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國璋在一九一八年十月交卸總統後不久，便回河間原籍休養。
馮在滿清末年當過禁衛軍統，禁衛軍轄有一師一旅，其軍餉比正規軍多。正規軍每師每年只有一百三十萬元，而禁衛軍則有二百萬元。
民國二年（1913年）馮調任江蘇都督時，禁衛軍改編爲第十五、十六兩師，隨他到江蘇。軍餉每年三百六十萬元，還是比別的部隊要多很多。
民國六年八月，馮到北京任總統，第十六師留駐南京，第十五師改編爲總統拱衛軍，隨馮北上，移駐北京。
馮在總統軍事處下面，專門爲第十五、十六兩師設立糧餉局，派自己的親信張調辰爲糧餉局督辦。
馮國璋下臺後，總統府軍事處裁撤，第十五、十六兩師改歸陸軍部直轄，糧餉局仍然保存。一九一九年六月，這個糧餉局被陸軍部裁撤，馮大爲生氣，想到北京爭回這個權利。
馮到了天津，徐世昌邀請他到北京來先調停直皖之爭，然後進一步調停南北之爭。但馮一直怕小徐下毒手，遲遲不敢到北京。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馮國璋終於壯着膽子來到北京。
九月二十六日，段祺瑞設宴爲馮國璋接風，這是他們府院相爭公開翻臉後的首次見面。兩人畢竟是多年好友，矛盾也是因爲公事，沒有什麼私人恩怨，很好化解。更何況此一時彼一時，酒席間一笑泯恩仇，談得反而很投機，馮段相互間甚至說了許多心裡話。
席間，馮勸段不要偏聽徐樹錚一個人的話，段雖不以爲然，還是不住地點頭。這一次晚宴，北京政.府傳出了馮段已破鏡重圓，復歸於好。
安福系擬補選馮國璋爲副總統，以緩和直皖兩系的戰爭危機。老謀深算的徐世昌，則想用兩位下臺的前總統（黎元洪和馮國璋）出面調停南北。他同時草擬了一套全國統一後的大舉裁兵計劃，想由南北各推舉元老三人組成裁兵委員會，北方元老是馮國璋、段祺瑞、王士珍，南方元老是岑春煊、唐繼堯、陸榮廷。
但是，馮迫切想解決的是，清償欠第十五、十六兩師的軍餉。
徐很痛快地下一手諭：“第十五、十六兩師仍歸馮前總統節制”，並將糧餉局恢復。
由於馮國璋入京的目的已達，或許是無所事事的時間太長了，也想出來做些事。再說，主和本是他的心願，於是，他也高調加入徐世昌的主和與節餉裁兵的浪潮之中。
但是，所謂出師未捷身先死，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八日，馮國璋在裁兵高.潮中，病逝北京帽兒衚衕私邸。
臨危時他曾對張一麐口授遺電，希望和平早日實現，本人以不能親見統一爲憾。北京政.府通令全國下半旗三天。
徐世昌和段祺瑞都分別親赴馮寓弔喪。段祺瑞在馮靈前想起了小站練兵、數十年悲歡離合，不禁放聲大哭。徐世昌則送一萬元爲馮的治喪費。
馮國璋（1859年1月7日—1919年12月28日），字華符，亦作華甫.出生在直隸（今河北）河間西詩經村。
馮家原是村中大戶，其祖父馮丕振，家境富裕，有地三百畝，爲該村四大戶之一。其父馮春棠，因科舉落榜，精神失常，又因遭天災，家道逐漸中落。馮國璋有胞兄弟四人，他排行老四。大哥馮佩璋，常年經營戲班，奔波外鄉；老二馮蘊璋，自幼讀書，被選爲拔貢；老三馮琥璋，文庠生。 他7歲入本村私塾讀書，5年後入其外公家所在地三十里鋪毛公書院讀書。
馮國璋年幼聰穎，心寬志遠，性情豪放。因用心讀書，每次考試都名列前茅。在堂叔馮甘棠的資助下，光緒七年（1881年），馮國璋到保定蓮池書院進修兩年。因家境艱難，光緒九年（1883年）輟學回家。
爲了找尋出路，光緒十年（1884年），二十五歲的馮國璋隻身來到大沽口淮軍直字營，通過在該營任文書的族叔介紹，入伍當兵。因馮國璋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經常幫助士兵書寫家信或幫夥房記賬，人緣不錯，亦取得了該營統領劉祺的信賴。經劉保薦，馮國璋進入天津武備學堂，習步兵科。
該學堂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爲培養淮軍中下級軍事人才創辦的。聘有德國軍事教官，所設課程有兵法、地利、軍器、炮臺、算法、測繪，並操習炮隊，步隊、馬隊、工隊及分合陣法，另外還兼學經史。
馮國璋是該學堂第一期學員。在學習期間，他曾回原籍參加科舉考試，當時特設數學附生額，因他擅長算術，考中秀才。後返回天津武備學堂繼續學習軍事。
馮國璋經過刻苦努力地學習，精通槍炮陣式，熟習營壘作業，各科成績優秀，得到該學堂總辦蔭昌和德國教官的賞識。
光緒十五年（1889年）七月，馮國璋從該校以優異成績畢業。當時馮國璋已屆而立之年，他不安於現狀，想建功立業，出人頭地，於是在光緒十九年（1893年）進入聶士成軍中效力。
