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雲國：爲什麼關注南宋光寧時代？

▲《南宋皇城圖》之城郭，陳鳴樓先生歷時數年創作。

《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寧宗時代》（以下簡稱《南宋行暮》）並不是一本完全意義上的新作，是筆者20多年前舊著《宋光宗宋寧宗》的增訂新版。當年撰著時，因他們父子的個人史料存世有限，便立意“以帝王傳記的形式來表現光寧時代”“力圖把光寧時代作爲南宋歷史演進的不可或缺的一環”，有心寫一部以光宗、寧宗爲傳主的時代史。

還原歷史：

宋光宗寧宗時代的全景圖

▲宋光宗像（1147—1200年）

光寧父子的統治時代共36年，上承孝宗，下接理宗。孝宗是南宋唯一欲有作爲的君主，但南宋歷史恰是以孝宗禪位爲分界線滑向下坡路的，光寧父子正處在“欲有爲”到“抵於亡”的歷史轉折期上。

父子兩人，父親是精神病患者，發病前迫不及待地準備禪代皇位，發病後戀戀不捨地拒絕交出君權，以一個精神病者君臨天下近三年；兒子則是一個智能庸弱者，作爲普通人可非議處雖不多，作爲君主卻是絕對不合格與不勝任的，被擁立時儘管連呼“做不得”，卻終於被趕鴨子上架。

君主世襲制把這樣兩位君主置於南宋史的轉捩點上，其結局不言而喻。光宗的統治導致孝宗“乾、淳之業衰焉”，寧宗的統治由韓侂冑和史彌遠相繼專政，最後連皇儲國統“亦得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也”。一代權臣韓侂冑爲排除異己而罷朱熹、行黨禁，又欲立“蓋世功名”爲保住專權地位，便平反岳飛，籠絡陸游、辛棄疾，輕率發動“開禧北伐”。南宋歷史走向的逆轉定形於“光寧時代”，如果將宋孝宗淳熙內禪時1189年與宋寧宗駕崩時1224年的政治、軍事、經濟與文化作一對比，就能發現，經過30餘年緩慢頓漸的變化，南宋王朝已不可逆轉地從治世折入了衰世。

當年一家出版社想推出《宋帝列傳》，知名度很高的皇帝，比如宋太祖等都先被選走了，剩下光宗、寧宗這兩個皇帝，於是，我就接下了這本《宋光宗宋寧宗》。在寫作時，我思考了一個問題，儘管這兩個皇帝一個最後發神經病，一個是智能庸弱者，但在傳統帝制時代，每一個皇帝既是歷史的座標，又是他統治時代的象徵或縮影。從這個角度來看，能把這兩個皇帝、這一段歷史原原本本寫出來，也算爲宋史學界提供一份新東西吧。

我的第一本專著是《宋代臺諫制度研究》，完稿於1988年；我主編的第一本工具書是《宋代文化史大辭典》，完稿於1993年。儘管兩部書正式出版都在2000年之後，但也算爲寫《宋光宗宋寧宗》做了學術準備。編《宋代文化史大辭典》的最大好處，就是對宋史全貌瞭解得更透徹，把握得更全面，總體上能更好地把握這兩個皇帝的定位。於是，1997年版《宋光宗宋寧宗》反倒成爲我正式面世的第一本專著。

此次新版《南宋行暮》的增訂主要有這幾個方面：

首先，糾正了初版的訛誤。當年出版社沒讓作者看校樣，初版錯字一塌糊塗，當時我把書寄呈徐規先生，老先生把書裡所有錯字，包括個別史料的失誤全都寫出來，寫了好幾張紙，讓我既慚愧，又感動。這次修訂，我儘可能地訂正了發現的手民之訛與史料之誤。

其次，在表述方面，增加了敘事可讀性。對個別人物的評價也做了點微調，比如說對韓侂冑與史彌遠的評價，這是吸收現在學界的看法做出的調整。

最後，新增了一篇總論性的長序，體現了我現在對南宋史，尤其對光宗、寧宗時代的新認知。

▲宋寧宗像（1168—1224年）

解釋歷史：

南宋光宗寧宗時代的總體現

▲宋寧宗詩作手跡，“心無事”與“作醉醒”，堪稱是當時南宋應對歷史大變局的形象寫照。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宋史學界對南宋史研究成績斐然。杭州的南宋史研究中心出了八卷本《南宋全史》，還有近數十種的南宋專門史（諸如政治史、經濟史、科技史等等），南宋重要人物傳記與重大專題研究也都有專著。

我是上世紀80年代初進入宋史學界的，當時研究狀況是北宋強、南宋弱，這種局面現在基本上得以改觀。但我個人還有些困惑，即相較於北宋，南宋政治史總令人感覺有些憋屈闇弱，不如北宋全盛期那麼剛健、明朗。但在社會經濟方面，包括文化領域，南宋也還在繼續前行，而南宋立國也不算太短。上述兩者之間如何統一起來做出總體性解釋，始終感到有一個難解之結。

