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意大利一樣，社團主義的元素在德國出現的時間遠遠早於兩次世界大戰的間歇期。商業行會、手工業行會和職業人士行會等組織從12世紀起就在德意志地區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力，它們試圖控制產品的價格和標準，而且還對各省乃至全國的統治者和立法機構發揮着影響。然而，資本主義帶來的競爭浪潮削弱了這些組織，拿破崙更是在整個帝國範圍內禁止這些組織的活動，因此它們的影響力至少在19世紀的現代經濟中被大大削弱。1866年，德意志各州同奧地利帝國的聯盟被普奧戰爭終結。1871年，德國曆史迎來了轉折點，俾斯麥把整個德國統一到威廉皇帝領導的普魯士下面。歷史學家烏爾裡希·諾肯（UlrichNocken）把德國社團主義興起的時間確定在1871年，凡爾納·阿貝爾斯豪塞（WernerAbelshauser）則認爲1879年標誌着“現代社團主義利益協調製度的誕生”。德國新興的現代經濟在某些方面走向了社團主義，名爲工商業“商會”的僱主協會興起，承擔了政治遊說、價格談判、制定工資標準等職能。大多數規模較小的產業工會也發展起來，相對於“一戰”時期和“二戰”之後的德國工會而言，其實力還較爲薄弱，尤其是在1879年反社會主義法律制定到1890年廢止期間。僱主協會和小規模的工會都成爲政府的重要合作對象，這是威廉統治時期的經濟特徵。在1871~1890年擔任帝國首相的俾斯麥未能複製約束普魯士議會的普魯士經濟委員會，建立一個擁有對議會的否決權和建議權的國家經濟委員會。雖然不得不與國會分享某些經濟事務的權力（這點不同於希特勒），但這位鐵血首相還是擁有巨大的影響力，並藉此爲19世紀十年代發展鋼鐵產業的融資鋪平了道路。因此，19世紀後期的德意志帝國可以說已經發展出了歷史學家們所說的自願的或協商的社團主義，但與20世紀30年代出現的強制性和全面的社團主義並不相同。德國自願性質的社團主義在1919~1924年魏瑪共和國早期仍繼續受到工會的青睞，而僱主協會在“一戰”期間不得不屈服於強勢的工會，被迫與對方平等地坐到談判桌前。
在兩次世界大戰的間歇期，社團主義受到普遍歡迎：大量的集會和廣泛的支持，當時的觀察家們的直接報道，還包括藝術家們時代情緒變化的間接反映。人們在很多領域有了新道路和新發現的感覺。社團主義得以流行，其背後的推動力很容易看到，那就是公衆對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日益排斥。社團主義成爲“第三條道路”，用歷史學家澤夫·斯坦賀爾（ZeevSternhell）的話來說，就是“既不左也不右”——至少不屬於傳統的“左派”或者右派。穿越時代的話，可以說“二戰”後的新社團主義也是新右派和“新左派”之間的中間道路。因此，社團主義既可以吸引被資本主義損傷的利益羣體，也可以吸引恐懼社會主義的利益羣體。前者可以通過社團主義避免現代主義和現代經濟造成或可能造成的損害，如市場競爭的威脅、工作的不穩定以及產業發展的盲目性；後者可以把社團主義作爲對社會主義經濟的替代，避免被剝奪財富和快樂，包括被禁止創辦企業和難以發展個人事業等。社團主義政治家可以聲稱，這種社會結構能夠重新鼓舞人們追求共同目標，並由政府進行協調補充，從而徹底解決資本主義的勞資衝突和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同其他羣體的衝突。政治家們無法在實驗室中建立一個社團主義經濟模型與實際的資本主義經濟對比，這給了他們藉口，要求直接砸碎資本主義的框架，用新的社團主義經濟取而代之。他們的首要目標是使國家擺脫資本主義經濟，把社團主義經濟調試到最優狀態成爲次要任務。世界經濟在1929年陷入危機，“大蕭條”籠罩前方，使他們更容易把現有的資本主義經濟描述成應該儘快拋棄的制度。最後，納粹政治家們吹噓說他們即將採取行動，而當時議會中主張改造資本主義的黨派和主張建立社會主義的黨派勢均力敵，因此是做不到的。他們如果掌權，必將大有作爲，絕不像其他人那樣一事無成、只求不把事情搞得更糟。於是在若干有着社團主義元素的國家，大衆激動地期盼新時代的到來。
社團主義並沒有止步於意大利和德國。1936年政變後，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Franco）終結了西班牙共和國的社會主義路線。不過社團主義思想在西班牙未得到普及，社團主義的上層建築也從來不像意大利那樣廣泛。葡萄牙的獨裁者安東尼奧·薩拉查（AntonioSalazar）[科英布拉大學的經濟學教授、查爾斯·莫拉斯（CharlesMaurras）及利奧十三世的崇拜者]在1932~1968年擔任總統期間主要依靠社團主義思想，他的實驗在法國引起了強烈的關注。在1934年，奧地利隨着恩格爾伯特·道夫斯（EngelbertDolfuss）擔任首相，也採納了塞佩爾牧師（MonsignorIgnazSeipel）的某些社團主義學說。社團主義在愛爾蘭則興起於1937年，被新芬黨這樣的反資本主義黨派推崇，並得到了教會的支持。
