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建新解析《1921》:用電影語言展現歷史的壯闊

(原標題:專訪|黃建新解析《1921》:用電影語言展現歷史的壯闊)

澎湃新聞7月1日報道 “起來,被咒罵跟着的,全世界的惡人與奴隸,我們被擾亂的理性將要沸騰了,預備着去打死戰吧……”鏗鏘有力的《國際歌》(1920年,鄭振鐸、耿濟之譯本),在電影《1921》中多次出現。

作爲中國電影人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之際,協力推出的“種子選手”,《1921》於7月1日當天公映。據貓眼專業版實時見證,7月1日零時,電影總票房就已經破億元。

《1921》海報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勝利召開,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從此,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對於這段光輝而偉大的歷史,中國電影歷史上30年前有過《開天闢地》、10年前有了《建黨偉業》。作爲第五代導演的代表人物之一,黃建新自2009年同韓三平聯合執導《建國大業》始,2011年執導《建黨偉業》,2017年監製《建軍大業》,至2019年執導《決勝時刻》,這十餘年間更是擔綱多部主旋律題材商業電影的監製。他見證了新時期主旋律電影的大發展與大繁榮,毫無疑問是此類題材領域的專家,是以此次監製、執導(聯合執導鄭大聖)慶祝建黨百年之作《1921》,可謂當仁不讓。

對於黃建新而言,過往的履歷既是經驗與資歷,某種意義而言,也是此次重新創作、呈現中國共產黨建黨偉業的“包袱”。他必須有所突破,才能不負衆望。正如他在早先接受媒體採訪時所言,“回過頭再去看《建國大業》和《建黨偉業》兩部電影,覺得很像編年史,跟傳統意義上觀衆理解的那種故事片不太一樣,是比較少見的類型。編年史電影有優點,可以當作一個歷史的參照系,讓觀衆產生進一步去探求的興趣,缺點就是人物塑造會相對較弱。電影最好還是不要按照歷史事件的編年進程,而是要以人爲中心來敘事和表情達意。有了這樣的想法,就覺得新的電影可以轉換一下思路。”

這個思路觀照進《1921》成片,便是電影不再採用編年敘事,而是着力刻畫1921年,幾個月間中國共產黨籌備、成立的“歷史橫截面”,進而以故事片,同時參鑑諜戰類型片的手法,呈現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不僅是中國國內風雲際會的大事件,更是國際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風起雲涌的重要一環。

特別的,和過往同類型影片中歷史人物走馬燈般的過場式不同,此次電影中的貫穿人物令人印象深刻,更在青年觀衆羣體裡引發了強烈共鳴。七一前夕,黃建新在北京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的專訪。在《1921》主創名單中,編劇之一的“黃欣”,是黃建新的筆名。此次採訪,他也願意從如何講好這個故事的角度,多聊聊自己的感悟。

導演黃建新

【對話】

做成故事片,不再是縱向的編年史

澎湃新聞:從2011年的《建黨偉業》到2021年的《1921》,同一個題材,都是由你來拍,能否介紹下此間的迭代與變化?

黃建新:當年《建黨偉業》還是走“宏大敘事”的拍法,主要是講那一段歷史時期發生的大事,進而解釋清楚爲什麼在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了。觀衆會看到從1911武昌起義到袁世凱稱帝、護國運動、張勳復辟、護法運動,五四運動,一直講到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全片近兩個多小時,真正講述“誕生”只有19分鐘,當時的着力點在於通過講述各方勢力,實驗也好,實踐也罷,救國都失敗了,所以,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

而這條邏輯線在《建黨偉業》裡已經講完了,到了《1921》,我們要講的是,即使是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爲什麼是這批人在1921年建黨?進而僅僅用了28年的時間就推翻了一箇舊社會,建立了新中國。思路變了,相應的拍攝手法也要變化。

澎湃新聞:我注意到在《1921》的開頭和結尾,用到了《建黨偉業》《決勝時刻》以及紀錄片《解放了的中國》等多部早年間的電影或紀錄片畫面,而且這些畫面大都處理爲黑白影像的形式,呈現了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大歷史”。

黃建新:這些“老電影”的畫面大部分都是我過往自己拍的(笑)。我大量選的是故事片鏡頭,第一個鏡頭是鴉片戰爭,謝晉導演拍的(《鴉片戰爭》,1997年)。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實在找不到故事片鏡頭,才用了三個紀錄片的鏡頭。當然,也有些鏡頭是我們這次拍的,比如故宮裡那些遺老遺少在惶惶跑動的鏡頭,從彩色變成了黑白。

