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城裡“南王家”的傳說
滿清時期，薊州城裡有個“南王家”，居住在南大街中街口南邊的街道西側，也就是現在的中醫院和印刷廠兩個院內。南王家的宅院是複合型的“深宅大院”，大院裡邊還有小院，房屋很多，既有主人家居住和使用的那種雕樑畫柱的殿堂式豪華型房屋，也有家丁和下人們居室和廚房、庫房、車棚、馬廄等普通樣式的磚瓦房。“南王家”的前大門就是現在南大街上的中醫院大門口，後小門在西南隅林家衚衕路東，北院牆外是南四眼井衚衕，南院牆外是西南隅“老宋家”的宅院。
據說“南王家”是“旗人”，在不同年代，家裡還有過幾個在朝裡當官的人。他家還是“遠皇親”，大約在咸豐年間，“南王家”的一個女兒嫁給北京的一個“王爺”做兒媳婦。結婚那天，娶親、送親、送嫁妝的隊伍，浩浩蕩蕩，從薊縣城裡一直排到城西十幾裡外的“小孫各莊”。因爲過去送嫁妝都是逐件展示的，一個箱子要兩個人擡着走，陪送的被褥要擺放在箱子外邊（上邊）不能裝進箱子裡。一個茶壺也要放在盤子裡由一個人端着走，幾個茶碗也放在一個盤子裡由一個人端着走。而且一字排開，成單行前進。既不是幾個人並排走，也不能統統裝進箱子用車載，所以送嫁妝的隊伍都比較長一些。而且那時沒有機動車，都是步行的。南王家嫁女兒陪送的嫁妝多，僱用好幾百個送嫁妝的人，從薊縣到北京走了兩三天。這件事兒轟動了半個縣，很多人都來大路上看熱鬧。
“南王家”既是官宦人家，又是赫赫有名的大財主，家裡有許多“田莊”（由租種土地的佃農組成的村莊），不用自己僱工耕種土地，而是把土地都租給佃戶耕種，自家只收取租銀。在薊縣城裡還開着買賣和當鋪。“南王家”家大業大，家裡邊“使奴喚婢”、“家丁”“狗腿子”一大幫。他們家黑白兩道都有聯繫，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土皇帝”，“地頭蛇”。
“南王家”有很大的政治勢力，在朝中有人，可以決定薊縣地方官員的去留和升降，所以朝中新派到薊州來的州、縣官，到薊州來上任時，要先進“南王家”拜見“王老爺”，之後才進衙門去報到。州、縣官想升遷的，需要拜託“王老爺”去京城找門路，拉關係。在工作中遇到麻煩時，也要求“王老爺”幫忙“擺平”。爲什麼官府還要求豪紳幫忙解決麻煩呢？
因爲那年代北面的大山裡有許多竇爾敦一類佔山爲王的“大寨主”“山大王”，打家劫舍，殺富濟貧。但他們又與那些“造反”、“起義”者不同，他們沒有政治目的，不想奪取政權，也不去攻城掠地“成就大業”，不直接與官府作對。由於他們只是擾亂了社會治安，不搞武裝暴動，所以應由地方官來解決。可是州縣衙門裡的捕快、班頭、衙役們對這些“強盜”束手無策，官府組織“大部隊”進山“清剿”時，“強盜”們化整爲零，離開山寨，裝成老百姓混入村鎮之中，致使大隊官兵疲勞奔波，無功而返，得不償失。所以，官府不肯輕易興師動衆，進山剿匪。即使官府剿滅了某個“山寨”，另一處又立起新的“寨子”，按倒“葫蘆”“瓢”又起來。因爲那年代窮人多，不斷有一些走投無路者“上山落草”，此起彼伏，官府對這些山賊草寇，是沒有辦法徹底解決的。雖然少數捕快衙役（偵探）可以查找到他們的行蹤，卻又人少力薄不是對手，弄不好白白丟了性命。那年代戰鬥中爲國捐軀的人很多，國家無力把這些“烈士”的家屬都包養起來。那些在衙門裡當差的，都是爲掙些薪水養家餬口的，有幾個人願爲了“工作”而丟了腦袋呀。要保持一方平安，就需要由那些黑白兩道都有聯繫的地方豪紳去和“寨主”們拉關係，主動給山寨“送禮”，“進貢”，求他們不要到自己這裡來“騷擾”。好在這些“強盜”都是窮苦出身，走投無路才佔山爲王的，送給他們一些錢財，有吃有喝從物質上就滿足了，再把他們稱爲“綠林好漢”、“英雄”“豪傑”，“大俠”“小俠”的吹捧一番，便美的喜笑顏開，從精神上也滿足了。求他們辦什麼事，就比較容易，非常痛快了。另一方面，這些“山賊”“強盜”中的人，在下山進城採買、遊玩過程中，也難免不小心被官府抓住。這就需要求這些豪紳朋友來出面疏通解救，他們可以買通官府，剛抓進去的，可以“證據不足”爲由，取保釋放。對那些已招供要定罪發配的，還可以買通押解人員，暗中釋放。之後以該犯人“途中病死”爲由，回來消帳。因爲那年代沒有照相、錄音技術，犯人病死途中，只能就地掩埋。全憑押解人員一說，沒有其他證據材料。