法國的情況如何？20世紀初，巴黎的沙龍裡滿是好鬥的知識分子，希望把終結個人主義的社會主義同民主制度結合起來，其中包括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Barres）、喬治·索雷爾（GeorgesSorel）和查爾斯·莫拉斯等人。然而法國在兩次世界大戰的間歇期並沒有採納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引入的社團主義制度。當德國士兵在1940年進入巴黎後，組建於1941年夏天的維希政府很快建立了社團主義精神的經濟計劃體系。幾年之後維希政府垮臺，戴高樂將軍領導的戰後政府在1946年引入了計劃指導，1946~1958年的法蘭西第四共和國採納了五年計劃，這借鑑了20世紀30年代意大利和德國執行的四年計劃。法國政府希望通過這個辦法指引法國工業向他們期待的方向發展。
在南美洲，社團主義的元素是在熱圖利奧·瓦加斯（GetúlioVargas）統治時期進入巴西，尤其是在1937~1945年的獨裁時期。巴西的勞動法一字不差地照搬意大利法律，建立了卡特爾以控制主要產品的生產，政府還希望掌控工業化的發展方向。不過態度較爲溫和的瓦加斯與薩拉查一樣鎮壓了法西斯和納粹黨派，還取締了普利尼奧·薩爾加多（PlínioSalgado）領導的激進的天主教黨派。另一種顏色的社團主義則在1943~1955年胡安·庇隆（JuanPerón）的第一任總統任期來到阿根廷，產業工會成爲庇隆主義黨派的基石，對工業和農業進行廣泛干預。
在亞洲，日本的大型垂直壟斷企業（財閥）通常是由某個大家族控制，它們自19世紀最後幾十年的明治時期起步，在“一戰”之前已變得非常顯赫，與中央政府保持密切聯繫。社團主義制度發展起來，日本帝國政府既沒有與其保持距離，也沒有將其拆解。在1945年擺脫日本殖民統治後，韓國也形成了社團主義結構，韓國政府把日本人留下的工廠和其他好處送給少數韓國企業，以換取利益回扣。
對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來說，如果說它們也在兩次世界大戰的間歇期建立了類似於意大利和德國的社團主義制度，那是很大的歪曲。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和英國的工會的規模和影響力都顯著增強，而這些組織在意大利和德國卻受到束縛。在歐洲大陸各國都忙於建立卡特爾時，美國人繼續堅持進步主義時代的反對態度。但問題在於，美國經濟和英國經濟是否也或多或少帶有類似於意大利和德國的社團主義特徵？在1929~1933年可怕的經濟衰退直至“大蕭條”之後，美國也出現了政府對經濟的廣泛干預。富蘭克林·羅斯福以巨大優勢當選總統，於1933年開始執政，各種新政的立法也隨即推出。根據1933年的《全國復興法案》，美國成立了國家復興署。在各個產業都組織了領導團隊，設定價格和工資標準，以防止螺旋式通貨緊縮，因爲羅斯福相信這種緊縮加劇了失業問題。加入這種團隊不是強迫性的，但是每家執行行業標準的企業都能得到政府的認證，必然給其他企業造成社會壓力。電視觀衆至今還能從馬克斯兄弟（MarxBrothers）的電影《鴨子湯》（DuckSoup）的第一幀畫面中看到這樣的認證印章。許多被認爲頗有思想的評論家都把國家復興署視爲走向“集體主義”的社團經濟的令人憂慮的一步：
這個制度的關鍵本質是，每個加入標準的產業都能獲得對美國市場的近似的壟斷權，其壟斷利潤使其足以支付高工資。但爲了保護壟斷權，必須排除競爭對手的進入。於是在更“先進”的標準中，對新企業和新工藝設置了障礙……通過國家權力完全禁止任何進口，把整個老牌產業都保護起來。
然而對大多數觀察家而言，新政的干預力度不能與毫無約束的歐洲大陸社團主義相提並論，那些國家的干預不需要立法，議會權力被剝奪，沒有法院執行司法審查的權力。而在美國，國家復興署在1935年最高法院審理謝克特家禽公司訴合衆國案（Schechterv.UnitedStates）中被一致裁定爲違憲。羅斯福很快要求增加最高法院人數，希望使其更加聽話。但國家復興署最終還是沒有重啓，法院的聲譽得到了提升，而非下滑。
