詭變戰局
局勢的發展，許多方面都出人意表。第一，常州在李鴻章部下郭松林、劉銘傳、周盛波、張樹聲及常勝軍戈登合力猛攻之下，於四月初六克復，接着久守鎮江的馮子材進克丹陽。大家都以爲這兩支軍隊會師以後，一定乘勝西趨，直撲金陵，爲曾國荃助攻。哪知李鴻章儘管朝旨催促，卻以傷亡過重，亟須整補爲名，按兵不動。這是爲左宗棠、胡雪巖所預料到的，李鴻章不願分曾國荃一心想獨得的大功，有意作態。
第二，是“天王”洪秀全忽然下了一道有如夢囈的“詔令”，說“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領到天兵，保固天京”。過了兩天，“天王”服毒自盡，實現了他“上天堂”的諾言。接位的是洪秀全的十六歲兒子，名叫“洪天貴福”，稱號喚做“幼天王”。
消息外傳，都知道曾國荃成大功在即，頗有人高吟杜少陵的“青春作伴好還鄉”，作亂後重整家園之計。而京裡重臣、京外督撫，有良心，肯做事的，亦都在默默打算，曾國荃一下金陵，太平天國十餘年的積聚，盡萃於“天王府”，足可用來裁遣將士，恢復地方，固然，金陵所得，必是用於江南及湘軍，但應解的協餉，可以不解，就等於增加了本地的收入。
像左宗棠就是打着一把如意算盤，認爲曾國荃一克金陵，廣東便將覆成浙江的餉源。他曾跟胡雪巖談過，到那時候，要專摺奏，派他到廣東去會辦釐捐。胡雪巖口頭一諾無辭，其實不當它一回事，在他看來，此事渺茫得很，只是不便掃左宗棠的興，所以只是唯唯敷衍而已。
在李鴻章所撥借的炮隊協攻之下，曾國荃所部在五月底攻佔了“龍膊子”，其地在江寧城外東北的鐘山之巔，居高臨下，俯瞰全城。此地一失，“忠王”李秀成束手無策了。
曾國荃用兵，獨得一“韌”字，苦苦圍困到這般地步，要韌出頭了，更不肯絲毫怠慢，下令各營，由四面收束，直往裡逼，逼近城下，晝夜猛攻。而真正的作用是，借無時或已的炮聲，遮掩他挖掘地道的聲響。
金陵圍了兩年，曾國荃從朝陽門至鍾阜門，挖過三十多處地道，有時是“落磐”，挖地道的士兵隨死隨埋，叢葬其中，有時是爲長毛所發覺，煙燻水澆，死者論百計。有一次快成功了，地道內的士兵，忽然發現一枝長矛刺了下來，其實是長毛行軍休息，隨意將矛一插，而官軍輕躁沒腦筋，使勁將那枝矛往下拉，長毛始而大駭，繼而大喜，掘地痛擊，功敗垂成，死了四百人之多，都是朱洪章的部下。
朱洪章是貴州人，也是曾國荃部下高級將領中，唯一的非湖南人。因爲孤立其間，不能不格外賣力，免得遭受排擠。曾國荃亦很看重他，一直保到提督銜記名總兵，派他經理營務處。此時再挖地道，由他與記名提督河南歸德鎮總兵李臣典共同負責。
從六月初八開始，日夜不停，挖了七天才挖成，填塞炸藥，可以作最後的攻擊了。曾國荃問部下諸將：哪一營“頭敵”，哪一營“二敵”？
諸將默無一言，便按官職大小，個別徵詢。官階最高的是蕭孚泗，已經補上福建陸路提督，他依舊沉默，便只好問李臣典了。
李臣典倒願打頭陣，但要朱洪章撥一兩千精兵給他。朱洪章表示：“既然如此，不如我來當頭。”事情便這樣定局，還立了軍令狀，畏縮不前者斬！
