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運其事
在王有齡北上不久，浙江的政局有了變化：巡撫常大淳調湖北，雲南巡撫黃宗漢改調浙江，未到任以前由布政使——通稱“藩司”、老百姓尊稱爲“藩臺”的旗人椿壽署理。
黃宗漢字壽臣，福建晉江人。他是道光十五年乙未正科的翰林，這一榜人才濟濟，科運甚隆，那年——咸豐二年，當到巡撫的就有廣東葉名琛、江西張芾，當到二品大員的有何桂清、呂賢基、彭蘊章、羅惇衍，還有杭州的許乃釗，與他老兄許乃普，都當到內閣學士。
這黃宗漢據說是個很能幹的人，但是關於他的操守與治家，批評極壞。到任以後，傳說他向椿壽索賄四萬兩銀子，椿壽沒有買他的賬，於是多事了。
其時漕運正在改變辦法。因爲海禁已開，而且河道湮淤，加以洪楊的起事，所以江蘇的蘇、鬆、太各屬改用海運；浙江則是試辦，椿壽既爲藩司，又署理巡撫，責無旁貸，當然要親自料理這件公事。
漕運的漕，原來就是以舟運谷的意思。多少年來都是河運，先是黃河，後來是運河，而運河又有多少次的變遷興作，直到康熙年間，治河名臣靳輔、于成龍先後開“中河”，歷時千餘年的運河，纔算大功告成。
這條南起杭州，北抵京師，流經浙江、江蘇、山東、河北四省，全長兩千多裡的水道，爲大清朝帶來了一百五十年的盛運。不幸的是，黃河的情況越來越壞，有些地方河底積淤，高過人家屋脊，全靠兩面堤防約束，“春水船如天上行”，真到了束手無策的地步。而運河受黃河的累，在嘉慶末年，幾乎也成了“絕症”。於是道光初年有海運之議。
在嘉慶末年時有齊彥槐其人，著有一篇《海運南僧議》，條分縷析，斷言“一舉而衆善備”，但地方大吏不願輕易更張。直到湖南安化的陶文毅公陶澍，由安徽巡撫調江蘇，銳意革新，消除鹽、漕兩事的積弊，齊彥槐的建議纔有一個實驗的機會。
這次實驗由陶澍親自主持，在上海設立“海運總局”，他親自僱好專門運載關東豆麥的“沙船”一千艘，名爲“三不像”的海船幾十艘，分兩次運米一百五十多萬石到天津，結果獲得極大的成功，省時省費，米質受損極微。承運的船商，運漕而北，回程運豆，一向漕船南下“回空”，海船北上“回空”，現在平白多一筆收入，而且出力的船商還“賞給頂戴”做了官，真正是皆大歡喜。
但是到了第二年，這樣的好事竟不再做下去！依然恢復河運。因爲，不知道有多少人靠這條運河的漕船來剝削老百姓，他們不願意革新！
漕運的弊端與徵糧的弊端是不可分的。徵糧的權責屬於州縣，這七品的正印官，特稱爲“大老爺”，在任兩件大事：刑名、錢穀。延請“紹興師爺”至少亦得兩名：“刑名師爺”和“錢穀師爺”。縣大老爺的成名發財，都靠這兩個人。
錢穀師爺的本事不在算盤上，在於能瞭解情況，善於應付幾種人。第一種是書辦，世代相傳，每人手裡有一本底冊，哪家有多少田？該納糧多少？都記載在這本冊子上，爲不傳之秘。
第二種是“特殊人物”，他們所納的糧，都有專門名稱，做過官的紳士人家的是“衿米”，舉人、秀才、監生是“料米”，這兩種米不能多收，該多少就多少，否則便有麻煩。再有一種名爲“訟米”，專好無事生非打官司的訟棍所納的糧，也要當心。總而言之一句話，刁惡霸道，不易對付的那班“特殊人物”，必須敷衍，分量不足，米色粗劣，亦得照收不誤。甚至虛給“糧串”——納糧的憑證，買得個安靜二字。
