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風景這邊獨好
2020年11月27日，中國石油集團長城鑽探工程公司古巴項目GW91鑽井平臺中方員工（左）同古巴員工互相致意。 華金・埃爾南德斯攝（新華社發）
“中國始終堅持和平發展、堅持互利共贏。我們願同合作伙伴一道，把‘一帶一路’打造成團結應對挑戰的合作之路、維護人民健康安全的健康之路、促進經濟社會恢復的復甦之路、釋放發展潛力的增長之路。通過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攜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向“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級別視頻會議發表的書面致辭中指出。
從“大寫意”到“工筆畫”，“一帶一路”倡議的畫卷中浸潤了中國共產黨的全球治理智慧。推進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將“一帶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榮之路、開放之路、創新之路、文明之路，弘揚開放、綠色、廉潔理念，努力實現高標準、惠民生、可持續目標……“一帶一路”建設持續深入，“一帶一路”倡議內涵不斷豐富。
項目在沿線開花結果
展開“一帶一路”倡議的恢弘畫卷，畫卷的起筆落在2013年的秋天。
2013年9月和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中亞和東南亞時，分別提出了與相關國家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習近平指出：爲了使歐亞各國經濟聯繫更加緊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發展空間更加廣闊，我們可以用創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以點帶面，從線到片，逐步形成區域大合作。
2018年8月，“一帶一路”倡議5週年之際，中國同“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貨物貿易額累計已超過5萬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超過600億美元，爲當地創造20多萬個就業崗位。
截至2021年1月，中國已同171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205份共建合作協議，共同開展了2000多個項目。8年來，中國與“一帶一路”合作伙伴貿易額累計超過9.2萬億美元，中國企業在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累計超過1300億美元。世界銀行報告認爲，“一帶一路”倡議全面實施將使全球貿易額和全球收入分別增長6.2%和2.9%，並有力促進全球經濟的增速。
馬爾代夫第一座跨海大橋連通島嶼，黑山共和國第一條高速公路穿越羣山，哈薩克斯坦擁有出海口的夢想正變爲現實……如今，“一帶一路”建設項目在沿線國家遍地開花。
據澳大利亞洛伊解讀者網站報道，有重要研究證據表明，中國公司在全球新興經濟體實現了本地化。中國海外經濟活動的本地化程度已經大幅提高。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國企業正在提供就業崗位、出口、預算收入和技術專業知識。這些項目正在滿足新興經濟體的需求。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至今，獲得了沿線國家和衆多國際組織的認可。”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一帶一路”研究室執行主任謝來輝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分析，這背後有諸多深層原因：一是爲世界經濟發展帶來全新動力。“一帶一路”建設並非着眼於短期獲利，而是着眼於長期投資，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實現中國與沿線國家的互聯互通，通過提供長期貸款爲當地經濟建設提供新的資金來源，從供給側推動沿線國家長期可持續經濟發展。二是爲發展中國家提供全新發展範式。“一帶一路”倡議着眼於打破沿線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瓶頸，達成中國與沿線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對接。三是帶來新型合作模式。“一帶一路”倡議是共商共建共享的聯動發展倡議，追求的是更加平等的新型國際關係，與西方國家借對外援助、提供貸款等方式對其他國家“發號施令”、強加於人的政治行爲截然不同。作爲全球發展的建設者，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爲沿線國家的發展做出切實貢獻。
“‘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是‘無邊界’的，其中涉及教育、衛生、農業、工業、貿易、旅遊和體育等多個領域。“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將從多領域合作中獲益。”科威特《消息報》發表約旦著名企業家塔拉勒・艾布・賈扎萊的評論文章稱，他所在的約旦塔格集團已主動加入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建的總部位於遼寧瀋陽的高校聯盟，塔拉勒希望其他教育機構加入聯盟，一同展開科研、創新、發明、文化交流、聯合管理、發展人才和組織機制等各領域的合作交流。
6月7日，滿載100個標箱的X8020/19次班列從“義新歐”金義新區平臺鳴笛啓程，從阿拉山口出境，途經波蘭、捷克等國家，歷時約18天后抵達1.1萬公里之外的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這是長三角開往匈牙利的第一趟中歐班列。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中歐班列搭建起一條跨越歐亞大陸的“生命線”。疫情發生以來，中歐班列累計向歐洲發運1199萬件、9.4萬噸防疫物資，並有力保障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截至2021年5月底，中歐班列已累計開行近4萬列，運送貨物約355萬標準箱，通達歐洲22個國家的160多個城市。中歐班列作爲跨大洲、跨國別、長距離、大運量的新型運輸方式，已經成爲沿線國家廣泛認同的國際公共產品。