六月十六日正午，由朱洪章下令施放炸藥。地道中的炸藥有三萬斤之多，進口之處用巨石封固，另外以極粗的毛竹伸入地道，內用粗布包炸藥填塞，作爲引線，引線點燃以後，但聞地底隱隱如雷聲，卻不爆發。天空中的驕陽，流火鑠金一般，炸藥絕無不燃之理，萬千將士揮汗屏息，等得焦灼不堪。這樣過了一個鐘頭之久，地底連那隱隱雷聲都消失了。
過去亦常有不能引發炸藥的情事，這一次看起來又是徒勞無功。各營將士，無不失望，正準備先撤退一批部隊，分班休息時，突然間，霹靂之聲大作，彷彿天崩地裂似的，太平門的一段城牆，約有二十多丈長，隨煙直上，聳得老高，成爲聞所未聞的奇觀。
這有個說法。明太祖建都南京，洪武二年始建都城，徵發大量民夫，花了四年工夫，方始完工，周圍六十一里，不但比北平城週四十餘里，西安城週二十四里都大，而且亦是世界第一大城。
南京城不但大，而且高，平均都在四十尺以上。大與高之外，最大的特色是堅，城以花崗石爲基，特爲燒製的巨磚爲牆，磚與磚之間，用石灰泡糯米漿水砌合。全城告成，再以石灰泡糯米漿水塗敷，所以在城外隨便指一處敲擊，都會顯出白印。五百年來刀槍不入，水火不侵的城牆，畢竟還敵不過西洋的炸藥，只是被炸以後，磚磚相砌，過於堅牢，所以纔會造成二十餘丈長的整段城牆，飛入空中的奇觀。後來知道，這段城牆飛出一里多外，裂成數段落地，打死了數百人之多。
在當時，朱洪章奮身向前，左手執旗，右手操刀，大呼上城。於是九門皆破，有所謂“先登九將”，除朱洪章、李臣典、蕭孚泗以外，還有記名總兵武明良、熊登、伍維壽、提督張詩日、記名按察使劉連捷、記名道員彭毓橘。
捷報到京，自然要大賞功臣。據說文宗在日，曾有諾言：平洪楊者封王。但清朝自三藩之後，異姓不王，甚至封公爵的亦沒有。因此，親貴中頗有人反對實現文宗的諾言，形成難題。最後是慈安太后出了個主意，將一個王爵，析而爲四，曾國藩功勞最大，封侯，其次是曾國荃，封伯，接下來是一個子爵、一個男爵，封了李臣典和蕭孚泗。
朝旨一下，朱洪章大爲不服。論破城當日之功，他實在應該第一，首先登城，生擒僞勇王洪仁達，佔領“天王府”。而曾國荃奏報敘功時，卻以李臣典居首，據說，當朱洪章佔領“天王府”，看守到黃昏時分，李臣典領兵馳到，自道“奉九帥之命接防”。於是“天王府”歸李臣典的控制，看守到第二天上午八點鐘，光天化日之下，“天王府”無緣無故起火，燒得精光。事後曾國荃奏報，搜索“天王府”除了一顆僞璽以外，什麼都沒有了。
李臣典敘功居首的奧妙是如此！朱洪章在“先登九將”中甚至不如蕭孚泗還落得一個五等爵末位的“一等男”，他所得的恩典，是“無論提督總兵缺出，儘先提奏，並賞穿黃馬褂，賞給騎都尉世職”，雖亦不薄，但名列第三，太受委屈。
一口氣咽不下，朱洪章去找“九帥”理論。曾國荃大概早有防備，應付之道甚絕，他說：“我亦認爲你應居首功。但敘功的奏摺，是由我老兄拜發，聽說是他的幕友李某搗鬼。”說着，從靴頁子裡拔出一把雪亮的刀子，倒持着遞向朱洪章，“你去宰了那個姓李的。”
