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指出的是，經合組織還測算了平均工時創造的國內生產總值，截至1996年，意大利、愛爾蘭和法國已接近美國的水平，德國和加拿大略低，英國和瑞典則更低。但由於如下幾方面的原因，這些表面現象不能說明太多問題。首先，歐洲大陸上有很多國家，因此出現少數尖子生（如荷蘭和挪威）的現象並不奇怪，它們甚至有着比美國更高的平均工時產出。如果對美國的50個州進行細分，也會發現加利福尼亞州和馬薩諸塞州的數據大於其他州。其次，在很多就業率低的社團主義國家，僱員只佔勞動適齡人口的很有限的一部分。例如，意大利在1996年的平均工時國內生產總值接近39美元，遠高於美國的36美元，這是因爲意大利的正規經濟中只留下了生產率較高的崗位和生產率最高的員工，因爲法律不允許工資太低的崗位存在。如果意大利像美國、挪威和丹麥那樣有75%的勞動適齡人口參加正式僱傭工作，平均工時國內生產總值會降到32美元，明顯低於挪威（40美元）、丹麥（34美元）和美國（36美元）的水平。歐洲和美國的勞動參與率的差距破壞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生產率對比的意義。最後，在美國、加拿大和英國這些社團主義色彩較淡的國家，由於人們的工作時間更長，也會壓低單位工時產出的數據，而社團主義程度較高的意大利、法國和西班牙則相反，人們每年的工作小時數要少得多。
因此僅憑這些證據，我們不能說社團主義經濟顯示了它們宣稱的在生產率上超越其他現代經濟體（美國、加拿大和英國等）的優勢。結果完全相反，從以上討論中可以看出，美國的相對現代的經濟依然保持了生產率的領先，加拿大和英國在過去20年也有所進步。
從中還能得出一個更強的結論：圖中的每個國家點與斜線的最短距離可以大致反映這個國家在就業率（社會主義的關注點）和生產率（社團主義的關注點）兩方面的表現。在較大的經濟體中，社團主義程度較高的法國、意大利和德國都位於斜線的下面（規模較小的奧地利和瑞典更是如此），而包括美國在內的較現代的經濟體則位於斜線的上面。加拿大雖然也位於斜線下，但與瑞典、芬蘭和澳大利亞的位置不遠，它們的經濟受社團主義影響的程度都存在爭議。
而且，意大利和德國的生產率在1995年似乎趕上了先進國家，但後來證明是暫時現象。在1995~2005年，這兩個國家的勞動參與率回升，自然導致新增崗位的生產率下滑。當年的劍橋學派經濟學大師丹尼斯·羅伯遜（DennisRobertson）在發表關於收益遞減的演講時，爲生動形象起見，設想了一個由10人組成的建築隊，最後一個人沒有生產工具，但還是有資格去喝啤酒。而同期在美國，生產率較低的工人或生產率較低的崗位則都減少，使得美國的員工平均產出提到更高的水平，單個員工平均工時的產出同德國和意大利的差距又拉大了。
本章已經重點分析了經濟發展方面的多個維度（高度物質主義的部分），這些都是社團主義和社會主義關注的內容。我們還可以看看離物質主義不太遠的其他維度的表現。在過去20年，法國出現了引人注目的年輕人向外移民的現象，這可能具有啓發意義。在一定程度上，這種現象反映了歐洲大陸的社團主義在提高生產率和創造就業方面的失敗。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出現的高失業浪潮暫時阻止了這個移民現象，但並不代表社團主義經濟有所改善，或者非社團主義經濟的情況惡化，只是顯示對外移民目前可能面臨更大的風險。不足之處在於，移民現象只表明社團主義和社會主義存在某些缺陷，卻沒有明確到底是何種缺陷在產生影響。這些缺陷可能是非物質方面的，例如壓迫式的企業或壓抑的經濟文化。