正由於“南王家”幾代人都是黑白兩道全聯繫，地方官只有討好他家，才能平安無事。據說曾經有個書生氣十足的人從京城裡調到薊州來當知州，他爲官本分、爲人正直，清廉勤懇，經常下鄉體察民情，官聲較好。他不僅不討好“南王家”，當聽民衆反映南王家有欺壓良善橫行霸道的惡名後，還要求捕快班頭進行查訪，蒐集證據，準備處理。由於衙役中有“南王家”的“眼線”，把消息透露給“王老爺”。王老爺聞訊大爲惱火，便心生一計。在與進城遊玩的某個“大寨主”酒樓閒聊中，極力誇獎這個縣官多麼有本事，多麼厲害，“各路豪傑”（指各處的山賊草寇）都害怕，不敢輕易下山（指搶劫作案）等等。要這位“大寨主”多加小心，儘量別進城。用激將法暗中慫恿這位“大寨主”作個大案，和這個縣官較量一番。結果，這位“大寨主”領人，在半路上劫走了薊州上繳國家的幾萬兩“稅銀”，製造了一起罕見的“驚天大案”。這個案件震動了朝野，致使這個正直本分的“清官”，因爲“失職”而丟了官。
接任的州官是個在地方做官多年的老政客，他知道“稅銀”是通過錢局子的煉銀爐，把從老百姓家裡徵收來的散碎銀兩鑄造成“五十兩”一錠，或“一百兩”一錠的大銀元寶，上邊鑄有官府的印記，無法在市場上流通。正常情況下，“山賊”“草寇”是不搶劫“稅銀”的，因爲沒處去花用，還容易“露陷”犯案。故此，在沒有“反賊”“叛軍”（反政府武裝）的情況下，官府運送“稅銀”時也不用重兵押運。他認爲這次“草寇”搶劫“稅銀”的政治目的要大於經濟目的，一定是前任州官辦事太認真，得罪了“山賊”“草寇”，才故意給他製造麻煩。於是他到任後就拜託“南王家”王老爺協助查找丟失的“稅銀”，還拿出一千兩官銀作爲“南王家”“協助辦案”的勞務費。結果“南王家”只花五六百兩銀子，就通過關係把幾萬兩“稅銀”，從“山大王”手裡贖了回來（因爲這些稅銀放在山上也沒用）。州官又把搶劫“稅銀”的罪名，加在幾個從鄉間抓獲的普通“劫道”的犯人身上（犯人不識字，供詞上多些贓物數額，犯人不知道，也表示認罪伏法），上報結案。結果這個州官立功受表彰，得到升遷。你說“南王家”厲害不厲害，哪個地方官敢得罪他家呀。
正由於南王家的勢力大，薊州的官府不敢得罪他家，也使他們家裡的幾代主人和僕人都耀武揚威。儘管幾代“王老爺”也講吃齋唸佛做善事，大災之年搭棚“舍粥”救濟窮人，卻約束不住自己的不肖子孫，花天酒地，胡作非爲。尤其到清朝末年，“南王家”有個大少爺名叫王大寶，是個名副其實的“花花公子”，從小嬌生慣養，遊手好閒，不務正業。因爲家裡有錢不缺吃穿，他倒也不偷不搶，不佔別人家的小便宜。可就一個毛病，喜歡玩女人，簡直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不但家裡的丫鬟、使女都被他玩弄了，還到外面的大街上去搶女人。那年代婦女出門辦事的不多，但是也還是有些婦女要從大街上經過。王大寶逛街時，總要帶着三四個家丁，只要碰見年輕漂亮的婦女，不管是大姑娘還是小媳婦，就以抓“逃跑的丫鬟”爲名，指使家丁們搶回家來實施強暴，玩弄之後，給點錢。有的當天放出來，有的過幾天，或十幾天才放出來。他家“舍粥”時， 來逃荒“討粥”的人羣裡，發現年輕貌美的女人，就以“賞賜”爲由，拉入內宅，姦污玩弄後，給些糧食放出來。聽說，有一年正月十五“走會”時，鄰居家（也是大戶人家，小財主）的女眷在院內隔着牆看會。王大寶發現這家的女兒長的很美，就帶人闖進鄰居家門，硬說人家的“小姐”是自家逃跑的“丫鬟”，在衆目睽睽之下，把人家的女兒，從家裡給拽出來，拉回自家玩弄多日，最後才放了出來。
那些被搶走婦女的家屬去縣衙告狀，沒人敢給寫“狀紙”，沒有“狀紙”縣官就不受理案子。即使有的被害家屬託人寫了“狀紙”，升堂審案時原告要找出“幹證”，也就是“旁證人”，自己家的親屬不算“旁證人”，非要有大街上的旁觀者作證才行。例如父母和女兒一起逛街，女兒被搶走，父母二人只能當原告，不能作證人。街上的旁觀者，有許多原告不認識，怎麼舉證？即使原告認識的人看見了，又有誰不懼怕“南王家”的勢力，誰敢出面作證呢。不要說縣官有意偏袒王大寶，即使縣官想秉公執法，在那種司法制度下，被害人家裡只能是白挨欺負，無處伸冤。同時，也有一些被害人家顧及“臉面”，怕事情敗露影響女兒的婚姻，只好忍氣吞聲，暗“氣”暗“憋”了，所以才使王大寶更加有恃無恐。
到“辛亥革命”爆發，宣統皇帝退位後，薊縣的“南王家”也跟着衰敗了，就把薊縣的宅院賣掉，遣散大部奴僕，全家搬到北京去了。後來，聽說那個花花公子王大寶到北京後，因爲遊手好閒，不務正業，父母死後坐吃山空，家產敗光，到民國時期真的變成討飯的“叫花子”了。不過這個消息知否準確，就無人去考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