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創造了一個被訴訟恐懼搞得癱瘓的社會。醫生們疑心重重……校長們碌碌無爲，教師們甚至沒有維持教室秩序的權威。在沒有人負責的情況下，最安全的做法就是避免任何可能的風險……在美國上方矗立着一個巨大的未知起訴人的紀念碑，使我們每天的行動選擇都籠罩着陰影。
因此，我們很難說社團主義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在“二戰”後有所削弱，更大的可能是其影響力逐漸增強。
上述證據指向的結論是，總體而言，“二戰”結束後的幾十年，社團主義對歐洲國家的影響擴大，至少是得到了鞏固。有人認爲美國的變化不明顯，但某些證據表明那裡的社團主義同樣在擴張。英國是個例外，社團主義的影響在1980年前一直在增強，此後有所減弱。戰後數十年來社團主義的主要演化趨勢顯然是工會勢力的增強，在某些國家已足以同產業界的勢力抗衡，甚至還有超越的時候。
與之相伴的一個深刻的觀念變化是：永遠不能假定市場是正確的，資方、勞方、職業人士和其他羣體的聲音應該通過遊說等非市場渠道發揮作用。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仍沒有解決的一個大問題是，社團主義通過對市場活動的限制，是削弱還是激發了實現自主創新所需要的經濟活力？
新社團主義
前文提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爲，兩次世界大戰間歇期的經典社團主義過去半個世紀在若干國家延續下來。儘管在大多數國家，社團主義都或早或晚接受了工會成爲與產業組織平等對話的“社會夥伴”，但它們仍然屬於經典社團主義。相對於18世紀的自由主義而言，這種思潮要求擴大政府權力，形成由國家引導的經濟發展。這種經典社團主義追求一系列目標：以秩序取代無序，以團結精神取代個人主義，以社會責任取代*行爲。“二戰”後，這種基本版的社團主義還加入了以勞資協同取代所有者控制、以利益相關者取代公司自身利益的主張，不只是關注實現所有者和工人共同利益最大化的目標。這些觀念極大地增加了政府可能以國家利益之名給利益集團輸送的好處，拓寬了干預經濟的空間。今天，社團主義又出現了新內容。
最近幾十年來，一種新型的社團主義發展起來。這種新社團主義或者改變了權力格局，或者提供了雙向流動機遇。政府不再是選擇方向的嚮導，而更像是在扮演駕駛員的角色，由乘客付錢，把乘客帶到他們想去的地方。某些權力被轉移給鉅額財富的擁有者和企業重要崗位的掌控者，即使這些人都是分散的個體，政府也不得不關注債券市場和其他市場的風雲變幻。政府可能在某些領域保留經典社團主義的特徵，當全社會或絕大部分人陷入困境或出現期望時，還會主動採取一些措施。
這種新社團主義還接受了社會契約的觀念，超越了經典社團主義的各種羣體——包括那些參與集體談判的羣體和加入“協調行動”的羣體。社會契約觀念的含義是：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是心照不宣的契約簽署者，這種契約的內容是所有人都瞭解的，而且根據契約，任何人的利益都不能在沒有賠償的情況下受到侵害。這種民粹性質的社團主義產生了深遠後果，在過去，只有律師、藥劑師或服裝工人等組成的羣體可以獲得社團地位，掌握壟斷權，而現在所有類型的羣體都可以要求發出聲音，要求維護自己的權利，或者尋求政府的保護。社團主義的這種新元素超越了經典社團主義用國家控制改善社會狀況的範疇（例如通過政府指導促進增長，或者通過協商實現產業和平），它們要求任何時候的社會發展都不能在促進某些人進步的同時忽略另外一些人。這種新思潮呼籲政府採取行動，保護所有人不受其他任何人的損害，至少是儘可能做到。覆蓋所有人的社會保障就是新社團主義的座右銘。