工資差距（或者更準確地說不合理的工資差距）可以作爲反映社團主義表現的另一個維度。回顧前文介紹的工資差距的數據，我們可以準確地指出，與現代經濟的模範國家加拿大、美國和英國相比，社團主義盛行的意大利和法國的工資差距更小，西班牙、荷蘭、比利時和愛爾蘭也要小一些，但不那麼顯著。然而這可能只是表明加拿大人、美國人和英國人蔘與冒險的頻率比歐洲大陸的人更高，而且這些國家在民族和種族方面的高度多元化也可能對不合理的工資差距產生某些影響。無論如何，本章的目的是分析社團主義是否實現了其宣稱的目標，而消除工資收入差距從未被列入社團主義的日程。例如，某些社團主義色彩濃厚的國家對人數衆多的少數族裔未能融入主流毫無作爲。如果像社團主義主張的那樣，國家層面的成就和行動纔是重要的議題，而非個人自由、個人抱負和個人收益，那麼在這些領域也就不存在經濟正義的意義。實際上，在較大的社團主義國家中，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國確實也都沒有通過大量培訓項目或就業補貼縮小工資差距。在歐洲大陸，只有荷蘭和法國爲提高低端勞動力的工資投入了較多的資源。相反，長期以來建立起提高低收入工作待遇的成熟機制、爲低收入勞動者提供工資補貼的國家反而是英國和美國，它們都是社團主義色彩較淡的國家。
創新的貧乏
從直接的觀察來看，在2007~2008年危機之前的30年裡，歐洲大陸四個大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經濟增長推動力明顯來自外部革新，主要是（但不絕對）美國的技術進步。這些國家追趕美國的步伐並沒有感受到自主創新重生帶來的加速度，這種自主創新只是在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纔在歐洲大陸盛行。社團主義經濟主要是通過模仿才接近美國經濟的發展水平，如果增長依靠外部動力，就業也會依賴於此，美國的創新如果完全停止，歐洲大陸將陷入長期衰退。
然而，這些歐洲大陸國家的社團主義制度究竟因哪些行動妨礙了創新，或者未能促進創新？我們能想到的內容包括：社團主義色彩濃厚的經濟體會設置各種限制，如產業進入壁壘和創業壁壘（經合組織採用的指標），這些壁壘會阻止或延緩生產率進步。當然，我們最好找到相關證據，表明到底是哪些壁壘和缺陷限制了創新或未能促進自主創新。
我們找到的其中一種機制是，一個國家的股票市場是反映其經濟活力的線索，在創新經濟中，有潛力但尚未開發的商業創意的存量是一種重要的產業資本，這個存量在近期或中期的預期規模，再加上新出現的創意，是企業價值的重要影響因素：創意的存量越大，企業價值就越高。可以推論的是，資本市場對企業的估值也越高。在新興企業起步之初，這種估值可能是它們的唯一價值，但對其他企業則不盡然。企業價值中還有其他組成部分，包括它們擁有的廠房設備等，即物質資本。因此，企業的市場資本化價值（即所有股票的價值加上債券的價值）與企業的物質資本的購置成本的比例可以設計爲一個指標，反映尚未開發的商業創意的預期價值與物質資本存量的相對大小。這個比值被稱爲“託賓的Q比率”，由詹姆斯·託賓（JamesTobin）發明，他將該比率視爲反映投機狂熱或恐懼的指數，以預測某個國家的投資活動的興衰。從我們的研究目的出發，可以用一個國家的年產值作爲物質資本存量的大致的替代指標，構造出市場資本化價值比率，將其解釋爲商業創意的預期收益同經濟規模或產業規模的相對重要性。從理論上講，這是非常自然的反映經濟活力的指標。見圖7–3，可以看到這樣的猜想得到了很好的實證支持。我們看到一個國家的市場資本化價值–產出比可以非常好地預測若干年後勞動生產率的變化。
