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討論的問題也是本書一直在討論的主題，即與社團主義或社會主義色彩較濃厚的國家相比，現代資本主義經濟是否提供了更多的非物質層面的回報？要直接回答這個問題可能需要對每個國家進行分解：這個國家有1/4屬於現代資本主義，3/4屬於社團主義；那個國家有2/3屬於現代資本主義，1/3屬於社會主義等。這種做法具有很強的主觀性，因此我們必須採用間接的方法。在某些國家發現的某些特徵可能是社團主義或社會主義最重視或者最普遍的，而其他一些特徵則是現代資本主義最看重的。然後我們將討論社團主義、社會主義和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一些標誌性特徵，以分析它們對非物質回報產生的有利或不利影響，這些特徵包括：社團主義高度的就業保護、廣泛的福利制度、縮短工作周的監管規範以及集體談判機制，社會主義龐大的公共部門，社團主義和社會主義共有的官方審批，資本主義關注的個人自由，等等。例如，由於無法準確估算各個國家現代資本主義的程度，我們採用數據測算“現代”元素的規模，這些元素通常會對經濟活力和包容性發揮積極作用，然後觀察它們與非物質回報之間的關係。
不過我們必須承認，儘管制度和政策非常重要，但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或者文化組合，不僅僅由政策、法律和制度構成。一個國家的經濟文化包括對待產業、工作和其他經濟事務的主流的態度、規範和設想。這些文化要素可能通過對制度和政策的作用間接影響非物質回報，也可以更直接地作用於社會成員的動機和期望。一個國家的靈活性（迅速接受並應用新技術或新產品）可能取決於經濟文化中的某個或多個要素。一個國家的經濟活力（成功激發人們的創造力以實現自主創新）可能取決於文化中的其他要素。至少在某些情況下，政治文化也可能影響一個國家的創新。文化差異非常重要，因此在比較各個國家非物質回報方面的差距時，不能用太粗略的分類（如現代資本主義、社團主義或社會主義）解釋，也不能只看少數制度或政策的規模和力度，或者只看各種制度的單個特徵，而是要綜合評估文化中的多種要素，它們是現代資本主義、社團主義或社會主義中的關鍵力量。
在從大衛·李嘉圖和約翰·斯圖亞特·穆勒至今的主流經濟學中，都不存在文化的概念，彷彿西方文明只有一種文化存在，託斯丹·凡勃倫和馬克斯·韋伯這樣的學者被歸入異類。但在主流經濟學之外，人類學家卻發現，並不是所有社會的文化都一樣，而且其差別有重要影響。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ClaudeLévi-Strauss）認爲，每個社會的文化都值得尊重，因爲它們反映了特殊的需要；魯斯·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則堅持認爲某些社會文化並不是最適合當地的；精神病學家埃裡克·弗羅姆（ErichFromm）認爲某些文化相當糟糕，而不尊重個人自由的文化會淪爲法西斯主義。
但在過去10年，文化受到了經濟學研究的重視。越來越多的人提出，文化是一種黏合劑或不可或缺的一環，以獨特的方式將一個國家當今的經濟狀況與古老的過去聯繫起來。“蘋果永遠不會落到離樹太遠的地方”，不管這棵樹是好是壞。許多觀察家注意到，某些國家在遭遇各種挫折之後，不用費力就能回到原來的高位，例如大多數歐洲國家都大致回到了戰前的地位。然而，新體驗和新觀念可以改變一個國家的文化，這一點毋庸置疑。20世紀30年代，德國納粹黨反對女性參加工作，這一理念產生了長久影響。但是在過去10年，德國女性的工作參與率已經反彈。瑪格麗特·撒切爾在80年代的改革運動中消除了英國企業對競爭的反感，給大多數觀察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英國目前卻出現了重新制定“產業政策”的呼聲。中國的歷史學家認爲，*領導的經濟改革之所以能成功，要感謝可以上溯到1500年的深遠的文化背景。正如前文曾多次講到的那樣，西方的現代化帶來了新思想，以及在不同程度上的新的行爲方式。
工作滿意度的國別差異
人們普遍認爲，經濟發達國家在非物質回報方面不存在顯著差異：由於這些國家的生產率相近，所以它們必然採用類似的生產方式，工作體驗也必然是類似的。主流經濟學會假定，理論模型中的完全自動化經濟不包含任何文化。然而，這其實是一種嚴重而且影響深遠的誤解。
事實上，各個西方國家在工作滿意度方面存在驚人的差距。這在1991~1993年的世界價值觀調查數據中可見一斑，該調查收集了很多反映個人滿意度和“價值觀”（態度、規範和信仰等）的信息。圖8–1描述了各個西方國家在平均工作滿意度上的差距。
很自然，人們會提出疑問：工作滿意度是不是工資或財富的另一種說法？實證數據表明，一個國家國民財富和工資水平的高排名並不代表工作滿意度的高排名。戴維·布蘭弗羅（DavidBlanchflower）和安德魯·奧斯瓦爾德（AndrewOswald）評論說，在20世紀90年代的樣本中，愛爾蘭（最窮的國家之一）的工作滿意度非常高，而地中海國家的工作滿意度普遍偏低。人們還會懷疑，工作滿意度的國別差異是否只是暫時現象。然而1999~2000年的世界價值觀調查所蒐集的工作滿意度數據顯示的排名與第一次調查的結果並沒有太大差異，如圖8–2所示。不過，第二次調查竟然遺漏了美國。