考慮到題材需要,我們還是要在片中呈現出中國共產黨“從哪裡來,到哪裡去”的時間線索,但開頭結尾這兩段,都是用蒙太奇,或者說是心理敘事多維度的方法來展現。片頭用囚室小窗裡陳獨秀的一雙眼做回顧,五四運動後他“出教室、進囚室”,被放出來去上海,用六個時空片段,按照心理時空的排序來組建開頭。片尾則是呈現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的奮鬥與犧牲。這兩部分前面部分是帶字幕的,合計大概七八分鐘的樣子,拿掉字幕,可能也就五六分鐘做了梳理,這是避不掉的。

李晨飾演李大釗

澎湃新聞:回到《1921》這部電影,談談前期構想的故事輪廓。

黃建新:《1921》是在講述中國近現代史上最偉大的轉折時刻,電影本身是在通過影像形態“複述”歷史。這段歷史教科書裡都講過,我們則是要通過電影自身的魅力,呈現一個個鮮活的人物。這些角色是包含了歷史真實和創作空間的集合。我還是希望電影能進入“敘事人物”的狀態,而不是單純的“客觀介紹歷史”的狀態,用生動的電影語言向觀衆展現1921年的波瀾壯闊,這些影像會同今天的觀衆達成一種心靈上的共鳴和繼承。

實際上最集中的就是1921年,在此之前電影簡要介紹了陳獨秀來到上海,毛澤東正好也在上海送湖南的朋友去法國留學,他則留了下來,在上海一邊研究學習一邊打工籌錢,之後他又回到家鄉湖南做調查研究。到這我們接着要思考的是,怎麼往下拍?而且要盡力拍成一個故事片的質感,故事電影是需要故事線的,或者說有情節遞進,要完成情節遞進就必須要有貫穿人物,有貫穿人物的動作線和反動作線,如此纔會有情節的起承轉合,有所謂的戲劇張力,進而才能講好這個故事。但我當時還不知道現有素材夠不夠支撐一個故事片的開掘,於是又做了大量前期準備。實際上,《1921》從籌劃到今年,已經是第五個年頭了,前三年我們想的都是能不能做成一個故事片,不要再做成縱向的編年史,或者單純就是1921年所發生事件的堆砌。

《1921》劇照

澎湃新聞:如何去邏輯串連1921年的國際、國內時局?這次《1921》相較於過往同題材電影呈現出了相當的開闊度。

黃建新:後來發現對於1921年,其實可以展開兩個維度來建立這個故事。因爲1921年對於全世界而言,都是不平凡的。

首先,那一年共產國際開了第三次代表大會,列寧在大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認爲俄國十月革命通過武裝起義完成了政權更迭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呼聲空前高漲。這個口號中有個關鍵詞就是“全世界”,這提醒了我們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不僅僅是國內孤立的事件,而是要放在國際大背景下通盤考量。從中國來講,量變的積累也到了質變的一天,通過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前期的鼓呼和介紹,以及國內工人階級力量的發展壯大,也到了共產黨應運而生的時刻。

共產國際的任務,實際上就是推翻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統治,在全世界範圍內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相應的,列寧派出了很多代表到全世界各地去指導革命,荷蘭共產黨人馬林就是列寧委派到遠東地區的代表,他負責幫助那裡的共產主義者建立自己的政黨。

上世紀初,遠東的中心就是上海,上海是遠東最發達的所在。所以馬林到了上海後,日本、朝鮮、越南等國的共產黨人也就向上海彙集,做彙報。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我們請在日本的合作伙伴代爲查閱1921年前後有無日本共產黨人來滬同共產國際代表會面的記錄,他們居然就在日本警視廳的檔案裡查到了當年的密電,內容爲1921年6月30號,要在上海成立中國共產黨,且這些代表來自長沙、武漢、上海、北京、蘇州(系日方情報錯誤)等地,日本會有代表參加。

日本政府和軍方爲什麼如此關注中國是否會成立共產黨?因爲這關係到他們在華的滿蒙政策,所以也會派密探來滬跟蹤。在《1921》中,日本密探這條線和共產國際代表參會的線索並行,因爲日本共產黨人也要在上海同共產國際的代表做彙報,領取活動經費。

再加上我們發現法租界巡捕房,當時接到了奧地利發來的通報,告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到了上海,要各方提高警惕。如此纔會有法租界華人探長黃金榮的進入,以及派出密探“敲錯了”中共一大會議會址的房門——以前都是說偶然敲錯,導致了一大會址臨時轉移到嘉興紅船上。