朱洪章爲之啼笑皆非。但李臣典亦如黃粱一夢，錫爵之恩，黃馬褂、雙眼花翎之榮，竟不克親承寵命，恩旨到時，已經一命嗚呼。據曾國荃奏報，說他攻城時，“傷及腰穴，氣脈阻滯”，因而於七月初二日不治出缺。卻又有人說，李臣典死在“牡丹花下”——破城之日，玉帛子女，任所取攜，李臣典一日夜之間，御十數女子，溽暑不謹，得了“夾陰傷寒”，一命嗚呼！當然，這是私下的傳說，反正死因如出於牀笫之間，真相是再也不能水落石出的。
蕭孚泗的封男爵，亦有一段故事。
當城破無可爲計時，李秀成在亂軍中帶着一個親信書童，出通濟門往東南方向逃走，目的是越過茅山，經溧陽、長興到湖州，與由杭州遁走的長毛會合。
走到一處叫方山的地方，撞見八個樵夫，其中有人認識他，卻確不定，便冒叫一聲：“忠王！”
李秀成一看行藏被人識破，便長跪相求：“哪位領路帶我到湖州，我送三萬銀子酬謝。”
說着，他與他的書童都將袖子抹了上去，但見四條手臂上，戴滿了金鐲子，另外有一匹馬，馱着一隻箱子，看上去並不大，可是壓得馬的腰都彎了，可以想見其中裝的是金銀珠寶。
這八個樵夫見此光景，大起貪心，一方面想侵吞李秀成的錢財，一方面還想報功領賞。於是這八個人將李秀成主僕騙入山下的“澗西村”，公推一個姓陶的去向官軍報信，目的地是駐紮太平門外的李臣典營中，因爲姓陶的有個同族弟兄是李臣典的部下，託他轉報，比較妥當。
姓陶的經過鐘山，又飢又渴，想起這裡是蕭孚泗的防區，營中有個伙伕，因爲供應柴草的關係而熟識，不妨到他那裡歇腳求食。
姓陶的得意忘形，休息閒談之間，透露了生擒李秀成的經過。這個伙伕便轉告親兵，親兵轉報蕭孚泗，姓陶的便註定要做枉死鬼了。
一番秘密囑咐，將姓陶的好酒好肉款待，蕭孚泗自攜親兵二十多人，烈日下疾馳到澗西村，將李秀成手到擒來，價值十餘萬銀子的金銀珠寶，亦歸掌握。姓陶的被一刀斬訖，藉以滅口，不過蕭孚泗總算還有良心，沒有殺那個伙伕，給了他五顆上好的珠子，一匹好馬，暗示他連夜“開小差”，走得越遠越好。
蕭孚泗之得封男爵，就以生擒
李秀成之功。曾國荃到後來才知道真相，吩咐賞那八家樵夫，每家一百兩銀子，結果爲親兵吞沒大半，只拿出去一個“大元寶”——五十兩銀子，由八家均分。
如果李秀成真是爲蕭孚泗憑一己之力所生擒，這份功勞，就真值得一個男爵了。因爲“天京”雖破，“幼天王”未獲，只說已死在亂軍之中，對朝廷似難交代。幸好有個李秀成，論實際，其人之重要又過於“幼天王”，差可彌補元兇下落不明之失。
其時曾國藩已由安慶專船到江寧，撫循將士，賑濟百姓以外，另一件大事，就是處置李秀成，委派道員龐際雲、知府李鴻裔會審，這李鴻裔，就是曾國荃向朱洪章所說“搗鬼”的“李某”。
從六月廿七到七月初六，十天的工夫，審問的時間少，李秀成在囚籠寫“親供”的時候多，每天約寫七千字，總計約七八萬言。卻爲曾國藩大刪大改，所存不過三分之一，方始奏報。其中談到城破以後，洪秀全兩個兒子的下落，說是“獨帶幼主一人，幼主無好馬，將我戰馬交與騎坐。”“三更之後，舍死領頭衝鋒，帶幼主衝由九帥攻倒城牆缺口而出。君臣數百人，捨命衝出關外，所過營塞，疊疊層層、壕滿壘固。幼主出到城外，九帥營中，營營炮發，處處喊聲不絕，我與幼主兩下分離，九帥之兵，馬步追趕，此時雖出，生死未知。十六歲幼童，自幼至長，並未騎過馬，又未受過驚慌，九帥四方兵進，定然被殺矣，若九帥馬步在路中殺死，亦未悉其是幼主，一個小童，何人知也？”