有人佔便宜，當然有人吃虧，各種剝削耗費，加上縣大老爺自己的好處，統統都出在良善小民頭上，這叫做“浮收”。最“黑”的地方，“浮收”到正額的一半以上，該納一石米的，起碼要納一石五斗。於是有所謂“包戶”，他們或者與官吏有勾結，或者能挾制官吏，小戶如託他們“包繳”，比自己到糧櫃上去繳納，便宜得多。
第三種就是漕船上的人。漕船都是官船，額定數字過萬，實際僅六千餘艘，分駐運河各地，一地稱爲一幫，這就是遊俠組織“青幫”之幫的出典。
幫中的管事及水手，都稱爲幫丁，其中又有屯丁、旗丁、尖丁之分。尖丁是實際上的頭目，連護漕的千總、把總都得聽他的指揮。州縣衙門開倉徵糧，糧戶繳納，漕船開到，驗收裝船，名爲“受兌”。一面徵糧，一面受兌，川流不息，那自然是再順利不過的事，但是這一來漕船上就玩不出花樣來了。
他們的第一個花樣是“看米色”。由於漕船過淮安時，漕運總督要“盤糧”點數，到通州起岸入倉時，倉場侍郎要驗看米質，如有不符，都由漕船負責。因此，他們在受兌時，驗看米色，原是份所當爲。但米色好壞，僅憑目視，並無標準，這樣就可以挑剔了，一廒一廒看過去，不是說米色太雜，就是不夠乾燥，不肯受兌。
以一般的情況而言，開倉十日，所有的倉廒就都裝滿了，此時如不疏運上船，則後來的糧戶，無倉可以貯米，勢必停徵。糧戶也就要等待，一天兩天還不要緊，老百姓無非發發牢騷而已，日子一久，廢時失業，還要貼上盤纏，自然非吵不可，這叫做“鬧漕”，是件極嚴重的事，地方官往往會得到極嚴厲的處分。倘或是個刮地皮的貪官，這一鬧漕說不定就會激起民變，更是件可以送命的大禍。
因此，錢穀師爺便要指揮書辦出來與“看米色”的旗丁講斤頭，倘或講不下來，而督運的委員怕誤了限期，催令啓程，那些幫丁就不問兌足不兌足，只管自己開船。這時的州縣可就苦了，必須設法自運漕米，一路趕上去補足，稱爲“隨幫交兌”。
幸而取得妥協，漕米兌竣，應該出給名爲“通關”的收據，這時尖丁出面了，先議“私費”，就是他個人的“好處”，私費議妥，再議“通幫公費”，是全幫的好處。這些看米色所受的勒索，以及尖丁私費、通幫公費，自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浮收來支付。
這以後，就該幫丁受勒索了，首先是“過淮”投文過堂，照例有各種陋規。一幫船總要花到五六百兩到一千兩銀子。這一關一過，沿路過閘過壩，處處要送紅包，大概每一艘船要十幾兩銀子。最後到了通州，花樣更多，要投四個衙門的文，有人專門代辦，每船十三兩銀子，十兩鋪排四個衙門，三兩是代辦者的酬勞。等漕米上岸入倉，伸手要錢的人數不清，總要花到三五十兩。所以幫丁勒索州縣，無非悖入悖出。
幫丁的苦楚猶不止此，一路還要受人的欺侮。在運河裡，遇到運銅運鉛的船，以及木排，千萬要當心，那是在運河裡蠻不講理出了名的，撞沉了漕船，他們可以逃散，幫丁則非傾家蕩產來賠不可。因爲如此，幫丁便格外團結，以求自保。“青幫”之起因如此，所以，他們的“海底”名爲“通漕”，並不是世俗所稱的“通草”。
一度行之有效，但以積習已深，慣於更張的南漕海運，終於咸豐元年舊事重提。這出於兩個原因，第一個是人，第二個是地。
這個人是兩江總督陸建瀛，湖北人，極能幹，而且善於結交，所以公卿延譽，負一時物望。他頗有意步武陶澍，留一番政績。陶澍改鹽法，淮北行之大效，而淮南依舊，陸建瀛在淮南繼陶未竟之功。漕運也是如此，他得到戶部尚書孫瑞珍的支持，準備恢復海運。
