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羅斯福及其前任赫伯特·胡佛擴大了資本項目的建設，也不會使美國經濟徹底走向社團主義或者接近於社團主義，但可能使美國經濟的復甦步伐加快，快於德國經濟的復甦速度。這種情況只是可能，因爲促進總就業的政府措施能否如願發揮作用，並不像用槓桿和支點撬起重物那樣肯定。如果仔細分析四大經濟體衰退（英國從1926年開始，其他國家從1929年開始）後的復甦過程，可以發現其產出都在大約6年內逐步回升。
如果分析以單位小時國民產出或其他更復雜的指標測算生產率，會得到更驚人的結果。美國的生產率在1930~1941年實現了創紀錄的高速增長，甚至快於上一個10年，而意大利和德國的生產率增速在20世紀30年代遠遠落後於美國，比它們在20世紀20年代的水平也只有微小的進步。有一種解釋認爲，美國在20世紀20年代出現了創新，其中很多都涉及與電氣化有關的新產品和新工藝的開發。這些創新到20年代末還沒有完全滲透至整個經濟，但是給新產品和新工藝在30年代的進一步普及鋪平了道路。後來的創新普及導致許多工人失業，加上美元價值高估和其他國家抵制美國擴大出口，他們的處境堪憂。
生產率差距的擴大在希特勒那裡起初並不引人注意。在“飯桌談話”中，他曾抱怨說德國汽車廠商在20世紀30年代幾乎沒有縮短製造一輛汽車所需要的工時，而美國的福特公司則將其壓縮到了之前的很小一部分。歷史學家們後來注意到，美國傑出的生產率使其製造出了成千上萬的坦克、卡車和戰鬥機，這纔是它在“二戰”中最終擊敗德國的原因，而不是依靠對德國城市的狂轟濫炸。生產率噴涌帶來的波動不安在20世紀30年代給美國的現代資本主義造成了短暫的威脅，但最終把它從社團主義思潮的侵略威脅中解救了出來。
軸心國在“二戰”的失敗推翻了意大利和德國以及它們佔領的各國的極權政府，並做好了迴歸過去的民主政體的準備。1947年，意大利通過了第一部憲法，納入了對行政機構的政策和議會通過的法律進行司法審查的條款。德國隨後於1949年通過的憲法在精神上也更接近於魏瑪共和國憲法的社會民主目標，而不是俾斯麥在1871年制定的帝國憲法。
“二戰”後，某些激進的右翼政黨生存下來，並出現了新的黨派。他們在重複法西斯主義的一些主張：“擔憂墮落和衰敗，強調民族和文化的同一性，擔心不能歸化的外國人對民族認同的威脅，要求有更大的權威處理這些問題。”但爲了獲得足夠的選票以取得代表資格，這個派別的多數政黨不得不贊成較爲溫和的右派綱領，並且用“後法西斯主義者”這種含糊的稱呼掩飾自己，並不管這個詞的含義到底是什麼。即使是極右翼的黨派也不再攻擊民主制度和法治。
德國和意大利出現的這些政治方面的進步提供了一個機遇——重新檢討在兩次世界大戰間歇期形成的國民經濟制度的性質和效果。這樣的檢討是否會使歐洲國家在制度、政策和思想上淡化社團主義色彩？還是說社團主義總體上會在此後幾十年繼續擴大？社團主義的哪些規則會被拋棄，是否會出現新規則？
社團主義在“二戰”後的演化
在人們通常的印象裡，社團主義思潮的影響在“二戰”後消退了，因爲支持這些思想的力量已被削弱。這些支持力量之所以被削弱，是因爲困擾兩次世界大戰間歇期的社會緊張局勢（包括戰爭造成的創傷、瘋狂的通貨膨脹和經濟大蕭條）已成爲歷史。還有，如今的民主制度如此穩定，人們可以通過選票爭取保護，不像過去那樣只能通過工會、遊說集團和強力政府來實現。然而，社會民主制度和社團主義經濟並不是相互對立的觀念，我們不能確認它們無法共存。歐洲有少數嚴肅的經濟學家曾經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提出，他們的國家並沒有認識到未能保持企業的相對自由會造成怎樣的持續傷害，包括德國的赫伯特·吉爾施（HerbertGiersch）、法國的雷蒙·巴爾（RaymondBarre）以及意大利的路易吉·埃諾迪（LuigiEinaudi）和保羅·賽洛斯–拉比尼（PaoloSylos-Labini）。然而，對20世紀下半葉的社團主義迄今並未做出過系統性的研究。