這段供詞，與曾國藩奏報“幼逆已死於亂軍之中”，有桴鼓相應之妙，不道弄巧成拙，反顯刪改之跡——“幼天王”未死，逃到湖州了。
在曾國藩封侯的同時，又有恩旨賞賚東南各路統兵大帥及封疆大臣，親王僧格林沁，加賞一貝勒；湖廣總督官文，賜封一等伯爵，世襲罔替；江蘇巡撫李鴻章一等伯爵；陝甘總督楊嶽斌、兵部右侍郎彭玉麟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並賞加太子少保銜；四川總督駱秉章、浙江提督鮑超，一等輕車都尉世職；西安將軍都興阿、江寧將軍富明阿、廣西提督馮子材，均賞給騎都尉世職。
東南大員，向隅的只有左宗棠和江西巡撫沈葆楨，上諭中特爲交代：“俟浙贛肅清後再行加恩。”這雖是激勵之意，但相形之下，未免難堪，尤其是李鴻章封爵，使得左宗棠更不服氣。往深一層去想，曾國藩節制五省軍務，江西、浙江亦在其列，這兩省既未肅清，就是曾國藩責任未了，何以獨蒙上賞？
再有一件事，使左宗棠氣惱的是，江寧潰敗的長毛，只有往東南一路可逃，因而湖州一帶，本來打得很順利的，忽然增加了沉重的壓力。如果事先密商，曾國荃定於何時破城，進兵圍剿的策略如何，都能讓左宗棠知道，先期派兵填塞缺口，伏路攔截，又何至於讓潰敗的長毛，如山倒堤崩般涌過來？然則曾軍只顧自己爭功，竟是“以鄰爲壑”了！
朝中當國的恭王，以及上獲信任，下受尊重，確能公忠體國，爲旗人中賢者的軍機大臣文祥，卻不知東南將帥之間，存着如此深刻的矛盾，緊接着大賞功臣的恩詔之下，又有一道督責極嚴的上諭，讓左宗棠看了，更不舒服。
上諭中說：“江寧克復，羣醜就殲，無逸出之賊”，這幾句話，便使左宗棠疑心，曾氏弟兄奏報克復江寧的戰功，不知如何鋪張揚厲，誇大其詞，因此對於後面：“着李鴻章將王永勝等軍，調回長興，協防湖郡，左宗棠當督率各軍，會合蘇師，迅將湖州、安吉之賊，全行殄滅，克復堅城，勿令一賊上竄”的要求，越起反感。
“你看，”他對胡雪巖說，“曾氏兄弟，不但自己邀功，還斷了別人的建功之路。照字裡看，大功已經告成，浙江可以指日肅清，湖州長毛如毛，攻起來格外吃力，即使拼命拿下來，也討不了好。因爲有曾氏兄弟先入之言，說江寧的‘羣醜就殲，無逸出之賊’，朝廷一定以爲我們虛報軍功。你想，可恨不可恨？”
胡雪巖當然只有勸慰，但泛泛其詞，不能發生作用，而諜報一個接一個，盡是長毛的某“王“、某“王”，由皖南廣德，竄入浙江境界，越過天目山，直奔湖州的消息。最後來了一個消息，是難民之中傳出來的，飛報到杭州，左宗棠一看，興奮非凡。
這個報告中說：“幼天王”洪天貴福，在江寧城破以後，由“幹王”洪仁玕、“養王”吉慶元、“譽王”李瑞生、“揚王”李明成“保駕”，六月廿一那天，到達廣德，然後由守湖州的“堵王”黃文金，在五天以後親迎入湖州城內，並且已得知“忠王”李秀成爲官軍所獲的消息，所以改封洪仁玕爲“正軍師”。