適逢其會的是，運河出了問題
，在徐州附近的豐縣以北決口，“全河北趨，由沛縣之華山、戚山分注微山、昭陽等湖，挾清水外泛，運河閘、壩、纖堤，均已漫淹”，朝廷一方面撥鉅款搶救，一方面也加強了改用海運的決心。
海運之議，奉旨由兩江總督陸建瀛、江蘇巡撫楊文定、浙江巡撫常大淳會同籌劃。結果決定咸豐二年江蘇的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太倉等四府一州的漕米，改用海運。浙江則是試辦，但其間又有反覆，未成定議。
就在這段期間中，椿壽由湖南布政使調浙江。當朝命初下時，黃宗漢是掌理一省司法的浙江按察使，通稱“臬司”，等椿壽到任時，他已經調差了。第二年，洪軍由廣西而湖南，湖北吃緊，清文宗把善於“捕盜”的常大淳，調爲湖北巡撫。浙江巡撫由藩司椿壽署理。
椿壽的運氣太壞。這年的浙江，省城杭州及附近各州縣，自五月以後，雨量稀少，旱荒已成，於是對他發生兩大不利：第一是錢糧徵收不起；第二是河淺不利於舟行，影響漕運。
江蘇的海運非常順利，四府一州的漕糧，糙米三十二萬多石，白米二萬七千餘石，於三月間出海北上，安然運到。而浙江的漕米，到九月間還未啓運，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
在此以前，也就是浙江正鬧旱災的五月間，爲了軍事上的需要，各省巡撫有個小小的調整，雲南巡撫張亮基調湖南，遺缺由甘肅布政使黃宗漢接充。他不願意去雲南，經過一番活動，很快地改調浙江。不過一年的工夫，重回杭州時，已非昔比。
署理巡撫椿壽交卸以後，仍舊幹他的藩司。據說黃宗漢在第一天接見椿壽時，就作了個暗示：椿壽的“紗帽”在他手裡，如果想保全，趕快送四萬兩銀子的“紅包”過去。黃宗漢敢於做此勒索，就因爲椿壽在漕運上已經遲延，如果上司肯替他說話，可以在天災上找理由，有處分，亦屬輕微。否則，耽延了“天庾正供”，將獲嚴譴。
椿壽沒有理會他，於是黃宗漢想了個極狠毒的手法來“整”人。他認爲本年漕糧啓運太遲，到達通州交倉，糧船不能依照限期“回空”，這樣便要影響下一年的漕運。就在這個言之成理的說法上來整椿壽。
心裡已有成算，表面絲毫不露，把椿壽請到撫院來談公事，問起漕運的情形。
一提到這上面，椿壽自己先就緊張，“回大人的話，”他說，“今年浙江的漕運，無論如何要耽處分了！”
“誰耽處分啊？”黃宗漢故意這樣問。
“自然是司裡。”藩、臬兩司向巡撫回話，照例自稱“司裡”。
“這也不是耽處分的事。”黃宗漢用這句話先做一個伏筆，卻又立即撇開不談，“貴司倒先說說看，究竟因何遲誤？”
“自然是因爲天旱水淺，河道幹淤。已經奏報過的。”
“天旱是五月以後的事。請問，照定例，本省漕船，每年什麼時候開，什麼時候‘過淮’，什麼時候‘回空’？”
一連三問，把椿壽堵得啞口無言。照定例，江西和浙江的漕船，限在二月底以前盡數開行。年深日久，定例有變，但至遲亦不會過四月。現在秋風已起，漕船開行的還不過一半，這該怎麼說呢？
他遲遲不答，黃宗漢也不開口，是逼着他非說不可。椿壽無奈，只好這樣答道：“大人也在浙江待過，漕幫的積弊，還有什麼不明白的？漕丁有種種花樣，譬如說陳漕帶私貨囉。”
