樣表述：“自由在哪裡，祖國就在哪裡”。
可是，胡適似乎被侃暈了，聽了這位先生和女士的話，聯想到自己對故國的情愫，便在7月26日的日記中做了自我檢討：“此言是也。吾但攻其狹義而沒其廣義。幸師友匡正之耳。”
好在胡適寫完這篇“師友匡正”的日記後，仍然思考這個問題。同一天他又寫下了這樣的文字：“吾亦未嘗無私，吾所謂‘執筆報國’之說，何嘗不時時爲宗國諱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然是非之心能勝愛國之心者，則是另一問題。”
在此，胡適再一次匡正了自己。“吾國與外國開釁以來，大小若干戰矣，吾每讀史至鴉片之役，英法之役之類，恆謂中國直矣；至庚子之役，則吾終不謂拳匪直矣。”
這是胡適經過一個大轉折後，自我更新，終點又回到了起點。對自己國家的有一說一，包括批評，是愛國的表現，也是世界公民的表現。這正是開頭那句詩的表白：“彼愛其祖國最摯者，真乃世界公民也。”
留學時的胡適是一個超越國家主義的世界主義者。在其後的日記中，他用英文抄錄了一些大同主義的先哲格言。比如“當有人問及他是何國之人時，第歐根尼回答道‘我是世界之公民’”、“蘇格拉底說他既不是一個雅典人也不是一個希臘人，只不過是一個世界公民”，等等。胡適亦以此自許，但並不妨礙他同時也是愛國的。當然，他的愛國同那些不問是非的“血緣愛國”不同，更多是超越其上的“道義愛國”。
毫無疑問，如果在國與國的交往中，在各國人民的交往中，如果不問是非，只問是何國。自己國家錯的也是對的，別的國家對的也是錯的，國與國和各國人民的交往還能存在嗎
20世紀末，世界經濟呈現出全球化發展趨勢，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日益成爲緊密聯繫的一個整體。受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世界各國之間以經濟爲橋樑與紐帶，在政治、文化、科技等各領域的聯繫得到加強，進而使世界各國成爲一個互相依存的整體。進入21世紀，人們生活於其中的當今世界，業己是一個處於全球化浪潮中的不可分割的整體，它被衆多學者們描述爲“全球公民社會”、“世界公民社會”、“全球共同體”、“地球村”、“世界共和國”等等。
全球化對所有國家及其國民都提出了尖銳的挑戰，不論是哪個民族或哪個國家的哪個人，都將從一國的“國民”或“公民”變成全球的“村民”或世界的“公民”。全球化造就了“世界公民”的角色需求。“世界公民”要求一國的公民要具有面向世界的觀念和相應的能力，不僅要履行作爲世界一員的義務，還要在國家和全球的雙重範疇下尋求和維護自己的權利。
世界公民乃是人類一種古老的情懷。正如人既有愛國之情，亦有兼愛之心，哪怕它們有時是矛盾的。
胡適的故事對今天仍有啓示。愛國之心並不妨礙世界公民的是非之辨。國家犯錯，列國都有。國家運作假如和其他國家發生利益衝突，這樣的衝突當今世界比比皆是，又假如衝突的責任是在自己，公民爲什麼不可以批評？超越國家民族利益，轉而從兼愛之心亦即從世界公民的角度，分清是非，這纔是名副其實的普世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