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現代資本主義的挑戰者，社團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表現如何？上文提到，俾斯麥領導的德國擁有某些社團主義要素，經濟表現不錯，當然這一成功應在多大程度上歸功於社團主義還很難講。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領導的社團主義經濟從危機中復甦的表現也並不比美國和英國出色。不過，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延續至今的新社團主義或新社會主義呢？下面我們就探討一下它們在過去半個世紀產生的後果和影響。
本章將分析新社團主義和新社會主義經濟是否取得了預期的效果。在後面幾章則將繼續討論，根據一個重要標準，完全不同於社團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的現代經濟具有顯著優勢。但首先我們需要證明，爲什麼說社會主義經濟沒能實現各項社會主義目標，爲什麼社團主義經濟也沒有帶來其鼓吹的好處。
社會主義——主張和實際表現
社會主義的內涵很豐富，其核心是對一系列企業實行社會所有制：人們通常認爲國有制較爲普遍的國家比國有制較爲少見的國家的社會主義程度高。在最基本的社會主義形態中，國有企業主要限於醫療、教育和某些保險產業，在社會主義程度較高的經濟體，國有制的範圍則更廣泛。
因此，我們希望用數據檢測社會主義關於國有制能促進經濟發展的主張。幸運的是，從20年前開始就有關於國有企業規模的統計，1995年世界銀行發佈的一項研究估計了國有企業產出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的份額。在我們重點關注的發達國家中，1986~1991年國有企業產出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分別爲法國10.0%、德國7.1%、意大利5.6%、西班牙4.0%、英國3.0%（撒切爾執政之前是5.9%）以及美國1.0%，另外還包含兩個小國：奧地利（13.9%）和葡萄牙（14.2%）。1989年，布蘭科·米拉諾維奇（BrankoMilanovi?）在其著作《自由和企業家精神》（LiberalizationandEntrepreneurship）中做了範圍更廣的估計，另外除產出的比重外，還加入了某些國家的國有企業在全部僱傭關係中所佔比重的數據。這些計算表明，在1978~1983年，法國仍然位居榜首，意大利和奧地利緊隨其後，其次是瑞典和芬蘭，再次是德國和英國（在撒切爾削減國有企業之前），再次是挪威和加拿大，再次是澳大利亞和丹麥，最後是西班牙、荷蘭和美國。
大多數支持組建一定規模的社會主義經濟組織的人（所謂進步人士，不管他們的收入是否屬於中低階層），都強調社會主義可以提供就業機會並穩定就業。在提供就業機會這方面，他們認爲，社會主義企業比資本主義企業更傾向於僱用和挽留處於長期失業危險中的邊緣工人，也更願意在面臨經濟下滑時留住工人，從而可以避免就業週期的大幅波動。但這兩點即使成立，也不能推導出最終結論，因爲在蕭條期裡，現代資本主義中新創立的企業可以提供大量就業崗位，彌補老企業裁員造成的就業減少。
社會主義程度高的經濟體更有利於創造就業，這個觀念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輝煌增長時代得到了一定印證。利用經合組織計算的“標準化”失業率，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的平均失業率在1960~1973年爲4.4%，而普遍認爲社會主義程度較高的歐洲國家的失業率明顯更低：德國爲0.8%，挪威爲1.3%，法國爲1.8%，瑞典爲1.9%。那段時期，歐洲經濟共同體成員國總體上的平均失業率僅爲2.6%。但在隨後的幾十年，這個美好印象被打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所有西方國家的失業率都大幅提高。歐洲能夠從外界借鑑的新產品和新工藝已經不多，勞動力供給和企業投資雙雙收緊。美國則因爲不同的原因遭受了較溫和的收縮，創新活動從很高的水平急劇下降——這將在第九章和第十章中詳述。到1995年，較大的幾個國家中，失業率最低的是美國5.6%、荷蘭6.5%、英國7.0%（1997年）和德國8.2%，失業率最高的是西班牙22%、意大利11.7%和法國10.3%。因此，不能就此認爲社會主義程度較高的國家表現出了失業率較低的普遍趨勢。它們完全可能導致較高的失業率，只不過通過積極干預相對控制了這個趨勢。大多數社會主義程度較高的經濟體（德國、芬蘭、法國和瑞典）都有宏大的旨在減少失業的政府項目，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高失業的傾向。相反，大多數社會主義程度較低的國家（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挪威）幾乎很少採取此類干預措施。