椿壽的話未完，撫臺便一個釘子碰了過來：“天下烏鴉一般黑，各省漕丁都是一樣的。”
“今年略微不同，因爲奉旨籌議南漕海運，漕幫不免觀望，這也是延誤的原因之一。”
“觀望什麼？”黃宗漢大聲問道，“議辦海運是來年新漕之事，跟今年何干？”
振振有詞一問，椿壽語塞，既然來年有此改變之議，漕丁自不免有所瞻顧，以致鼓不起勁來，但身爲藩司，署理撫院，這些地方正該督催，否則便是失職，所以椿壽無詞可解。
“現在怎麼辦呢？”黃宗漢又憂形於色地說，“事情總要辦通才行啊！”
“是，是！”椿壽趕緊答道，“司裡盡力去催，總在這個把月裡，一定可以全數啓運。”
“個把月？”黃宗漢皺着眉說，“說老實話，這上面我還不大弄得清楚。反正本年漕運，自前任常中丞調任以後，都由老兄一手經理。以後該如何辦理，等我商量了再說。”
他這段話有兩層用意：第一是說目前還不甚瞭解漕運的情況，等了解了又當別論，留下翻覆的餘地；第二是“一手經理”四個字，指明瞭全部責任。椿壽原是“上三旗”的公子哥兒，這幾年在外面歷練了一番，紈絝的積習固已大減，而人心的險巇，卻無深知，哪裡去理會得黃宗漢的深意？還只當撫臺語氣緩和，事無大礙，所以連聲應諾，辭出撫院，趕緊召集手下，商議如何設法把未走的船，能夠早日開行，只要一出浙江省境，責任就輕得多了。
於是椿壽即刻召集督糧道和其他經辦漕運的官員，一面宣達了撫臺的意思，一面力竭聲嘶地要大家“各秉天良”，務必在最短期間內，設法讓漕船全數開出。
別處都還好辦，麻煩的是湖屬八幫，浙江湖州府是東南膏腴之區，額定漕糧三十八萬八千餘石，關係重大，偏偏這八幫的漕船，一艘都動彈不得。椿壽看看情勢嚴重，不得不親自到湖州去督催。
湖州運漕，有條運河的支流，往東沿太湖南岸，入江蘇省境平望的大運河。這條支流不到一百里長，但所經的雙林、南潯兩鎮，爲膏腴中的膏腴。南潯的殷富，號稱“四獅八象”，海內聞名，聽得藩臺駕到，照例以捐班道臺的身份，盡地主之誼，他們飲食起居的講究，雖不比鹽商、河工的窮奢極侈，但已遠非一般富貴之家可比。
身處名匠經營的園林，坐對水陸並陳的盛饌，開宴照例開戲，南潯富家都有自己的戲班，砌末、行頭，無不精美，這時集合精英，奏演名曲，而椿壽索然寡歡，卻又不得不勉強敷衍，因而這樣豪華享受的場合，在他反覺得受罪，耳中聽着《長生殿》的《夜雨聞鈴》，心裡想的卻是怎得下他三天三夜的大雨，運河水滿，讓擱淺的漕船，得以趁一帆西風，往東而去？
想着漕船，椿壽無論如何坐不住了，託詞“身子不爽”，向主人再三道歉告辭，回到行轅。
行轅裡已經有許多人在等着。這些人分爲三類：一類是漕幫中的“領運千總”，名義上算是押運的武官，照原來的傳統，多由武舉人中選拔；一類是臨時委派的押運官，大多爲候補州縣，走路子鑽上這個差使，多少弄幾文“調劑調劑”；再一類就是各幫中真正的頭腦——“尖丁”。
“尖丁”的身份是小兵，這還是明朝“衛所”演變下來的制度。小兵與二品大員的藩臺，身份相差不知幾許，照平日來說，連見椿壽的面都難，但此刻也顧不得這些官派了！要設法能讓漕船開動，非找尖丁來談，才商議得出切實的辦法，所以椿壽吩咐，一體傳見。
行轅借在一家富戶的兩進屋子，時已入夜，軒敞的大廳上，點起明晃晃的火油燈，照出椿壽的滿面愁容！他居中坐在紅木炕牀上，兩旁梨花木的“太師椅”上，坐的是候補州縣身份的押運官，千總和尖丁便只有站的份兒了。
