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時社論》疫情下調漲基本工資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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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資是否調漲，即將在10月8日審議。就民進黨及蘇內閣相關官員談話看來，今年將會有較大的調幅。的確，今年經濟成長亮麗，調漲基本工資讓勞工分享成長果實，合情合理，各界也會樂觀其成。然而，對於調漲幅度的大小，還是要保持審慎，避免被看似不錯的經濟成長率衝昏了頭，調漲過度導致失業率攀高，反而傷害勞工福祉。

政府幹預市場誰贏了

必須將經濟成長的果實，公平分配給參與生產的各方，避免被資本家獨攬或豪奪、惡化所得分配造成社會問題，已是公認的「普世價值」。然而，如何讓成長的果實「公平」分配，卻是一個長久以來的難題。經常看到的狀況，是在所得分配惡化之後，就會有較積極的作法謀求改善，但經常又會矯枉過正、傷害企業致失業率攀升，結果又反過來控制過度的市場干預，要掌握「合理」或「適當」的工資漲幅，的確相當不易。

臺灣的低薪，尤其是年輕人初入就業市場的薪資「太低」，一直飽受年輕人抱怨和各界批評。媒體過去也經常分析報導，並以「X年薪資不漲」形容這種現象─雖然忽略勞工各種福利的增加，而只看薪資本身，也不盡周全。無論如何，在國內生產毛額（GDP）中的「勞動份額」長期以來是在下降，故各界都希望勞工薪資能儘速提升，讓年輕人舒緩生活壓力，也企盼能紓解年輕人不生育子女帶來的少子化國安危機。蔡總統2017年底和媒體茶敘時，曾表示最低工資3萬元是她的「夢想數字」。勞動部當然積極配合總統的善念，努力促成基本工資年年調升，也期望幅度越大越好。

然而，工資高低是勞動市場的供給和需求形成的結果。政府藉最低工資干預市場，雖然政治上可以贏得照顧勞工的掌聲，但若訂得過高、超過市場的均衡水準，就會造成競爭力弱的企業只好裁員求生或退出市場。南韓文在寅總統2017年上任後連續3年調高最低時薪，每年都超過10%，原意是想讓勞工增加的收入帶來較多消費和經濟激勵，可避免失業增加，但還是不敵基本經濟原理，就業人口直接下降超過了10萬人。

美國又是另一個極端，聯邦最低工資在金融海嘯後的2009年提高爲時薪7.25美元后，至今並沒有調升；許多州自行提高至15美元，其實還是僅能餬口，拜登政府的規畫也是到2025年纔會調漲至15美元。這兩國對基本工資調整的差異性作法，顯示即使都在市場經濟制度下，也沒有標準的調整模式，各國都該視其經濟狀況，有智慧地找出企業能夠承受的最大程度，來追求勞工薪資的保障。

壓垮服務業的稻草

當然，臺灣今年在新冠疫情中的經濟表現奇佳，主計總處8月才調升6月的成長率預測達0.42%，來到5.88%創11年新高，的確是可喜可賀。然而，臺灣的成長動能主要來自出口和投資，而出口和投資的增加，又集中在極少數產業。但在幾波疫情干擾、營業管制嚴格、國際人員往來幾乎斷絕下，國內消費預測只會增加1.36%，而這纔是攸關一般服務業榮枯的更重要指標。

和旅遊息息相關的住宿、餐飲、個人服務等行業，一片愁雲慘霧，一些米其林星級餐廳和口碑甚佳的特色老店也難逃關門厄運；更多服務企業都在靠政府的紓困措施苟延殘喘，隨時有滅頂危機。若只看到經濟成長率創11年新高，就迫不及待要大幅提高基本工資，朝蔡總統的「夢想」邁進，甚至奢望看能否在她卸任前「達標」，也許對一般製造業者不構成威脅，但極可能成爲壓垮衆多服務業者的「最後一根稻草」，不可不審慎從事。

另外，今年8月起育兒津貼和育嬰補助各提高1000元，明年8月再各加碼1500元。若是一位適用時薪制、月入4萬元的年輕人，生養2個小孩也適用這兩項補貼的話，其實等同其適用期間薪資先調升5%，再進一步調高7%左右。也就是說，政府（或社會）也在用另一種途徑，提高勞工的生活水準。因此，是有空間讓照顧勞工的作法，不必拘泥於基本工資的調幅；也許在疫情平息之後再做較大幅度的調整，反而對勞工整體更好。

要求和不尋常的高經濟成長率相當的基本工資調幅，是一種政治正確；但在目前的臺灣，並不缺乏政治正確，而是智慧的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