這一下，左宗棠認爲可以要曾氏弟兄的好看了，當即囑咐幕友草擬奏稿，打算飛騎入奏，拆穿曾國藩所報“幼逆已死於亂軍”中的謊言。而正當意氣洋洋，解顏大笑之際，胡雪巖正好到達行轅，聽得這個消息，不能不掃左宗棠的興，勸他一勸。
“大人，這個奏摺，是不是可以緩一緩？”
“何緩之有？元兇行藏已露，何敢匿而不報？”左宗棠振振有詞地說。
胡雪巖知道用將帥互訐，非國家之福的話相勸，是他聽不入耳的，因而動以利害，“我們杭州人有句俗語，叫做‘自搬石頭自壓腳’，大人，你這塊石頭搬不得！”他說，“搬得不好，會打破頭。”
“這是怎麼說？”
“大人請想，這樣一奏，朝廷當然高興，說是‘很好！你務必拿幼逆抓來，無論如何，不準漏網。抓到了，封你的侯’，大人，抓不到呢？”
“啊，啊！”左宗棠恍然大悟，“抓不到，變成元兇從我手中漏網了！”
胡雪巖是有意不再往下說。像左宗棠這樣的聰明人，固然一點就透，無煩詞費，最主要的，還是他另有一種看法使然。
他這一次上海之行，聽到許多有關曾氏兄弟和李鴻章的近況，皆由曾、李的幕友或親信所透露。有許多函札中的話，照常理而論，是不容第三人入耳的，而居然亦外泄了！這當然是曾李本人毫無顧忌，說與左右，深沉的只爲知者道，淺薄的自詡接近大僚，消息靈通，加枝添葉，說得活靈活現，無端生出多少是非，也沒來由地傷害了好些人的關係，因爲如此，胡雪巖對左宗棠便有了戒心。
他在想，這位“大人”的口沒遮攔，也是出了名的。如果自己爲他設計，離間曾李之間的感情，說不定有一天，左宗棠會親口告訴別人如何如何。這豈非“治一經、損一經”，無緣無故得罪了曾、李，就太犯不着了！
而左宗棠有他這句話，已經足夠。當時很高興地，一迭連聲地說：“吾知之矣！吾知之矣！”
這樣的回答，在胡雪巖卻又不甚滿意，他希望左宗棠有個具體的打算說出來，纔好秉承宗旨，襄助辦事。因而追問一句：“大人是不是覺得愚見還有可採之處？”
“什麼愚見？你的見解太高明瞭！”左宗棠沉吟着說道，“不過，在我到底不是翻手爲雲覆雨的人，而況李少荃一向爲我——”
他也沒有再說下去，只是知道他平日言論的人，都能猜想得到，李鴻章一向爲他所藐視。如今與他修好，彷彿有求於人似的，未免心有不甘。
胡雪巖認爲從正面設詞規勸，與在私底下說人短處不同，即令密語外泄，亦是“檯面上”擺得出去的話，並無礙於自己的名聲，因而決定下一番說詞，促成左、李的合作。
“大人，”他有意問道，“如今唯一的急務是什麼？”
“你是指公事，還是指我自己的事？”
“公事也是如此，大人的私事也是如此。一而二，二而一，無大不大的一件大事是什麼？”
“自然是肅清全浙。”
“是，肅清全浙只剩一處障礙，就是湖州。拿湖州攻了下來，就可奏報肅清。那時候，大人也要封侯拜相了。”
“拜相還早，封侯亦不足爲奇。果然膺此分茅之賞，我是要力辭的。”
胡雪巖不知道他這話是有感而發，還是故作矯情，反正不必與他爭辯，唯有順着他的語氣想話來說，才能打動他的心。