在鴉雀無聲的沉重的氣氛中，椿壽扯開嘶啞的嗓子說道：“今年的漕糧，到底還運得出去，運不
出去？”
這一問大家面面相覷，都要看一看對方的臉色。最有資格答話的是尖丁，但以身份關係，還輪不到他們開口。
“我在撫臺面前，拍了胸脯的，一個月當中，一定全數開船。現在看了實在情形，我覺得我的話說得過分了。今天一定先要定個宗旨出來，船能動是動的辦法，不能動是不能動的辦法。這樣子一天一天等下去，非把腦袋等掉了不可。”
這是提出了要砍腦袋的警告，在座的人無不悚然！坐在左首太師椅上的一名候補州縣，便欠身說道：“總得仰仗大人主持全局，屬下便賠上性命，也得把漕船開出去。漕糧關乎國家正用，今年天旱水淺，縱然耽遲，還有可說，倘或不走，那就是耽錯了。”
“耽遲不耽錯”這一說，凡是坐在太師椅上的，無不齊聲附和。這些候補州縣，沒有一個不鬧窮，有些在省城住了十幾年，始終沒有補上一個缺，窮得只剩下一疊當票，好不容易纔派上這一個押運的差使，指望着漕船一動，便好先支一筆公費安家。至於這一去什麼時候才能到達通州，他們不必擔心，遲延的處分落不到他們頭上。
倘說漕船不走，他們便回不得省城。因爲船不走，便無所謂押運，不僅萬事全休，而且比不得這個差使還要壞——不得這個差使，不必借了盤纏來到差，現在兩手空空回杭州，債主那裡如何交代？
椿壽當然明白他們的用心，而且也知道這些人無足輕重，既出不了什麼力，也擔不了什麼責任，所以不理他們的話，望着站在他們身後的“領運千總”說：“你們有什麼主意，說出來商量。”
“領運千總”的想法，與那些候補州縣差不多，只是他們不能胡亂做主，凡事要聽尖丁的招呼，因而有個年紀大些的便這樣回答：“請大人做主！”
“如果我說不走呢？”
大家都不響，沒有一個人贊成他的主意，只是不敢駁回。但這樣不做聲，也就很明顯地表示出反對的意思了。
在座的一個實缺同知，此時忍不住開口：“跟大人回話，還是讓他們推出一兩個人來，看看有何話說？”
“他們”是指尖丁，椿壽點點頭，對那些尖丁說：“我看也非你們有句話不可。”
“是！”有個“有頭有臉”的尖丁答應一聲，請個安說，“請大人先休息。我們商量出一個宗旨，再跟大人回稟。”
“好，好，你們商量。”
椿壽坐在炕牀上咕嚕嚕吸水煙，八幫的尖丁便退到廊下去悄悄商議，好久尚無結論，因爲各幫的情況不同，看法各異，牽涉的因素很多。今年的漕運，吃力不討好是公認的看法，但走與不走，卻有相反的主張：一派認爲賠累已不可免，不如不走，還省些事；一派則以在漕船上帶着許多私貨，不走則還要賠一筆，“公私交困”，簡直要傾家蕩產了。
談來談去，莫衷一是，椿壽已經派人來催了，只好聽憑上面去決定走與不走。不過總算也有了一點協議，那就是：走也好，不走也好，各幫的賠累，只能一次，不能兩次。
“如果不走，本年的漕糧便要變價繳納，戶部定章是每石二兩銀子，現在市價多少？”椿壽問。
“這要看米的成色。”被推定去回話的那個尖丁答道，“總在七錢到八錢這個數目之間。”
“船上的漕糧有多少？”
“一共二十七萬六千石。”
“那麼，”椿壽問道，“就算每石賠一兩二錢銀子，共該多少？”
那尖丁的心算極快，略略遲疑了一下，便報出確數：“共該三十三萬一千二百兩銀子。”