在傳統上，社會主義除了保證勞動者的低失業率以外，還有利於勞動力的高參與率。然而勞動參與率（勞動者佔全部適齡人口的比重）的數據並沒有顯示社會主義和參與率有什麼關係。經合組織2000年6月的《經濟展望》（EconomicOutlook）估計了一些重要國家在1995年的勞動參與率：美國爲76.9%，加拿大爲75.8%，英國爲75.3%，德國爲71.2%，法國爲66.7%，意大利爲57.4%。另外兩個國有制比重小、勞動參與率高的國家是丹麥（80.2%）和荷蘭（77.7%）。因此，不能證明社會主義經濟具有提高勞動參與率的作用。這個命題的反命題似乎更有可能成立，只有兩個國家例外：國有制比重較高的奧地利的勞動參與率較高，爲76.5%；米拉諾維奇的數據沒有覆蓋的西班牙的國有制比重較低，勞動參與率也非常低，只有61.5%。
在失業率和勞動參與率兩個指標上令人失望的表現說明歐洲國家的社會主義完全沒有實現大多數社會主義者經常提到的經濟包容性的目標：把適齡人口納入主流經濟活動，以便他們正常參與社會生活。某些社會主義領導人抱怨說，這是因爲他們需要克服“多元文化主義”造成的障礙，但並不只是社會主義程度較高的歐洲大陸國家才面臨文化、種族和民族多元化的問題，美國社會的多元化問題顯然更嚴峻。社會主義在這方面失敗的原因可能是，引發社會主義運動的對商業活動的厭惡本身就會導致勞動參與率下降。還可能是因爲，在工作環境盛行官僚主義的國家（典型的就業類型就是待遇平平、較爲枯燥的郵電局內勤工作）容易出現低勞動參與率和高失業率。這些國家的大量勞動適齡人口寧可在家裡忙家務，或者到非正規部門或地下經濟就業。賴納·維爾納·法斯賓德（RainerWernerFassbinder）的電影《瑪麗亞·布勞恩的婚姻》（TheMarriageofMariaBraun）就生動地反映了當時的場景，在“二戰”末期和之後的歲月裡，德國女性逐漸加入經濟生活，但是當她們的收入足以負擔子女、廚房和教堂的需要之後，社會主義無法阻擋她們迴歸家庭。
對於某些國家在失業率和勞動參與率方面令人失望的表現，還有一種可能的解釋是，相對於可支配收入來說，這些國家的居民擁有較高水平的家庭儲蓄。以21世紀初爲例，在經合組織的大經濟體中，儲蓄較多的國家包括比利時、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而勞動參與率由低到高依次爲意大利、法國、比利時和西班牙；儲蓄率最低的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和英國，而勞動參與率最高的則是加拿大、德國、英國和美國。最直接的因果關聯是：高儲蓄促成高財富，導致休閒需求增加，人們因此較晚加入勞動隊伍和較早退休。不過只有西方七國纔有居民財富方面的數據。一個間接的因果關聯是：居民財富較多，給福利國家制度提供了必要的基礎，由此可以免費提供很多福利，削弱了工作激勵。歐洲中央銀行行長馬里奧·德拉吉（MarioDraghi）就曾引用已故的經濟學家魯迪·多恩布什（RudiDornbusch）的話說：“歐洲人太富了，所有人不參加工作也可以得到工資。”
在就業領域，社會主義者聲稱的其他優越性還包括：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工作穩定性更高。他們的理由是，由於缺乏創新，換工作的現象較少，因此更穩定。然而大多數社會主義者卻不願意接受缺乏創新這個假設來證明社會主義在就業上的優越性。我們其實可以設想社會主義經濟有大量創新甚至做得更好，給企業的創新項目設置了某些障礙，但同時可以更好地開展長期項目。不過，大多數觀察家在社會主義程度較高的國家看到的都是缺乏活力的現實。社會主義經濟的崇拜者會說，由於制度本質不同，社會主義經濟擁有資本主義所缺乏的平息週期波動的關鍵工具。