隨着新政的施行，美國的社會思潮（雖然並不總是反映在社會行動上）與19世紀的自由主義出現了很大差異。國家復興署領導人唐納德·裡奇伯格（DonaldRichberg）的一份聲明非常引人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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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沒法回到戴着“粗俗個人主義”面罩的鍍金時代的無政府狀態。如果各產業的私營業主和經理人不能充分組織起來，使這些至關重要的產業的運營能承擔與巨大的公共利益相稱的公共義務，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對這些私人產業進行政治控制。
然而，實際行動似乎沒有口號那麼可怕。“大蕭條”時期，美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不常見的甚至比較激進的措施，並創造了一些新職業。例如，美國民間資源保護隊僱用攝影師和紀錄片導演記錄美國鄉村的畫面和聲音，以備這些景象會走向消失。美國公共事業振興署啓動了重大的建築工程，聯邦政府此前曾經提供借款支持鐵路建設，州政府也曾參與運河建設，但胡佛大壩這樣的巨型聯邦水壩項目還是很罕見的。這些新措施與德國採取的某些做法類似，不過在公衆看來，這些新措施主要是臨時安排，而不是從資本主義文化向社團主義文化的根本轉變。這就好比維斯康蒂（Visconti）的經典影片《豹》（TheLeopard）中，薩利納親王說：“要想維持現狀，必須有所改變。”
新政當然引發了其他一些永久性的變化。佩科拉委員會披露了銀行業和證券業的利益衝突的泛濫和不利現象，美國國會於是在1933年通過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要求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實行分業經營，1933年的《證券法》規定可以對股票發行中的錯誤信息提起訴訟，1934年的《證券交易法》創建了負責證券交易監管的美國證交會。1935年又創建了國家勞動關係委員會，以防止和糾正“私人僱主和工會的不當勞動處理行爲”。不過這些措施也很難說是對現代資本主義的致命打擊，它們給潛在投資者和潛在僱員提供的保護促進了市場信心的極大恢復。
向社團主義方向前進的重要一步是1935年的《國家勞動關係法案》，它承認僱員享有組織或加入現有工會的權利。美國國會認爲，僱主和僱員之間的“不對等談判權”造成了“經濟不穩定”，公司拒絕談判會引起罷工，這些都會影響商業發展。該法案是個新動向，以前的政府沒有鼓勵勞工聯合，而是分拆卡特爾或其他類型的壟斷組織。西奧多·羅斯福20世紀初領導的進步運動的目標是打破壟斷。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的態度也同樣如此：“我支持大企業，但我反對托拉斯。”在1923年的蒂波特山油田醜聞曝光聯邦官員的賄賂事件後，政府更加註意同產業界保持距離，不給它們提供更多的法律照顧。產業界和華盛頓的關係在20世紀30年代較爲疏遠。
這些變化以及其他措施並沒有讓美國人感到他們拋棄了這個國家的傳統價值觀。我們可以認爲富蘭克林·羅斯福對社團主義做了某些妥協，但最後保留了現代資本主義，而不是被社團主義徹底取代。有證據表明，社團主義真正在美國紮根並對現代資本主義產生致命威脅是在羅斯福去世後很久才發生的。
歐洲大陸（尤其是德國和意大利）的新興社團主義經濟的表現如何？能否與美國和英國這樣延續現代資本主義的國家匹敵？意大利的社團主義經濟是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成型的，希特勒的體制成型於1933年，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很快就在30年代末爆發。因此，這樣短的歷史沒有太多可以借鑑的“自然實驗”，其中一項實驗是在發生嚴重衰退的初期——英國是從1926年開始，其他國家則在1929年爆發。而希特勒和羅斯福都是在1933年年初上臺的。
人們普遍認爲，希特勒採取的社團主義措施在短期內把德國經濟拉出了衰退，而羅斯福則受制於大多數國民的自由放任思潮，不得不坐視經濟滑坡，並陷入延續8年的“大蕭條”。然而，德國和美國的產出數據向我們揭示了另外一番景象：
到1936年，德國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幾乎恢復到1929年的水平，這無疑算是很快的復甦，但與採取完全不同的政策組合的美國相比，在相同的時間跨度內，德國的復甦並不比美國強勁。同時在增長率方面，納粹德國的表現也並不比魏瑪共和國在1926~1927年冬季的首次復甦出色，那12個月的增長率高於第三帝國的任何時期。因此，如果採取完全不同的政策，也可能出現類似的迅速復甦。從這種嚴格假設的意義上講，不能說納粹黨的經濟政策是德國經濟復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