歷史學的功能主要有兩個方面，一個是還原歷史，另一個就是解釋歷史。南宋歷史爲什麼會這樣走向？光宗、寧宗爲什麼會造成這樣一種局面？在整體建構性的解釋方面，是否還欠缺什麼東西。應該說，這一兩年，我在這方面的思考還是比較多的，包括髮在《上海書評》上對寺地遵《南宋前期政治史研究》與蔡涵墨《歷史的嚴妝》的長篇書評，實際上都反映了我對南宋史的總體思考，其中也包括《南宋行暮》這篇長序。

當然，我將南宋光宗寧宗時代定爲由治世折入衰世的轉捩點，主要還是立足於政治史層面。儘管對政治與軍事直接波及的社會經濟（例如紙幣危機）與思想學術（例如僞學黨禁與理學官學化）也都有所論述，但限於當初撰述的結構與體例，未曾做深入細緻的展開。而社會、經濟與文化諸領域的運行軌跡，與政治上的折入衰世也未必那麼同步與一律，它們仍有自己獨特的路徑，甚至在政治上折入衰世之後，在相當長時段內仍會慣性地前推或滑行。

唯其如此，法國學者謝和耐才斷言，“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華文明在許多方面都處於它的輝煌頂峰”；在13世紀，“在社會生活、藝術、娛樂、制度和技術諸領域，中國無疑是當時最先進的國家”。然而，他還是強調，“13世紀中國南方之安定繁榮的印象只不過是幻象。在此幻象背後的，卻是國庫之連年悲劇性的空虛，農村之貧困和不滿，以及統治階層內部的黨爭”。

▲謝和耐先生（1921.12.22—2018.3.3），法國著名的漢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

[法] 謝和耐 著 劉東 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年版

值得提醒的是，13世紀開端那年正當宋寧宗繼位的第六年，慶元黨禁尚在進行中。既然在傳統中國時代，政治總是決定一切的，政治史的轉捩也或遲或早必然波及整個社會的其他層面。這種全局性影響在宋寧宗在位期間也業已顯現。

迄今認爲，我在初版自序中那段結論性概括依然成立：

南宋歷史走向的逆轉正是定形於光寧時代。以政治史而論，南宋皇權的一蹶不振和權相的遞相專政始於這一時期。以經濟史而論，嘉定初年爆發的紙幣信用風潮標誌着南宋社會經濟自此跌入了全面失衡的困境。以軍事史而論，開禧北伐的潰敗和嘉定之役的支絀預示了南宋在即將到來的宋蒙戰爭中的敗局。以思想史而論，嘉定時期理學官學化的前兆，折射出統治階級在社會危機面前向新的統治思想求助乞援的迫切性。

南宋正是這樣折入衰世，並最終走向覆滅的！

評價歷史：

北宋史與南宋史的承襲與變異

我對南宋史的總體看法主要有這麼幾點。

首先，很明顯，兩宋史是一個整體，既不能用南宋史去否定北宋史，也不能用北宋史來涵蓋南宋史。但是，南北宋有着明顯的差別，尤其在政治生態方面，從北宋末期到南宋前期，政治體制有一個明顯的轉向。對於兩宋史，研究者一方面必須關注異中之同的承襲性，畢竟都是趙家的天下。另一方面，更應該抉發同中之異的裂變性，這樣對歷史的解釋纔會到位。

在《中國轉向內在》一書裡，劉子健認爲，北宋學術“令人耳目一新，具有挑戰性和原創性”；相對說來，南宋學術“都難免相對狹隘、受制於正統、缺乏原創性的問題”。這一說法有其獨到之見，但也不盡然，南宋浙東學派諸家，就提供了某些北宋未有的學術成果與思想體系。

▲《中國轉向內在——兩宋之際的文化內向》

[美] 劉子健 著 趙冬梅 譯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這是由於浙東學派的學術建構，還有賴於北宋以來士大夫階層的事功實踐充實其思想資源，也與宋孝宗時代的政治生態的相對改善有着內在的關聯。也正是利用了乾道、淳熙年間相對優容的政治環境，朱熹纔有力推動了道學派的擴容，完成了理學的集大成進程；張栻也自成一派，張大了湖湘之學。

▲朱熹像

繼北宋中期以後，這一時段以朱熹爲領袖的程朱理學，以陸九淵爲開山的心學，與呂祖謙、陳亮、葉適爲代表的浙東事功學派幾成鼎足之勢，涌現出自己時代的學術大師羣體。無論思想上，還是人才上，正是宋孝宗時代，宋學進入了又一巔峰期。繼北宋中葉的文學鼎盛期之後，這一時段的陸游、辛棄疾、范成大與楊萬里等各領風騷，宋代文學也形成了第二個高峰期（雖然比歐陽修、三蘇與王安石等領軍的北宋高峰來略顯遜色），而代表人物都成長並活躍在這一時段。史學家李燾也在宋孝宗朝完成了當代史《續資治通鑑長編》的編纂，繼司馬光之後令宋賢史學再放異彩。