在“二戰”後的幾十年裡，德國和意大利的各種指標是否顯示它們擺脫了社團主義的陰影，發展出了更現代的制度、政策和文化？還是表明它們依然保留、復興甚至強化了社團主義？英國和法國是什麼情況？美國又如何？這些問題都很少有人研究。
在“二戰”後的最初幾年，西歐大陸（尤其是德國）的確進行了一些自由放任或者可以稱爲新自由主義的改革，這與兩次世界大戰間歇期的社團主義政策相比是很大的轉變。歐洲各國的經濟對外貿易開放度大幅增加，首先是雙邊貿易或易貨貿易，然後是多邊貿易。後來各國又逐步對資本流動開放，取消了各國政府把私人資本禁錮在本國境內的限制權力。最後，各國允許金融業和其他產業進行跨境競爭，甚至轉移公司總部。這些工作的組織有很多是由歐洲經濟委員會負責，它是聯邦德國、法國、意大利及比荷盧經濟聯盟在創建歐盟時建立的機構。
在德國，政策急劇轉向的先兆是1948年由經濟和勞動部部長路德維希·艾哈德（LudwigErhard）領導的經濟改革，宣佈1949年建立的聯邦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將執行新自由主義原則，而非社團主義模式。在1957年出版的《大衆的福利》中，艾哈德認爲，聯邦德國的國民產值在1949~1956年幾乎翻番，應歸功於競爭的重生以及重建了控制通貨膨脹的信心，不會再剝奪債權人。艾哈德堅信，聯邦德國既抵制了影響個人激勵的社團主義傾向，又抵制了干預財富分配、超出生產率提高所允許的幅度的社會主義傾向。
艾哈德的分析非常明智，但在無意中也顯示，在1949年，當聯邦德國的國民產值重新回到1936年和平時期的水平時，已經沒有被破壞的資本項目需要重建，因此後來的國民產值翻番應該歸功於競爭的強化和信心的增強（與希特勒時期相比），以及由此帶來的投資的增長和生產率的進步。當然，這裡顯然忽略了事實上出現過的資本項目建設，如鐵路和工廠還需要修復，這些項目有很大的產出收益需要在未來若干年裡逐步實現，與競爭是否增強無關。這個重要的省略迷惑了所有歐洲國家，讓它們以爲自己已經進入羅斯托所說的永遠“持續增長”的快車道。當時的人們並未意識到，歐洲大陸的生產率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爲企業可以尋找、借鑑和採納已經在美國使用的新產品和新工藝，不需要太高的成本，就能使生產率和利潤提高。它們的借鑑對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英國和少數非歐洲大陸國家。主要是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鑑於政治形勢劇變以及社團主義導致的封閉經濟轉向，這些成果沒能及時被歐洲大陸採納。對這種出色的“追趕”增速，新自由主義帶來的競爭和信心不足以給出合理的解釋，真正的原因是大西洋對岸有大量現成的果實可以摘取。
那麼在工廠和鐵路重建之後，社團主義是否捲土重來？1949年之後呢？如果我們要在這個問題上通過統計學測算社團主義迴歸的程度，那就需要一系列指標的列表：年度或者10年期指標，有關社團主義的強度，如對政策的影響。這些指標應該包括政府對生產的干預：監管規定（法令和裁決）的數量、官方審批（許可證等）的數量、對產業和職業進入的限制、“產業政策”以及稅收政策等。相比之下，社會主義更關心做事的手段，而不是做事的內容。另外一套指標則是反映收入的轉移或控制：社會保險補貼、產業和工會對工資的“協調”、政府不尊重股東產權導致的股票價格縮水，以及大量不讓出售或解散的殭屍企業的存在等。公共部門的大量就業崗位是另一個指標，因爲對私營部門的干預總是需要人手來執行。此外還有反映價值觀（期望和信仰，符合或反對社團主義思想）的影響的可量化指標。在接下來的兩章，我們將利用反映社團主義影響力的指標測試社團主義的一些說法。