“如果漕船不走，奏請變價繳銀，上頭一定會準的。不過，”椿壽麪色凝重地問，“這三十三萬兩銀子，該誰來賠？”
“大人曉得的，湖屬八幫是‘疲幫’，力量實在夠不上。總要請大人格外體恤，留漕丁一條命。”
“哼！”椿壽冷笑，“你們要命，難道我的命就可以不要？”
這是雙方討價還價，有意做作。漕幫有“屯田”，有“公費”，遇到這種情形，便得從公衆的產業和收入中，提出款子來賠，賠累的成數，並無定章，但以上壓下，首先要看幫的好壞，公產多的“旺幫”便賠得多，負債累累的“疲幫”便賠得少。說也奇怪，越是富庶的地區，漕幫越疲，第一疲幫是江蘇松江府屬各幫，湖州府屬八幫的境況也不見得好，這是因爲越富庶的地區，剝削越多的緣故。
這賠累的差額，除了漕幫以外，主要的便得由藩司從徵收漕糧的各種陋規和浮收中，提成分賠。所以處理這件棘手的案子，實際上只是藩臺衙門和湖屬八幫間的事。椿壽軟哄硬逼，總算把分賠的成數談好了。
然而這也不過是萬不得已的退路。眼光總是朝前看的，能夠把漕船開出去，交了差，也免了賠累，何樂不爲？所以椿壽又回過頭來問：“照你們看，漕船到底能不能動呢？能動還是照開的好。”
這一句話自然大受歡迎，在座的候補州縣，一看事有轉機，無不精神復振，紛紛頌讚椿壽的明智。
唯有那名代表漕幫說話的尖丁，大搖其頭。不過他首先聲明，他自己有點意見，並不代表漕幫，不知該說不該說。
“說，說！集思廣益，說出來商量。”
照那尖丁個人的看法，漕船要能開行，首先得要疏浚河牀，同時在各支流加閘，提高運河中的水位。然後另僱民船分載漕米，減輕漕船的載重，這樣雙管齊下，纔有“動”的可能。
“那就這樣辦啊！有何不可呢？”有個押運官興奮地說。
那尖丁苦笑了一下，沒有做聲。椿壽卻明白他的意思，以譏嘲的口吻答道：“老兄說得容易！可知道這一來要多少錢？”
“與其賠累，何不把賠累的錢，花在疏浚河牀和僱用民船上？不但交了差，而且治理了運河，也是大人的勞績。”
這兩句話說動了椿壽的心，點着頭沉吟，“這倒也是一說。”他自語似的問，“就不知道要多少日子？”
疏浚的計劃，施工的日程，要多少工、多少料，都要仔細計算，才能知道確數，在這樣人多口雜的場合中，是不可能得到結果的，所以椿壽叫大家散一散，另外找了些實際能負責，能辦事的人來重作商量。
這個少數人的集議，首先要談的就是工料的來源。這實在也只有一個字——錢。漕幫中被推派出來說話的那名尖丁，以久歷江湖的經驗，預感到此舉不妥，但人微言輕，無法扭轉椿壽的“如意算盤”，便很乾脆地答應了所派的經費，而且保證漕幫一定全力支持這件事。不過他也很鄭重地聲明，漕幫出了這筆錢，漕船不管如何非走不可。如果再出了什麼花樣，漕幫不能負責。
於是疏浚河道的計劃，很快地便見諸實際行動。這件事地方官原來也有責任，只是湖州府和運河所經的烏程、歸安、德清三縣，要辦這件事唯有派工派料。公文往返，以及召集紳士磋商，需要好久才能動工，未免緩不濟急。
爲了與天爭時，自己拿錢出來徵僱民工是最切實的辦法。等這一切安排好了，預計八月底以前，漕船一定可以開行。這樣，椿壽纔算鬆了一口氣，動身回省。
走的那天，秋風秋雨，一般行旅悶損不樂的天氣，在椿壽卻大爲高興，心裡在想：這雨最好落大些，連下幾天，前溪水漲，起漕的時間還好提前。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