“大人這一着高！”他翹着大拇指說，“封侯不稀罕，見得富貴於我如浮雲，比曾相、李中丞都高一等了。不過，朝廷如無恩命，大人又怎能顯得出高人一等的人品？”
“這話倒也是。”左宗棠深深點頭。
左宗棠終於鬆了口，胡雪巖也就鬆了口氣。至於如何與李鴻章合作，就不用他費心了，一切形勢，左宗棠看得很清楚，而且談用兵，亦不是他所能置喙的。他只提醒左宗棠一點，會攻江寧，李鴻章忤了朝旨，目前急圖補救，所以即使左宗棠不願與他合作，他自己亦會派兵進窺湖州，表示遵從朝廷所一再提示的，“疆臣辦賊，決不可有畛域之分”的要求。
左宗棠亦實在需要李鴻章的支持。
第一是兵力。湖州已成爲東南長毛的淵藪，殘兵敗將集結在一起，人數超過左軍好幾倍。而且逼得急了，會
作困獸之鬥，決不可輕視。
第二是地形。湖州四周，港汊縱橫，處處可以設伏邀擊，本是易守難攻之地，當年趙景賢孤城堅持，因勢制宜，將地形的利用，發揮到了極致。如今長毛守湖州的主將黃文金，亦非弱者，且假“幼主”洪天貴福的名號以行，指揮容易。而且湖州所貯存的糧食，據報可以支持一年，這又比趙景賢當時的處境好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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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進取湖州的兩大障礙，都不是左宗棠獨力所能克服的，而亦唯有李鴻章可以幫助他克服這兩大障礙。論兵力，有蘇軍的協力，纔可以完成對湖州的包圍——當然不是像曾國荃攻金陵那樣的四面包圍。如果採取這樣的方略，即使兵力部署上能夠做得到，亦是不智之舉，從古以來，圍城往往網開一面，因爲不放敵人一條生路，必然作生死的搏鬥，就算能夠盡殲敵人，自己這方面的傷亡，亦一定是慘重無比。反過來看，留下一個縱敵的缺口，正可以激起敵軍的戀生之念，瓦解他的鬥志。而況在預先安排好的敵人逃生路上，可以處處設伏，反爲得計。
論地形，湖州外圍的第一要隘是北面出太湖的大錢口，當年趙景賢雪夜失大錢，導致湖州的不守。以今視昔，情勢不殊，要破湖州須先奪大錢，而奪大錢，蘇軍渡太湖南下，比左軍迂道而北要方便得多。同時最大的關鍵是，攻大錢必須要用水師，而這又是左軍之所短，蘇軍之所長。
李鴻章當然要用他之所長，盡力有所作爲，既以彌補常州頓兵之咎，亦以無負錫封爵位之恩。左宗棠自與胡雪巖深談以後，默默打算，自己這方面地利、人和都不及李鴻章，如果不能大包大攬，放下諾言，限期獨力攻克湖州，就不能禁止李鴻章馳驅前路，自北面攻湖州。兩軍不能合作，便成爭功的局面，李鴻章爭不過無所謂，自己爭不過，讓李鴻章喧賓奪主，那就一世英名付之流水了。
他想來想去，因人成事，利用李鴻章相助，是爲上策。自己只要盡到了地主的道理，客軍不能不處處情讓，即使蘇軍先攻入湖州，李鴻章亦總不好意思，徑自出奏。只要光復湖州的捷報由自己手中發出，鋪敘戰功，便可以操縱了。