不過在本章，我們主要採用歷史學家的視角，關注重大事件：或者低谷。有兩個發展趨勢表明，社團主義的迴歸不需要等待很長時間。在德國因爲“韓國繁榮”而遭遇的一次危機中，阿貝爾斯豪塞寫道：“德國產業中有影響力的部門開始重建兩次世界大戰間歇期的國家社團主義體制。”不同僱主協會的合作在20世紀50年代早期重新出現，讓一位學者看到“歷經考驗的德國傳統在納粹經濟制度被終結和1948年改革後依然完好無損”。
另一個發展趨勢是社團主義框架內部的資本和勞動之間的權力轉移。從一個角度來看，社團主義導致政府與產業部門結合，很多產業活動是通過與政府協商而非通過市場決策，當然其中有很多同時也要受市場力量的影響。勞工組織與政府的聯繫是否緊密則是另外一個問題。到20世紀60年代末，勞方在歐洲國家的發言權增大，甚至使傳統社團主義學說中的“三方合作”實際上變成了“兩方合作”。
勞方的新力量的表現之一是在大公司監事會中的席位。這種情況的出現在德國並沒有被當作大事，因爲那裡對大企業的社會主義的敵意從未完全消失。直到20世紀90年代又取得了新進展，工會在公司的投資委員會也佔有了一個席位。這次德國人感到害怕了，他們擔心這項變革會阻礙有利可圖的投資項目，或者妨礙公司爲生存開展的改革。只有企業生存下去，部分工作崗位才能延續。但經濟學家其實不需要擔心。有關醜聞在2005年被披露出來，德國汽車廠商大衆公司給工會領導人提供賄賂已經有十幾年的歷史。
德國經濟部在1967年明確了“三方合作”的辦法，啓動了一個“協調行動”，將勞方、資方和政府聚到談判桌前。雖然這種正式的三方合作機制僅延續了10年時間，但非正式的三方合作機制卻延續了下來，得到了工會和僱主雙方的“自由派”社團主義者的配合。同樣是在這段時期，意大利也發展出自己的三方合作機制，並開始使用“會商表”（Tavoladiconcertazione）這個術語表示勞方、資方和政府之間的正式協商機制。歐洲國家“二戰”後的這種三方合作機制究竟是口頭的表演，還是的確產生了影響？
三方合作有過輝煌的時刻。1982年，當歐洲經濟處於衰退期時，荷蘭的勞方和資方組織達成了“瓦聖納協議”，開啓了一個控制工資水平的新時期，似乎還創造了某些就業機會，但這兩方面的成果是否長期持續則證據不詳。從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以下簡稱“經合組織”）蒐集的成員國數據來看，20多年後的2004年，荷蘭的失業率處於經合組織成員國的中游，居於英國和美國的失業率之間，僱員的平均工作小時量卻幾乎是最低的。因此，當初的協議對勞動力市場的持續影響僅從表面上很難分辨。另外在2003年，通過社會民主黨的格哈德·施羅德（GerhardSchr?der）總理的勸說，德國達成了一系列名爲“2010年日程”的協議，以壓縮工資成本，增強勞動力市場的彈性。產業部門的勞動力成本在這個十年持續下降，並被認爲是德國近年來實現出口繁榮的重要原因。然而今天的德國勞動力市場數據看起來並不出色，如果暫不考慮受到危機困擾的意大利和西班牙，那德國近年來的失業率與歐洲平均水平接近，僱員的平均工作小時量僅比荷蘭和挪威略高。如果人均工作時間更長，德國的失業率可能就不會這麼低。然而前文的討論已經指出，正式或非正式的社團主義措施的影響遠不止工資談判這一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