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論》基本工資該怎漲？借鏡南韓經驗

韓國在勞資雙方拉鋸下，最低工資明年2.5％的增幅，各方花了110天討論後才達共識，也是歷來耗費天數最多的一次。圖／美聯社

調漲最低（基本）工資，甚至是訂定「最低工資法」，在許多國家都是重大的政治議題。南韓政府在7月中決定調漲明年的基本工資，最低時薪將調高到9,860韓元（約合新臺幣240元），漲幅2.5％。在臺灣，蔡政府已拍板軍公教明年加薪4％，但在經濟情勢不佳、總統大選年的雙重壓力夾擊下，明年基本工資該漲多少，決策過程勢必較往年更爲棘手。

從南韓明年最低時薪漲幅僅2.5％，就不難看出該國受外在經貿環境惡化的影響，致使去年5月上任的右派總統尹錫悅保守應對，不像其前任偏左的文在寅在2017年上臺後，就將隔年（2018）的基本工資大調16％。

對於勞動大衆而言，景氣不好又遇到「萬物皆漲」的年代，當然要力爭調漲基本工資，但對企業主來說，景氣不好還要調薪加重營運成本，卻是萬萬不可。在勞資雙方拉鋸下，根據韓國最低工資委員會的說明，明年2.5％的增幅是各方花了110天討論後才達成的共識，也是歷來耗費天數最多的一次。

事實上，基本工資調漲與失業率提高的關聯性，在學術界和政策實務界，並沒有定論。就政黨政治的意識型態而言，右派的「小政府-減稅-偏資方」，左派的「大政府-加稅-偏勞方」，並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而是理念價值的不同選擇，最重要的還是勞資關係能否融洽。國內外景氣的好好壞壞，並不是經濟發展程度不相同的各國政府所能夠左右，而且各個產業的循環週期也未必相同，彼此交疊，形成很奇特卻又不令人意外的景象－「景氣再好，都有公司工廠倒閉或關門；景氣再差，還是有很多人賺大錢」。

文在寅五年任內敲定的2018年到2022年最低時薪調幅，分別是16％、11％、3％、1.5％（疫情年）、5％，充分彰顯出他的左派政治思維，具體落實在勞工政策上，但也引來兩極評價。一方面，因爲最低月薪和時薪年年調漲，造成很多中小企業休業倒閉與工作機會流失，不利於市井小民、年輕族羣和中高齡與中低收入民衆。但在另一方面，卻也迫使產業生態和消費模式改變，隨着自動化與無人化的科技發展，服務業的機器人、無人店舖、智慧商店與自助服務等，也應運而生。

就南韓經驗觀之，十年內最低工資增幅加倍，就是文在寅「最低時薪1萬韓元」的政策目標，雖然在他任內未達標，但到明年就已接近目標值。反觀臺灣，有鑑於現有的社會保險制度，與最低工資連動的還有：企業主要爲每位員工分擔健保費用、勞保費用、以及提撥6％的勞工退休金保費。也因此，最低工資的調漲，對臺灣工商企業界來說，誠可謂茲事體大。

蔡英文總統在2016年曾經提出「制訂最低工資法」、「最低工資3萬元」等勞工政策政見。她上任七年多來，每年都調漲基本工資，月薪已從2016年的20,008元，調漲到今年（2023年）的26,400元，最低時薪則是從2016年的126元，調漲到今年的176元。「最低工資（月薪）3萬元」的競選政見，應該是確定跳票。

其實，「最低工資法」草案，早在2017年到2018年期間，已舉辦過五個場次（北中南花東）公聽會，聽取勞資雙方意見，勞動部也已在2018年11月將草案送進行政院，但政院本迄今仍未送入立法院審議，顯見「最低工資法」草案，必須顧及經濟社會的狀況和政治情勢的發展，想要在勞資權益之間取得平衡，幾近是「不可能的任務」。如今，適逢總統大選如火如荼進行中，蔡英文「制訂最低工資法」的政見，勢必無法在其任內兌現。

「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在行政院主計總處正式下修今年臺灣GDP實質成長預估至1.95％，確定不保二的當下，對於政府來說，要不要調漲基本工資，其實並不是問題。問題在於，不管國際經貿形勢的發展、國內經濟景氣的好壞，每年調漲基本工資固然做得到，但是要維持勞資雙方「都不滿意，但勉強能夠接受」的調漲幅度，需要的是共體時艱，以及政府針對逆風而行的環境，提出有效的因應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