這個出色的指標甚至能更好地預測一個國家若干年後就業水平的變化，見圖7–4。引人注目的是，1990年的市場資本化價值–產出比可以讓我們非常準確地預見到，哪些國家能趕上20世紀90年代後期興起的互聯網革命浪潮。從直覺上說，較高的創意產生率很可能催生較高的創新率，從而推動生產率的進步，但讀者們可能會質疑，高創新率與高就業率之間是否存在可靠的因果關係？如果創新摧毀的工作崗位比其創造的崗位還多呢？這種情況可能發生在任何時間和任何地點，20世紀30年代出現的驚人的生產率進步，對走出“大蕭條”產生的負面影響可能超過其正面影響。但是在大多數案例（也是研究最深入的案例）中，我們看到有兩種正面機制在起作用：首先，新型消費品的發明或現有消費品的工藝創新（往往是資本密集型的）會降低消費品的價格，從而提升生產資本品的企業的價值，也會提高這些企業的邊際僱員創造的實際價值，從而產生新的就業崗位；其次，生產率的進步會帶動工資提高，員工的財富存量會相對減少（相對於上升後的工資而言），於是他們的工作意願、換工作意願、嘗試其他職業的意願都會增強，創新帶來的勞動力節約需要足夠大才能抵消這些促進就業的效應。
接下來我們要分析，以上討論過的某些社團主義要素是否會對上面構建的市場資本化價值–產出比產生不利影響。第一個要素是作爲社團主義經濟的象徵的孿生組織：工會和僱主協會，以及它們聯合制定工資標準的體制。如圖7–5所示，工會和僱主的協調程度提高會導致市場資本化價值–產出比下降。另一個要素是極端的勞動保護立法。學術界對勞動保護立法的好處和壞處有廣泛研究，但得出的共識很少。不過，相當有說服力地指出，儘管保護對象可能會很感激，但它對市場資本化價值–產出比有負面影響，這會導致實際和預期的創意存量下降。當然還有其他社團主義要素與市場資本化價值存在明顯負面關係，但已沒有必要再做相關分析，我們可以進行總結了。
對於我們提出的問題：社團主義要素如何阻礙各國的發展，使其未能達到美國那樣高的生產率和就業率的水平，本章給出的回答是，某些社團主義要素阻礙了新的商業創意的注入，創意的減少拖累了生產率的提高，進而裁減了僱員，導致就業水平相對較低。因此，社團主義程度較高的國家失敗的原因是，它們缺乏支持、刺激和促進創新活動的機制以推動實驗、探索和嘗試。這些國家缺乏達到先進生產率從而實現高就業率所必需的要素。
還有一個未解的謎題：如果像我們討論的那樣，歐洲大陸的三個大國（法國、意大利和德國）嚴重受制於本土創新的貧乏，那它們（法國除外）如何能夠在生產率和就業率方面一度達到和美國如此接近的程度？我們猜想，假如這些國家的生產率進步是由於它們落後於領先國家，所有的創新都來自向外學習，那麼一旦趕上先進水平，其增長就會停止，就像在比賽中的灰狗如果發現前面沒有兔子就會停下來一樣，它們並不是因爲跑步本身的樂趣而奔跑。
這個猜想非常符合實際情況。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美國經濟就像兔子一樣停止了前進，而在之前的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美國的增長率一直維持在4%左右，其中3個百分點是生產率進步，1個百分點來自勞動力增長。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美國的生產率增速大幅放緩，1975~2005年，每年的產值增速在3%左右，其中在20世紀90年代較快，在21世紀前10年較慢。隨着增長髮動機失效，美國成爲世界其他國家追趕的對象，領先者的減速造成了普遍的收斂趨勢。
美國是世界主要的創新發源地，特別是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和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隨着美國的創新走向停滯，缺乏自主創新的歐洲也只能減速。而且速度一旦降下來，歐洲國家變得更爲脆弱，世界其他新興經濟體的競爭對歐洲的影響力遠超過“輝煌30年”時期（1955~1980年的26年）。由於藉助財政赤字緩解增速放緩的影響，歐洲國家的公共債務負擔越來越沉重。
到21世紀前10年後期，整個西方世界發現，通過大規模減稅、新的權益和新的補貼刺激增長的復甦計劃最終失敗，經濟增長率和就業水平下降成爲必然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