巡捕與共產國際代表的追車戲。

其實梳理下來,偶然中一定有必然的因素,租界的巡捕一直繃着根神經,監視着異動,防止社團鬧事,突然發現有多人聚集,而且還有兩個外國人進進出出,必然會引起懷疑。如此以來,幾條線索交織在一起,整個電影的故事線就支撐了起來。

完整的故事線就需要有貫穿人物

澎湃新聞:過往說老上海是國際諜戰的孤島,更多是指淞滬會戰爆發後到珍珠港事件爆發前這段時期。這次《1921》其實就給出了諜戰片,而且是國際視野下諜戰各方涌動的感覺

黃建新:沒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歐洲乃至全球震盪。共產國際的一舉一動都被西方列強所監視甚至破壞,從馬林在奧地利被驅逐,再到上海一直就被各方勢力所監控,這本身就有諜戰戲的感覺了。再加上尼克爾斯基,他是從蘇聯先行來到上海的,同馬林一起參加了中國一大。但實際上他曾有過特工背景,所以片中他會駕駛以及具備很多反偵察能力也就不足爲奇。這樣就可以讓不少年輕觀衆,不經過太多前期的歷史知識儲備,單從故事的緊張感就可以進入到電影中去。

澎湃新聞:同《建黨偉業》羣像式的人物呈現不同的是,《1921》中存在幾個貫穿人物,比如李達王會悟夫婦,怎麼選定的呢?

黃建新:剛纔說了,電影要有完整的故事線就需要有貫穿人物。我們要尋找誰1921年一直在上海貫穿始終,如此找到兩個人,一個是李漢俊,因爲一大會址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就是李漢俊兄長的寓所。從故事片的角度,李漢俊也有許多可以開掘的點,比如他在上海同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見面時,曾有過一段非常感人的言說,大意是“我知道這個國家生了瘡,但我依然愛她,因爲這是我的國”,這個橋段我們也拍了,只是成片中沒有用,因爲他的情緒沒法貫穿始終。

黃軒飾演李達

後來我們選擇了李達。首先,李達和李漢俊,是被委託來組織此次中共在上海的成立大會;第二點是一大結束的時候,李達被選進了中央局三位核心領導之一——中央局書記陳獨秀、組織委員張國燾、宣傳委員李達,從這個角度就看出他當時在黨內的影響力和重要性,所以選他作爲貫穿人物是合適的。

再者,1921當年4月,李達和王會悟在上海結婚了,太太王會悟是一位知識分子特質的新女性,而且一大會議期間確實也幫了很多忙,毛澤東曾誇讚她爲“會務總管”。我們需要電影在更迭文化上有新的追求,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實際上給我們的文化注入了新的力量,使我們的文化發生變化並催化出新生

倪妮飾演王會悟

這兩個人物在一起,又是夫妻,很多新時代的特質都在他們身上有體現。在他們身上有着知識分子的倔強,比如李達會同國際代表據理力爭。他們二人負責召集各地的代表來到上海,幫着安頓,組織會議,直到有密探破壞,還是王會悟提出將餘下會議的地點改在嘉興南湖的紅船上。

片中有一段王會悟要去向博文女校的校長借校舍,但她不會撒謊,一說謊話就臉紅,李達就給她出主意說,見到校長開口說話前先跑跑步,用上氣不接下氣來掩飾自己的緊張,這就顯示了兩人的風趣,生活化的一面。

再者,二大的會址,也是在離李達夫婦很近的地方召開的,那時候王會悟已經生了孩子,襁褓中的嬰孩和一個新生的政黨帶有一種預示和寓意,代表了未來的希望。

澎湃新聞:提到未來,其實一大代表們未來的路也不盡相同。在羣像塑造中,電影實際上是做到了“顧後、瞻前”,比如周佛海、陳公博在上海的初見,已經顯露出他們未來人生取向和選擇的端倪。

黃建新:陳公博來了上海以後,沒跟別的代表住在一起,因爲他比較有錢。我認爲這些細節的刻畫,對人物的未來是有一些影響的。這些人按說都不缺錢,他們大都有很好的工作,或者可以預見的前途,但爲了一個信仰都放棄了。

像毛澤東在兩萬五千里長徵之中吃的那種苦,能夠到了最後再堅持一下的精神,不是所有人都能具備的。因此在未來奮鬥的過程中,一定會出現有些人離開的情況,同時也有一些人會堅持到底,甚至流血犧牲。如片中所見,李大釗、何叔衡、鄧恩銘、楊開慧、李漢俊等後來都犧牲了。

所以,一大開會過程中有一些小波折,跟未來的所經所歷相比可能只是波瀾不驚,因爲一旦確立了自己的政治主張,要把一個封建的、落後的、四分五裂的舊社會推翻,建立一個新中國,他們其實就已經把生命交託了出去,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提着腦袋幹革命”。

片尾我們用了一段《解放了的中國》的紀錄片鏡頭:新中國成立當天,天安門城樓上的一大代表,只有毛澤東和董必武這兩個人了。

“心中有信仰,眼裡有光芒

澎湃新聞:爲電影掌鏡的攝影師曹鬱,你同他在片場有何交流?