打定了主意，暫且做一個能屈能伸的大丈夫，左宗棠親自提筆，寫了一封極懇切的信給李鴻章，在商略掃蕩東南餘孽的策略中，透露出求援之意。李鴻章亦很漂亮，答應將他部下的“郭劉潘楊四軍”，全數投入湖州戰場。
郭劉潘楊——郭松林、劉銘傳、潘鼎新、楊鼎勳四軍，是淮軍的中堅，其實李鴻章投入湖州戰場的，還不止這四軍，另有以翰林從軍的劉秉璋，與曾國藩的小同鄉，江南提督黃翼升的水師，亦奉委派，分道助攻。李鴻章的心思與左宗棠大致相同，有意大張聲勢，將進攻湖州一役，看得不下如金陵之復，一方面像押寶似的，希望能俘獲“幼逆”，掘得“金穴”，一方面亦是有心掃掃曾軍的興頭。
在湖州的長毛，號稱二十萬，至少亦有六折之數，左李兩方，正規軍合起來不下八萬，加上隨軍的文員、伕役，總數亦在十萬以上。彼此旗鼓相當，發生惡戰是意中之事，但勝負已如前定，而且長毛敗退的情況，大致亦在估計之中。因爲由於地形的限制，進取的方向，只能順勢而行。左宗棠所部由湖州東南、西南兩方面進逼，蘇軍則由東北、西北分攻，並從正北進扼大錢口，以防長毛竄入太湖。湖州的東面，是東南最富庶的地區，有重兵防守，而且東到海濱，並無出路，在湖州的長毛，唯一的出路，只是向西，如能衝過廣德，則江西有李世賢、汪海洋，都是長毛中有名的悍將，能會合在一起，或者還有苟延殘喘的可能。
戰場如棋局，不但敵我之間，爾虞我詐，就是聯手的一方，亦在勾心鬥角——李鴻章畢竟還是下了一着專爲自己打算的棋，將劉銘傳的二十營，陸續拔隊，指向浙皖之交，名爲進攻廣德，斷賊歸路，其實是想攔截黃文金，俘“幼逆”，奪輜重。
湖州終於在七月廿六克復了。
如事先所估計的，黃文金果然開湖州西門遁走。大隊長毛分三路西竄，到了廣德，又分兩路，一路向皖南，一路是由黃文金帶着“幼逆”，由寧國過西天目山，經開化、玉山竄入江西境內。劉銘傳竄追不捨，其它各軍爲了爭功，亦無不奮勇當先，連追五日五夜，長毛潰不成軍，黃文金死在亂軍之中了。
但是洪天貴福卻還是下落不明，比較可靠的傳說是由江西南下，打算與竄至廣東、福建邊境的李世賢、汪海洋會合。然後西趨湖北，與“扶王”陳德才聯結，自荊襄西入陝西，在關中另起一個局面。這當然是一把如意算盤，但即令打不成功，這樣竄來竄去，如與安徽、河南的捻匪合流亦是大可憂之事。因此，朝廷對兩次三番，窮追猛打，而竟未能捉住“幼逆”，置之於法，深爲惱火。
更惱火的是左宗棠。“全浙肅清”的摺子已經拜發，而洪天貴福未獲，就不能算克竟全功，一時還難望分茅之賞。
辨明瞭“十萬軍”之說，再論糾參部下的責任，言詞更爲犀利：“至雲杭城全數出竄，未聞糾參，尤不可解。金陵早已合圍，而杭州則並未能合圍也，金陵報‘殺賊淨盡’，杭州報‘首逆實已竄出’也！”僅是這兩句話，便如老吏斷獄，判定曾國荃有不容賊衆逸出的責任，而曾國藩有謊報軍情的罪過。但在結尾上，卻又筆鋒一轉，故弄狡猾：“臣因軍事最尚質實，故不得不辯。至此後公事，均仍和衷商辦，臣斷不敢稍存意見，自重愆尤。”這段話是所謂“綿裡針”，看來戒慎謙和，其實棱角森然，句句暗隱着指責曾國藩的意思在內。