於是，政府獲得了全套的新職能，可以爲那些由於經濟發展、外國競爭乃至暴風雨而受損的人提供補償，可以爲各個地區和城市提供花樣繁多的資助，當然，這樣做的潛在功能（這是羅伯特·莫頓的術語）是以這些資助換取政治或資金上的支持。遊說集團受到鼓勵，向立法、監管和法律解釋機構提出各類要求，提供賄賂尤其受到歡迎。對產業界的監管被強化，以保護企業和員工免受競爭威脅。通過對修建新機場、垃圾場等工程頒佈禁令，保護有政治影響的社區的環境。社區、非營利組織或政府敲詐企業，索取捐助或其他好處。集體訴訟把收入從合法受益人那裡轉移到接受補助或賠償的人那裡。其結果並不必然導致政府規模的擴張，但使得政府不受約束，這纔是關鍵。第十章還將討論新社團主義的另外一些特徵。
因此，新社團主義經濟中充滿了對政府、利益相關方、工會以及大量提起訴訟的個人和企業的敲詐的擔憂。我們已經知道，在一個勞動和資本無法自由競爭的經濟體中，企業將永遠重複生產過時的產品，投資活動會萎縮。而且，社團主義社會中對現有企業產生威脅的各種勢力將對這些企業的利潤前景和股價產生嚴重影響，從而減少投資活動、縮小就業規模。另外需要補充的是，如果貪得無厭的利益集團要求對任何創新都分一杯羹，令潛在創新者深感憂慮，那普通人就不能指望獲得興旺發達的生活。在這種情況下，整個經濟都將逐漸過時，陷入越來越嚴重的蕭條。
社團主義的陰暗面
接下來的兩章將進行一些經濟學分析，以驗證有關社團主義經濟的核心觀點。當然，只需要藉助一些常識，我們不用經濟學知識也能看到社團主義的一些弊端。
理想化的社團主義制度取消了個人主義和競爭，它們被妖魔化爲醜陋的、非人性的事物。但這個制度只是把個人主義從市場移植到了政府，那裡的人也在爲爭奪權力而鬥爭。這個制度可以終結廠商之間爭奪衆多市場買家的競爭，但取而代之的是廠商和職業人士爭奪政府訂單和政府扶持的更陰險的競爭，而且此時只有一個買家——一個全能的買家。這個理想中的制度消除了勞資雙方的衝突，但“二戰”後的體制最後只是給工會和大企業授予了壟斷權，授權雙方進行協商。有人說這個制度重建了物質主義和文化發展的平衡，但它並不符合大多數偉大的文學和藝術作品的主題，因爲那些作品都宣揚個人主義。與它取代的現代社會的混亂相比，這個制度被讚譽爲科學的制度，但它只是用政府創新活動的不確定性取代無數個人創新者要面臨的不確定性，由此造成的不確定程度可能更大。社團主義者攻擊現代經濟賦予了富有的產業巨頭或金融投機商權力，把他們的新制度描述爲全社會的公僕，但這個制度最後卻讓少數政治巨頭及其經濟支持者掌握了更加可怕的權力。
可以理解，在早期資本主義社會，市場力量會讓參與者感到自己像羔羊一樣聽任環境的擺佈（當然在這方面，市場的仁慈之處在於，它是讓人們自願做那些爲改善資源配置必須要做的事情），因此重商資本主義時代可能不夠美好。但隨着現代社會的發展，經濟參與者第一次能夠普遍地參與到構思和探索新產品和新工藝的過程中來，開闢新的職業生涯。這樣的個人機遇意味着精神激勵、職業投入以及從挑戰和個人發展中獲得回報。社團主義壓抑了這些個人機遇，很多人甚至要靠獻媚取寵才能獲得批准，才能進入某個產業、爭取成功。這無疑是一種壓迫式的制度。社團主義觀念激發了各種類型的極權主義（這是墨索里尼的說法），把大多數社會成員真正變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