有人還會質疑，研究工作滿意度有什麼意義？爲什麼不直接採用“生活滿意度”這個更全面的指標？答案是，通過對工作滿意度的研究，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生活滿意度的決定因素。在分析綜合性質的生活滿意度時，不能忽視對其成分的分解研究：工作滿意度、家庭滿意度、經濟狀況滿意度等。如果我們可以分析人們對工作而非其他方面的滿意度，以及經濟制度和文化對這種滿意度的影響，爲使研究更加清晰簡單，我們也應該把分析聚焦在較小的範圍內。
還有一個緊要的問題，傳統觀點認爲，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傾向於創造充滿挑戰、回報較大的工作崗位，則會影響家庭滿意度，需要付出不菲的代價：例如配偶會因此感到焦躁不安，不能安心照顧子女等。傳統觀念認爲，現代經濟在總體上是否提升了生活滿意度還是個未解之謎。然而，實際證據表明現代經濟是有益的，敬業、能夠在餐桌上談論有趣話題的父母顯然有助於子女成長。因此，雖然繁忙的工作可能會佔用一部分家庭時間，卻可以提高其餘家庭時間的價值。在10年前的一次調查中，孩子們明確表示，希望父母不要爲了子女而在事業上做出太大犧牲，希望父母能過他們自己的生活，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世界價值觀調查也支持這種現代主義觀點，其數據表明，工作滿意度最低的國家在家庭滿意度上的得分也最低，而工作滿意度較高的國家（如丹麥、加拿大、美國和愛爾蘭）的家庭滿意度也較高。這在圖8–3中得到了直觀的展示：生活滿意度與工作滿意度呈正相關關係且聯繫十分緊密。
最近幾十年的工作滿意度的大量數據曾被誤解和誤用。如某些觀察家指出，瑞典的工作滿意度很高，這證明瑞典的經濟制度（資本主義和福利主義相結合的缺乏活力的特有混合體）是“最好的制度”。其他人則指出，丹麥的得分更高，因此丹麥的制度纔是最好的，例如靈活保障制度及其他有吸引力的制度。這種利用數據的方法很荒唐，從“例外”樣本而不是整體數據中得出結論，這是在統計學入門課程中才會出現的低級錯誤。有人可能會說：“這至少可以證明美國的制度並不是最好的制度。”但這種說法同樣犯了方法論上的錯誤。某個國家在某次考試中取得第一的成績，完全有可能是出於偶然，例如外界因素的衝擊，或者制度上的一次不可持續的改善。最出色的網球選手面臨很多對手的衝擊，其中有人會意外地在巡迴賽上折冠，但我們都知道冠軍未必是最好的球員。在對手衆多的情況下，最佳選手奪冠的可能性或許並不大。實際上，大家剛讚美過丹麥，國際社會普查項目2002年的資料就表明，丹麥的工作滿意度顯著下降。世界價值觀調查發佈的第二輪數據（2000~2002年）顯示，瑞典也出現類似的下降。
還有一種常見的誤解，即報告中顯示的工作滿意度主要是反映報酬的高低，而非家庭調查希望測算的非貨幣類型的滿意度。對此，我們需要弄明白以下事實：首先，由於西方國家工資水平之間的差距較小，我們不能將工作滿意度的差距歸結爲工資的差異；其次，如果收入是影響工作滿意度的主要因素，那我們會問，爲什麼英國人的工資水平相對於其財富存量來說很低，報告顯示的工作滿意度卻較高，而德國的工資水平相對於財富存量來說很高，報告顯示的工作滿意度卻僅爲中游水平，意大利和奧地利的情況也與之相似；最後，工作滿意度高和收入高之間存在細微的關聯，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爲高收入者的態度和信仰使他們容易獲得更高的非貨幣滿意度。
對工作滿意度的解釋還可以從工作滿意度的特殊指標上得到證實，即工作在從業者眼中的自豪感或者重要性。從中可以看到，自豪度和重要性這兩項工作滿意度指標排名的結果與各國的整體工作滿意度非常接近。在西方七國中，美國是平均工作滿意度最高的國家之一，在自豪感和重要性方面的排名也是最高的，甚至超過瑞典和丹麥；平均工作滿意度墊底的法國在自豪感和重要性排名上也墊底。北歐人心目中的工作的重要性、自豪感乃至工作滿意度或許主要是因爲路德派倡導的嚴肅生活態度和加爾文派對工作的重視，而不是挑戰和測試自己的才華和遠見所帶來的個人喜悅。因此，工作滿意度的評分主要基於受訪者對各種非貨幣或非物質回報的感受。
有一種相反的觀點認爲，一個國家的工作滿意度較低或許更多地反映了受訪者的期望較高，而非目前的工作非常乏味。例如在法國和意大利，人們的工作滿意度較低是因爲手裡的財富較多。然而美國和加拿大的財富水平並不低，即使是在2001年的互聯網泡沫之後，它們的工作滿意度排名依然靠前。此外，圖8–2還提醒我們，愛爾蘭在由窮變富的10年中，其工作滿意度一直位居前列。而且，如果工作滿意度高並不反映實際情況，那我們無法解釋爲什麼外國人會大量遷入這些滿意度較高的國家，包括加拿大、美國、瑞典和德國。（當然，遷入德國的移民較多部分原因可能是在地理上靠近主要的遷出地——東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