所有這些，都出現在宋孝宗時代，顯然絕非偶然現象。南宋曹彥約認爲，南宋乾道、淳熙期間堪與北宋慶曆、元祐時期相媲美：

朝廷無事，四方寧謐；士渾厚而成風，民富饒而知義。負者歌，行者樂，熙熙侃侃，相期於鹹平、慶曆、元祐之治。

本朝人讚美難免摻有水分，但明代史家柯維騏也有好評，說宋孝宗“有君子之度，其系人心成乾（道）淳（熙）之治”。縱觀宋孝宗時代，顯然迥異於南宋理宗以降內有權臣接踵擅政、外有蒙元鐵騎壓境的高危期，確是政局相對穩定、政治相對清明、社會經濟相對繁榮的最好時段，堪稱南宋史上的鼎盛期。如此一對照，南宋光宗寧宗時代的全面逆轉就更顯得觸目驚心。

自我評價：

敘事方面的努力與社會層面的欠缺

試對這本書做一番自我評價。先說肯定的方面。

一個是敘事。我是跟隨程應鏐先生學宋史的，先生是傳記名家，他的《范仲淹新傳》與《司馬光新傳》對我的寫作有很大影響。《南宋行暮》作爲一部帝王傳記，我勉力學習先生的表達方法，在敘事方面下了功夫。先生在《范仲淹新傳》自序裡認爲，只要敘事做得好，整個作品就能夠凸顯出來。我也是努力這樣做的。

▲程應鏐先生（1916—1994），江西新建縣人，著名歷史學家和歷史教育家。攝於1946年，時年先生30歲生日，在昆明寓所。

▲《范仲淹新傳》

程應鏐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版

一個是評論，因受光宗、寧宗父子傳世材料的侷限，很難凸顯其全貌，我便在敘事中適當插入了旁白性的評論。

再者，我力圖對南宋中期歷史做了比較完整的廓清，宋光宗、宋寧宗時代除了慶元黨禁和開禧北伐這兩個事件一般人略有關注，其他史事幾乎是模模糊糊的，我在這方面做了努力。也許可以說，迄今爲止，《南宋行暮》還不失爲對光寧時代論述相對全面的一本專著。

書出以後，我也有所反思，還有不足之處。

儘管初衷試圖從時代史角度去寫帝王傳記，但主要還是關注政治史層面。比如經濟方面，我雖也寫到了嘉定會子危機，但整個經濟層面沒有全面展開。

▲會子印版

再就是社會階層的活動，在敘述過宮風波時，我也寫了底層民衆與軍隊在王朝政權危機下的躁動不安，但對這一時段的社會階層，也還沒能做出細緻的勾畫。

當然，客觀上也有困難，這段歷史僅有36年，要確定哪些社會階層的活動是發生在這一時段，哪些經濟活動是這一時段所特有的，具體界定也確有難度的。好在宋史學界在某些方面，對宋光宗寧宗時代的研究更深入了。

日前讀到黃寬重先生的《孫應時的學宦生涯》，傳主孫應時屬下層官員，最高做到縣令，他在慶元黨禁的嚴酷政局下，在官場上表現出來的觀望、猶豫、掙扎、痛苦等情況，《孫應時的學宦生涯》就寫得真實生動。對我的欠缺，不啻從個案角度提供了一種補充與深化。

虞雲國 著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宋史名家虞雲國先生經典作品全新修訂

對光宗、寧宗兩代“將熊熊一窩”的深度詮釋

內容讀者友好、多位名人推薦

最後，對書名略做交代。如前所述，本書旨在展現南宋王朝不由自主地走向衰落的歷史進程。然而，中國史上長時段王朝幾乎都有類似時段或事件，標誌其折入衰世的。爲了凸顯朝代的定位，含蓄呈現不由自主走向衰弱的曲折內涵，斟酌再三，書名定爲《南宋行暮》。

陸機《嘆逝賦》雲“世閱人而爲世，人冉冉而行暮”，感嘆人生行將進入暮年，或是“行暮”較早的出典，“行”即是“行將、將近”之意。及至唐宋，“行暮”既有用以形容一天行將日暮的，例如駱賓王《餞宋三之豐城序》說“白日將頹，青山行暮”；也有用以譬喻一季將近尾聲的，王安石《春行》說“冉冉春行暮，菲菲物競華”，秦觀《宿參寥房》說“鄉國秋行暮，房櫳日已暝”，就分別指春季與秋季即將結束；還有用以比況一年行將歲暮的，例如蘇軾《與頓起孫勉泛舟》說“蕭條歲行暮，迨此霜雪未”。

准此而論，“行暮”也可用於王朝即將進入季世。當然，“行”也不妨別解“行走”。回顧南宋光宗寧宗時代，不正是走着走着就踅入暮色的嗎？

（本文作者虞雲國，爲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