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以電影《1921》致敬 黃建新超越黃建新
30多年前，他以一部《黑炮事件》掀起影壇的一陣清風；20年前，《背靠背，臉對臉》將鏡頭對準真實市民生活場景，中國城市電影的視角得到進一步拓展；10多年前，一部《建國大業》，將主旋律電影與市場和觀衆更緊密地結合起來。如今的他，攜新作《1921》亮相上海國際電影節。他就是黃建新，一位孜孜不倦的電影類型化拓荒人。
天大地大，觀衆最大
6月14日當天，作爲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主競賽單元評委會主席，他的老電影《背靠背，臉對臉》時隔27年在主席回顧單元與觀衆見面，他也來到影院和觀衆進行現場觀影與交流。
“導演加油！”當電影放映結束後，燈光漸起，現場觀衆於無聲處，自發匯聚的掌聲愈發整齊與響亮。此時已經晚上11點多，觀衆依然座無虛席，黃建新見此情此景，也不由得溼了雙眼。
6月14日是他的67歲生日，《1921》片方也發佈了“赤子心”導演特輯，以這種特別方式向這位第五代導演的重要代表致敬。既擔任電影節評委會主席，又要出席新片的發佈和訪談，他可能忙得忘了自己的生日。然而喜愛他的觀衆卻沒有忘記。全場觀衆在主持人的帶領下唱起生日歌，無數手機屏幕的熒光點亮，像是海上的星辰，下面的海浪波光粼粼。
儘管影片攝於20世紀90年代初，但緊貼生活，絲絲入扣，散發着穿越時代的藝術魅力。在場的觀衆，很多是年輕人，一些人甚至年紀比這部電影還小。他們用自己無言的堅守，展示着對這位仁心智者的尊重與喜愛。
正如一位觀衆所說，“我覺得黃導給我最大的感覺是，他尊重觀衆，尊重時代，尊重手中的導筒”。
一直以來，黃建新都在以貼近觀衆的創作方式來講述銀幕故事，無論是歷史偉人還是普通百姓，從中折射出時代變遷。
天大地大，觀衆最大。
“這還是我第一次在電影院與大家一起過生日，我很感動。謝謝大家！”在滿懷的鮮花中，他面對着他最尊重的觀衆，深深地鞠了一躬。
忠誠於歷史，讓細節說話
除了《背靠背，臉對臉》外，黃建新的其他電影，也始終映射出現實主義的人文關懷。與《建黨偉業》所呈現的磅礴恢宏不一樣，《1921》裡有很多觸動人心的細節，這些細節，都是建構於歷史真實之上的藝術真實。細節的真實感，是這部影片顆粒度和質感的重要依託。
電影裡的毛澤東到達上海後，湖南老鄉李達請他吃飯，李達很自然地講到了“新公司要開張了”，預示着黨的成立。這一表達與1948年毛澤東寄給李達的信形成了關聯對照。
“在歷史正片中，歷史的真實與藝術的真實都非常重要，二者的有機結合更是十分考驗創作者。而合理的藝術想象，能巧妙地實現一種跨越時空的前後呼應。”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一處處長吳海勇對此評價說。
在拍攝過程中，細到《新青年》雜誌放在桌上的每一期和劇情時間能否對得上，連看不見的內頁都得確認，再到印刷廠的機器是不是那個年代的產物，黃建新都會親自檢查。經得住歷史的推敲，方能有走進觀衆內心的自信。
再比如影片中，李達講起了以前抵制日貨時的經歷，當他最後發現連燒燬日貨的火柴都是日本製造時，他和愛人王會悟都哽咽了。這是當時國人內心痛楚的真實寫照：激越的排外情緒代替不了國貧民弱的現實，愛國者們只能另尋新路。
在導演特輯裡，飾演李達和王會悟的黃軒和倪妮都說在這個片段受到了黃建新的感染，而黃建新則說是受到了演員的啓發。一個好的劇組就如同一所大學，教學相長，其樂融融，所有的人相互成就。
導演藝術也是理性與感性的交錯相織。執掌導筒，不僅要有洞察歷史的理性，還要“常帶感情”，全身投入。導演特輯裡，在拍工人罷工那場戲時，黃建新以嘶啞的嗓音喊出“一二三”發出號令，身心完全沉浸，之後大家的齊聲怒吼響徹片場。這分明是時代的聲音。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人最難突破的，往往是自己。黃建新很少談論對別人的超越，他一直在努力超越自己，跟“自我重複”作鬥爭。他的個人電影拍攝史，就是一部在電影創作類型上不斷探索和創新的歷史。
他曾憑藉電影《埋伏》拿下柏林金熊獎最佳影片提名、金雞獎評委會特別獎，憑藉《背靠背，臉對臉》拿下金雞獎最佳導演；其監製的《投名狀》《十月圍城》兩奪香港金像獎最佳影片。他還以導演或監製、編劇身份締造了《建國大業》《建黨偉業》《建軍大業》，引領中國主旋律電影發展的全新模式。2019年監製的影片《我和我的祖國》，更是以“小人物、大情懷”讓人眼前一亮。
如果說《建黨偉業》多是將人物描寫蘊含在歷史敘述中，那麼《1921》中的人物則聚焦感更強，在歷史細節中的情感流露更加突出。黃建新說，可能多年後我們已經記不住這個電影了，但是可能會記住在《1921》裡，毛澤東在上海灘激越的跑步鏡頭。
此外，電影選取1921年作爲橫截面，在史實基礎上引入日本和歐洲的敘事視角，創新性地以李達作爲主線人物之一，疊加諜戰、動作片元素，展現出了建黨前後驚心動魄的歷程。
《1921》的聯合導演鄭大聖直言：“黃導到現在還充滿着激情好奇和探險的心勁兒，還在嘗試和探索主旋律新的可能，真的是很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