中歐班列是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抗疫合作的一個縮影。據外交部消息，截至6月中旬，中國與各方舉行了100多場疫情防控經驗交流會，已向世界各國提供了2900多億隻口罩、35億多件防護服、45億多份檢測試劑，幫助很多國家建設病毒檢測實驗室。中國與多國廣泛開展疫苗合作，已通過捐贈、出口等方式，向90多個國家提供了超過4億劑疫苗和原液，其中大多數是“一帶一路”合作伙伴。
與此同時，疫情沒有打亂“一帶一路”建設的節奏，中國援助沿線國家建設的步伐仍在穩健邁進。在巴基斯坦，默蒂亞里―拉合爾輸電線路全線貫通，中巴經濟走廊能源合作爲巴基斯坦貢獻了1/3電力供應；在塞爾維亞，中國企業參與設計了兩座“火眼”病毒檢測實驗室並捐贈設備；在馬裡，人福非洲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員工加班加點，爲西非多國生產大量抗疫所需的基礎藥品……疫情期間，“一帶一路”建設項目的如期竣工，爲沿線國家的經濟穩定與復甦注入新鮮力量。
據中國商務部最新數據顯示，2021年1―5月，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74.3億美元，同比增長13.8%，佔同期總額的17.2%，較上年上升1.7個百分點。2020年全年，中國與沿線國家貨物貿易額1.35萬億美元，佔我國總體外貿的比重達到29.1%；中國對沿線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177.9億美元，增長18.3%，佔全國對外投資的比重上升到16.2%。同時，沿線國家企業也看好中國發展機遇，在華新設企業4294家，直接投資82.7億美元。
中國新興經濟體研究會秘書長徐秀軍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8年間，中國與沿線國家合作基礎十分牢固。中國與沿線國家經濟互補性強，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上的相互依存程度不斷提升，具備非常好的合作基礎。疫情發生後，“一帶一路”合作模式再次突顯出相關國家間良性互動帶來的高效能。此外，疫情客觀上加快了全球經濟數字化轉型，也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提供新的增長點。疫情發生後，中國和沿線國家藉助網絡平臺、線上支付等數字經濟手段，爲相關國家間的經貿合作提供重要平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數字技術、軟件產品、數據服務等數字經濟產品的需求增加，相關領域也獲得較快發展，而中國在數字經濟產品供應和數字技術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具有技術優勢，可以預見，中國與沿線國家在數字經濟方面的合作迎來新機遇。
新形勢呼喚深化合作
西班牙《起義報》刊文稱，“一帶一路”倡議是開放且不斷髮展的實踐綜合，這種與其他國家互相接近和共同建設的一體化進程，不能用國際關係中傳統的現實主義或地緣政治觀點來理解。
“當前，世紀疫情與百年變局相疊加。新的國際形勢下，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更多應行之舉和可爲之處。”謝來輝分析，中國應進一步落實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通過中國的開放和發展帶動沿線國家乃至世界共同繁榮發展。中國企業應當保證項目建設的質量標準，堅持“高標準、可持續、惠民生”的要求，同時加強“廉潔之路”的建設，獲得沿線國家民衆的認可，促進民心相通。
徐秀軍認爲，短期來看，中國應繼續幫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疫情防控和經濟復甦，通過疫苗援助、出口等方式團結合作，抗擊疫情，共同抵禦美西方政客炮製的政治病毒。中期來看，隨着“一帶一路”合作不斷推進，中國須加強風險識別和預警機制建設，防範因國際形勢變化帶來的阻礙因素影響“一帶一路”合作進程。長期來看，“一帶一路”建設須打造穩定可靠的供應鏈、產業鏈和價值鏈，增強“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抗風險能力，將中國與沿線國家融入共同的經貿鏈條，推動合作行穩致遠。
據國際金融論壇今年5月發佈的第四次“一帶一路”國家央行年度調查結果顯示，87%的受訪央行認爲，“一帶一路”項目有助於後疫情時代經濟復甦，其中75%表示，這些項目有助於綠色復甦和可持續發展。大部分受訪央行期望“一帶一路”倡議能在未來五年促進本國GDP增長。
上海社科院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胡志勇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目前美西方部分政客對華戰略的轉變和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抹黑，根本目的在於藉此壓制中國發展，同時拖延新興經濟體的發展速度。“一帶一路”沿線大多是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與中國有相似經歷和發展目標，能夠通過深化合作達到互利共贏。在當前國際形勢下，沿線國家都應保持長遠的戰略定力，認識到中國堅持“一帶一路”倡議並非出於地緣政治考慮，沒有政治或軍事方面的任何附加條件，是爲沿線國家和人民帶來切實利益、推動相關國家務實合作的全球性倡議。唯有如此，“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才能自覺抵制美西方國家別有用心的炒作和潑髒水，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持續發力。
“面對新的國際形勢，沿線國家也應發揮自身主動性，共同堅定維護多邊主義和開放的世界經濟秩序，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經濟民族主義；認識到共同參與構建更加公平、包容和普惠的新型全球化進程，纔是共同應對挑戰的根本出路。沿線國家應當與中國加強政策溝通，積極參與健康絲綢之路、綠色絲綢之路和數字絲綢之路的建設，通過共商共建共享，藉助技術創新發展，共同解決疫情和發展等各種全球性的問題與挑戰。最重要的是，沿線國家應增強發展的自主性，積極實施靈活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應對世界經濟不確定性和疫情的雙重挑戰。”謝來輝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