在中日甲午戰爭前夕，馮國璋曾隨聶士成赴東北和朝鮮等地考察和測繪地形。爲時半年，跋涉數千裡，餐風宿露，歷盡艱險。所達之處，對山川要塞均用新法繪圖說明，地形地物，瞭如指掌。所蒐集的資料以聶士成之名編成《東遊紀程》一書，由馮國璋任注說編輯，及至第二年聶士成率部在朝鮮和東北等地抗擊日軍時，這部著作發揮了極大的指導作用。故此，馮國璋得到了聶士成的垂青，被任命爲該軍軍械局督辦。
甲午戰爭後，馮國璋得聶士成保薦，以清朝駐日公使裕庚隨員身份赴日。馮國璋在日本期間，爲考察日本軍事，結交了日本軍界人士福島安正、青木宣純等人，並博覽大批近代軍事著作，取得了大量有關軍事教練的資料。他不捨晝夜，抄錄和整理了幾大本有關軍事訓練和近代軍事科學發展的“兵書”，馮國璋亦因此大長才幹。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馮國璋回國後，將精心整理好的筆記資料呈送聶士成，聶士成又轉呈袁世凱。
當時，袁世凱正在積極籌辦小站練兵事宜，急需軍事教學人才，見到馮國璋所整理的軍事資料如獲至寶，遂招馮國璋入小站輔佐編練新軍。與馮國璋同時進小站的，還有他在武備學堂時的同學王士珍和段祺瑞等人。
馮國璋在教學中結合實際，深入淺出，深受學兵的擁護和愛戴。未幾，馮國璋即被任命爲督操營務處幫辦兼步兵學堂監督。不久，又升爲督操營務處總辦。馮國璋鑑於新建陸軍初創，在訓練工作上應有所遵循，經過精心籌劃，與王士珍、段祺瑞等人合力編成《訓練操法詳晰圖說》二十二冊，成爲隨營學堂的標準教科書，也是清朝末年我國軍事學校和編練新軍的主要教材。
由於馮國璋等人對袁世凱的精心輔佐，小站練兵的聲譽大振，馮國璋也因得袁世凱重用而一路高升。
馮國璋一生，由一介書生而入軍界，讀文史後再習軍事。在他所處那個時代，經歷了數次戰爭，作爲一個有着遠大抱負的中國一代知識分子，或是身爲一名有強烈民族自尊心的軍事將領，在軍中，馮國璋往往以其深刻的思考和敏銳的見解而出類拔萃。
他兩次東渡扶桑，從那個自明治維新以來變得強悍起來的國度中，發現了一條中國富強昌盛，再樹雄姿的可行之路。就是打破海禁，引進外國的先進思想和科學技術，讓國人重新認識自我，認識世界。
屢屢向上司和清廷進言，並且一直身體力行地爲“國家海禁開，東方大事起”這一宏願而盡心盡力。
但其時其勢，這位漢族的清廷重臣也有與當年李鴻章相似的憂慮和顧忌。眼看着京城裡那個冥頑不化的滿清朝廷，還有早已腐敗不堪的各級衙門地方官吏，落後的農桑耕作制和淤堵不揚的貿易商業，還有幾乎空白的現代工業這副積重難返的爛攤子，就決定了真正要在東方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形成“大事起”的強盛之勢，非一朝一代人所能辦到的。因此，馮國璋把希望放在了兒孫輩身上。
在護國反袁中，馮國璋一面向袁世凱迭電密陳請“勿輕開戰禍”，一面通過樑啓超、胡鄂公等人與西南唐繼堯、陸榮廷信使往來，以促使西南獨立和陸榮廷攻擊廣州，逐驅袁世凱死黨龍濟光；同時，又勸說四川的北洋軍與護國軍停戰，並且指使四川、湖南將軍陳宦、湯薌銘通電拒絕袁世凱的命令。
不僅如此，馮國璋還主動聯絡江西李純、浙江朱瑞、湖南湯薌銘、山東靳雲鵬等將軍聯名發出密電向各省將軍徵求收拾時局的意見，時稱“五將軍密電”。其電文內容，要求南方者：（一）取消獨立，（二）退出戰區，（三）保護戰地人民。要求北方者：（—）取消帝制，（二）懲辦帝制罪魁，（三）請元首自行辭職以覘全國人民之意思。
也就是說，無論動機如何，爲保衛民主共和，馮國璋是有貢獻的
馮在總統任內一心想謀求和平統一，這同樣是值得肯定的。
馮國璋當大總統的時候鬧了一個大笑話，這就是“賣魚事件”。據傳，中南海的魚是前代皇家所放養，其中還有一條三尺長的紅魚和一條大鯉魚，上面繫着金圈，掛着金牌，一向就不曾爲人所捕撈。馮國璋入主中南海後，派人將湖中的魚一網打盡，然後命人在市場上高價賣出。一時間北京各處都在叫賣“總統魚”，而所售之款盡入了馮國璋的私人腰包。當時有人寫了一個對子嘲諷說：“宰相東陵伐木，元首南海賣魚！”
馮國璋打仗是一把好手，可政治方面卻基本上是個榆木腦袋。他號稱是“北洋三傑”龍虎狗中的“狗”，還真有點忠犬護主的勁頭兒。在戰場上他只想着打勝仗，保住清王朝，根本沒領會東家袁世凱的政治意圖。出發前袁世凱給他的六字箴言是“慢慢走，等等看”，可他到了武漢就一鼓作氣連下兩鎮。
馮國璋一生，最受譴責的是在鎮壓武昌起義時火燒漢口。那一年的十一月一日，馮國璋借風勢命令士兵放火，烈火由北而南，由東而西，一時間整個漢口便成了火海，三天三夜未熄，使方圓三十里的繁華商埠傾時成爲一片焦土，商民損失不可計算。
孫中山去武昌憑弔首義之城時，被燒燬的漢口還慘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