黃建新:曹鬱是一位非常優秀的攝影師,請他來的時候我們倆談了很多,圍繞要拍一個什麼樣的電影,是一個暗淡的、壓抑的,還是一個有青春氣息、向前涌動的電影?當然我們都選擇了後者。如果說要求,就是這一次的片子主要是寫人物,我希望攝影機能一直幫着我追着戲劇點最準確那一瞬間的人物表情。

比如黃軒飾演的李達在陽臺上劃火柴,講當年焚燒日貨那場戲,當時確定只拍兩條,因爲演員進入到表演狀態後,重複拍多了,他的新鮮感就會喪失,藝術創造會流於程式。曹鬱就親自扛着機器,跟着演員的表演來回調度。

黃軒、倪妮在講當年焚燒日貨時,動情的哭戲。

曹鬱的優點在於,懂得戲劇微妙之處見真章,並能準確地捕捉到這個瞬間。技術的布光之類,大家可以通過協調去完成,但扛着攝影機說抓就能抓到演員最精確的表演狀態,這隻能靠藝術直覺,他的攝影機就像是演員一樣在同所有的角色互動。

還有一場戲,一大代表們在討論、爭論的時候房間停電了,王會悟爲大家端上了西瓜,大家圍着一盞油燈繼續討論,這場戲是一個鏡頭完成的,我跟曹鬱認爲機位不能定死了,那樣演員瞬間激活的狀態就沒有了,他扛着攝影機也就拍了兩條就過了。

《1921》劇照

我一直認爲好的電影是能夠激活潛意識的電影,有時候就是一句話,一個眼神,一個手勢,一個鏡頭,就可以讓人看得熱血澎湃,淚流滿面。這個感覺很難用理論去說清,但藝術家最後追求的就是這個,能夠擊中觀衆內心最柔軟所在的那一下。

澎湃新聞:電影配樂是知名音樂梅林茂,談談你同他的交流和要求。

黃建新:配樂上,首先定下來的是要做一個不同於美國大片配樂的感覺,配樂上我們要找一位藝術家。製片人找到梅林茂之後,他看完劇本反饋來說,這是一部理想主義的電影啊!他認爲,理想主義者認定的方向,纔是人類進步的源動力,沒有理想主義的想象與嚮往,其實人是沒有方向的。

最大的問題是由於疫情原因,我們這次沒法坐下來一起工作,只能通過網絡來進行討論,我一邊跟他討論,一邊還在修改重新去剪輯,所以經常會有反覆,對他來講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但他一直很認真,而且真的寫得好,比方說毛澤東在上海街頭跑步的那一段音樂,我提過兩三次修改建議,最後他發過來一合,在場的工作人員一聽都激動了,音樂的韻律和跑者邁開大步的節奏簡直絲絲入扣,令人振奮。

王仁君飾演毛澤東

澎湃新聞:最後一個問題,我們知道你是位老黨員,也是共和國的同齡人,談談你在籌備電影過程中的所思所感?

黃建新:我本人就是黨員,1974年入黨,到今年47年了。在我們讀書的時候都知道,中國在清政府晚期的時候特別糟糕,簽署了《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等喪權辱國等條約,我的記憶裡大概得簽過一百多個不平等條約吧,後來團隊告訴我,竟然一共簽了1700多個賣國條約,因爲有些條約下面還有小的附屬條約,加起來就是這麼多。那還用說什麼?這個國家真的到了最危急的關頭,這個時候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一批先進分子衝出來要拯救國家和民族的危亡。我們再看看中共一大代表的年齡,平均年齡只有28歲,拿掉何叔衡和董必武這兩位年紀稍長的,平均年齡只有25歲多。這些年輕人都是鮮活的生命,他們有各自的喜好,有自己的好奇心,但更有堅定的信仰!真正是“心中有信仰,眼裡有光芒”。

黃建新在《1921》片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