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給人的印象是，資本主義的確缺乏此類政策工具。美國經濟急劇下滑，然後是漫長的“大蕭條”，政府的貨幣工具卻由於需要維持黃金價格而捉襟見肘，直到1933年金本位制最後崩潰。當然，這些貨幣工具在任何情況下也不足以對抗結構性的變革力量，例如，將勞動力從建築業和農業轉移到汽車製造和其他耐用消費品的生產上。而在2008~2009年的危機中，美國吸取了上述教訓，各國的貨幣當局並沒有通過出售黃金阻止金價上漲。20世紀30年代的政府也沒有什麼財政工具對抗失業率上升。工程師出身的胡佛總統從未想到要接管私營產業，只是寄希望於大規模的水利和水電項目建設。不過，保守主義還是制約了美國政府在全國範圍內廣泛興建大壩和岸堤。就業問題最終被扔回給現代經濟的基礎——現代資本主義。相反，社會主義經濟中的中央政府在面臨衰退時可以命令國有企業維持甚至擴大投資，似乎花再多的錢也沒有關係。中國在前不久的全球經濟衰退中就做出了這種反應，要求地方政府打開資金閥門，爲更多的建設項目注入資本。
然而，最近幾十年的經驗並不能證明社會主義經濟對經濟波動有更強的抵抗力。從20世紀70年代末期到1985年，歐洲大陸社會主義程度較高的經濟體經歷了劇烈的就業波動（其他經濟活動指標同樣如此），簡直稱得上“第二次大蕭條”。不過歐洲人並沒有廣泛求助於財政工具，面臨類似衰退（程度先不論）的美國卻動用了胡佛時代不爲人知的財政工具——增加投資稅收扣除和降低公司所得稅，並推出了一些新工具，例如，保持收入中性的邊際稅率下調和增加工資所得稅扣除。保羅·沃爾克（PaulVolcker）領導的美聯儲的貨幣工具則將目標放在控制通貨膨脹上。在全球經濟下滑的2008~2009年，社會主義程度較高的國家在對抗衰退方面又一次表現得極爲謹慎。目前還很難判斷到底哪邊遭受的衰退衝擊更嚴重，是社會主義程度較高的歐元區國家，還是美國。
如果說有一個維度，人們普遍認爲社會主義程度較高的國傢俱有優越性，那應該是在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措施及其產生的效果方面。經典的社會主義主張實現完全就業和縮小工資差距，而後期的社會主義則關注縮小收入差距。社會主義程度較高的國家（如法國、芬蘭和瑞典）和程度普通的國家（如德國、丹麥和荷蘭）都採取了向所有人提供免費服務、縮小消費水平差距等辦法，降低了社會不平等程度（如縮小最下層的30%與最上層的30%的差距）。然而，這些國家的工資收入差距相對較小並不是政府通過支出和稅收進行再分配的結果，而是之前的差距就相對不大，例如它們的稅前收入的差距遠遠小於盎格魯–撒克遜國家，而且北歐國家的居民同質性很高。剩下的還需要解釋的大部分可能是因爲缺乏創新機會，從而較少人致富。從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Kant）到約翰·羅爾斯，各種派別的道德哲學家都反對以所有人的成本爲代價縮小差距的做法。然而，這些爭論並沒有抓住最關鍵的環節。
20世紀80年代，西方國家（不管是社會主義、社團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經濟體）普遍出現了經濟包容度下降的現象，尤其是低技能工人。德國、法國、意大利和瑞典對此做出了強烈的政策反應。20世紀70年代後期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德國和法國的低技能工人的相對工資實際上還有所提高，意大利和瑞典則下降了一兩個百分點。荷蘭則是另一個極端，沒有采取太多幹預措施，放任低技能工人的相對工資下降了10.5%。英國和美國低技能工人的相對工資也分別下降了8%和6%。令人驚訝的是，逆勢而動地推高相對工資水平的國家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它們的低級能工人的失業率在20世紀80年代的增幅遠遠超過其他發達國家。基本上控制了相對工資下降的意大利和瑞典付出的代價要小得多，美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荷蘭的失業率增幅最小。最明顯的失敗案例是社會黨領導的法國以及向“社會市場”求助的德國，它們採用了愚蠢的應對策略，例如用法令或者工會運動強迫企業給低技能工人提供更高的待遇。受社會主義影響較大的意大利和瑞典也採用了類似的辦法阻止相對工資明顯下滑。這些粗糙的策略產生的副作用是，企業能僱得起的低技能工人的數量減少，在工資水平上取得的社會主義的成果被就業人數的減少抵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