這通奏摺發出，不過半個月便有了迴音。由恭王出面的“廷寄”，措詞異常婉轉，不說一時還不能封左宗棠的爵，卻說“左宗棠自入浙以來，克復城隘數十處，肅清全境，厥功甚偉。本欲即加懋賞，恐該督以洪幼逆未滅，必將固辭，一俟餘孽淨盡，即降恩旨。”是很明顯地暗示，左宗棠封爵，不過遲早間事。
關於他與曾國藩的爭辯，亦有溫諭：“朝廷於有功諸臣，不欲苛求細故。該督於洪幼逆之入浙，則據實入告，於其出境則派兵跟追，均屬正辦。所稱此後公事仍與曾國藩和衷商辦，不敢稍存意見，尤得大臣之禮，深堪嘉尚。朝廷所望於該督者，至大且遠，該督其益加勉勵，爲一代名臣，以孚厚望。”
上諭中雖未責備曾國藩，但是非好惡，已表現得很清楚。而許左宗棠以“一代名臣”，更是上諭中難得一見的字樣。總之這一場御裁的筆墨官司，左宗棠佔盡上風，而與曾國藩的怨，自然也結得更深了。
曾左結怨，形諸表面的，是口舌之爭，暗中拼命抵拒的，是地盤之爭。而又像在夾縫中受擠，又像首當其衝的是曾國荃。
曾國荃的本職是浙江巡撫。用兵之時，爲了鼓勵將帥，不按建制任職，此省大員在他省領兵，事所常有。但戰事告一段落，情形就不一樣了。
照常理而論，曾國荃即令破江寧以後有過失，到底百戰功高，應該讓他赴浙江巡撫本任，纔是正辦。無奈左宗棠以閩浙總督兼署浙江巡撫，絕無退讓之意。而曾國藩爲曾國荃告病，雖由於憂讒畏譏，以急流勇退作明哲保身之計，其實亦是看透了老弟有“妾身不分明”的隱衷，估量他決不能到任，不如自己知趣。
在朝廷卻又有左右爲難之苦。一方面東南軍務結穴於湖州克復、全浙肅清，不能不敷衍左宗棠的面子，一方面卻又覺得真個讓簇新的一位伯爵，解甲歸田，不是待功臣之道。因此，對於曾國荃告病，一直採拖延着不作明確的處置，希望曾左之間，能夠消釋嫌怨，言歸於好，由左宗棠出面奏請交卸撫篆，飭令曾國荃到任。
這是個不能實現的奢望。朝廷看看拖着不是回事，決定成全曾國藩的心願，許曾國荃辭職。可是空出來的浙江巡撫這個缺，由誰替補？卻頗費斟酌。
朝廷也知道左宗棠的意思，最好是讓蔣益澧由藩司升任，而浙江藩司一缺，則由左宗棠保薦。無奈蔣益澧的資望還淺，並且這樣處置，在曾國藩的面子上太難看。朝廷調和將帥，決不肯輕易予人以偏袒某人的印象，所以左宗棠的意願是不考慮的了。
要考慮的是：第一，新任浙江巡撫確需清廉練達的幹才，因爲洪楊所蹂躪的各省，浙江被禍最慘，善後事宜亦最難辦，非清廉幹練，不足以勝任；第二，此人要與左宗棠沒有什麼恩怨，而又能爲曾國藩，甚至李鴻章所支持，然後浙江的善後事宜，才能取得鄰省的援助；第三，大亂已平，偃武修文，浙江巡撫是洪楊平後委派的第一員封疆大吏，也是恢復文治的開始，所以此人最好科甲出身。如果有過戰功，更爲理想。
結果選中了一個很理想的人。此人名叫馬新貽，字谷山，先世是回回，從明太祖打天下有功，派在山東衛所當武官，定居曹州府荷澤縣，已歷四百餘年之久，因此，馬新貽除了信回教以外，徹頭徹尾是個山東土著。
在馬新貽的新命傳至浙江的同時，江西來了一個重要而有趣的消息，“幼逆”洪天貴福終於落網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