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加拿大做臨終關懷，看到華裔困在孝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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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臨終服務，沒有讓照護者放棄吃苦
在死亡面前，如何保有人的尊嚴？現代醫療是幫人活下去，還是害人死不了？
這些疑問不僅擺在需要直面死亡的病人眼前，更盤旋在照護、陪伴病人的家屬心裡。
陪伴親人走向死亡的過程，總是掙扎痛苦的。在常見的敘事裡，虧欠親人或放棄自我是一道單選題，人正常的生活註定因此被剝奪。
生活在加拿大的林舟，在經歷了幾位親人的離世後，抱着這些疑問，走進了所在社區的臨終關懷中心，成爲一名志願者，重新思考臨終關懷的意義。
在加拿大，更加完善的臨終關懷服務釋放了家屬照護上的壓力，幫助他們更好地平衡愛、責任與自己的生活秩序。
但這裡的華裔家庭們，卻依然沒能從沉重的道德枷鎖中解脫出來。
在加拿大做臨終關懷
我從小就想從事醫護相關的工作，小時候讀《十萬個爲什麼》，醫學相關的那幾章我翻得最多，可惜學業工作都和這個行業八竿子打不着。
大學時我出了國，現在留在加拿大工作，是兩個孩子的媽媽。有一次親子社區活動，我聽另一位媽媽說她在臨終關懷機構工作，機構裡住的都是生命已經走到末期的人，所有醫療手段以緩解痛苦爲目的，而非延長生命，爲的是讓他們能更舒適地度過臨終，不留遺憾地走完人生。
聽說機構需要很多志願者提供支持和陪伴，我心裡有點蠢蠢欲動，兒時的興趣又重新被點燃。
更重要的是，當時我和丈夫身邊的幾位親屬先後患癌離世。生命的臨終階段究竟是怎樣的、家人要如何度過這段時間，探索這些對我而言有了更深刻的意義。
去年二月初，我聯繫到臨終關懷中心，經歷了一連串的面試和材料填寫，又完成了三個月的培訓。從八月份起，我正式開始了志願者工作，一直持續到今天。
去當志願者之前，我抱着一種嚮往的心態，以爲加拿大的臨終關懷已經十分先進。
深入瞭解後發現，其實當地人對此還是有很多不理解。尤其我所在的社區意大利人比較多，他們的家庭觀念和中國人一樣很重，在家或者醫院照護仍然是第一選擇，實在沒辦法的情況下才會選擇臨終關懷。
但整體而言，加拿大的臨終關懷理念還是更加普及，運作系統也相對完善。
在加拿大的醫療體系裡，除了負責給出診斷的醫生，還會有各種各樣的社工積極介入，爲病人普及臨終關懷的理念，提供社會層面的支持。
臨終關懷在這裡是公共事業，絕大部分收入來源於政府撥款和慈善捐贈。據我所知，是不會對病人或住戶收取費用的。
當一位社區居民被診斷爲患有終末期疾病（Terminal illness），即現有醫療條件無法解除疾病、預期壽命較短時，有幾種選擇方案，臨終關懷就是選項之一。又根據病人的具體情況，可以申請不同的服務：
無法醫治但又需要醫療器械輔助，很難回家的患者，可以就地入住醫院的臨終關懷部。情況稍好、不需要大量護理，則可以申請社區內上門的臨終關懷服務。
最後一種，就是我所在的住家型臨終關懷中心。這類中心有24小時的值班護士和護工照料，還有兼職的心理諮詢師和音樂治療師。
中心的居住環境很好，都是面積較大的單人間。房間裡有獨衛，一張牀有小雙人牀那麼大，也只佔了這個房間的不到四分之一。但牀位較少，只有12個牀位，一般會提供給生命期限不超過3個月的患者。
住戶入住後，護士會向家屬講解臨終關懷的理念，和人在臨終時可能會有的反應。比如肢體末端的皮膚開始偏藍紫色、喉嚨發出“嗬嗬”的聲音。
哪些徵兆是正常的臨終表現，哪些則需要護士干預，對於家屬而言，這些講解能緩解他們對於眼下未知狀況的恐懼感。
因爲有自己的全職工作，我每兩週的週末去一次中心。志願者的工作內容不固定，核心就是爲有需求的住戶和家屬提供幫助。
我最常做的是巡房，瞭解每個住戶的狀態。人患病到臨終時會比較難受，腳會抽搐、發抖，有人會很煩躁，想要扯東西或者不停翻身。我看到了就會叫護士，酌情給一些鎮定或者止痛的藥物。
住戶會籤禁止心臟復甦協議（DNR：do-not-resuscitate order），也叫“尊嚴死亡”。因此除了安全，中心不會對住戶有任何要求。
有一位心臟衰竭的意大利奶奶，白髮梳得整齊，指甲染了鮮豔的亮紅色。她只願意吃冰激凌，吃藥的時候很抗拒，我就坐在旁邊一口藥、一口冰激凌地慢慢哄她吃完。
“哦，Bella（意大利語：小姑娘），我真的特別喜歡你。”她有時候停下來拉着我的手，一張張把病房裡的照片指給我看，說下回來要給我塗指甲，想要和我一起跳舞。
還有的住戶已經不能進食，但又很想吃某種東西，我們就會拿食物在嘴脣上沾一沾，分享香氣和味道。
在臨終關懷中心，人本身的優先級始終大於疾病。
擰巴的華裔家庭
在移民國家加拿大，臨終關懷中心裡能見到各種族裔。或許是因爲共同的文化背景，華裔住戶們給我留下的印象格外深刻。
臨終關懷中心全天都會有兩位護士、一位護工和一位醫生，白天還有志願者。志願者裡一部分是來積累經驗的醫護行業學生，還有一部分因爲家人受到過此類幫助，自願回饋社區。他們都專業且負責，足以把住戶照顧得很好。
西方家庭也普遍更願意把照護工作交給他們。有經濟能力的還會額外花錢僱傭護工到中心來，專門看護處於終末期的家人。
很多西方家庭選擇臨終關懷，是想讓自己擺脫照護壓力，回到兒女、夫妻、兄弟姐妹的身份，在力所能及的時候爲臨終的家人提供情感陪伴。他們與中心的工作人員是互補合作的關係。
然而在這裡快一年，我從來沒有見到能擺脫照護束縛的華裔家庭。他們不會額外請護工，也不放手讓中心自己的護工來照顧，心理上總有什麼過不去的坎。家屬們會輪班陪牀，搶着承擔大部分照護工作，更像護工的“競爭者”。
中心裡有一位越南家庭的父親，是廣東那邊過去的。聊天的時候，女兒跟我說：你看，那些西方人都把爸媽丟在這裡不管，我們中國人永遠都是會照顧爸爸媽媽的。
他們家四個兄弟姐妹，都已經成家立業。媽媽身患老年病，在養老院七年，現在父親也倒下了。這段時間，四個人在工作、孩子、媽媽、爸爸四邊週轉，都情緒緊繃，即使是在父親牀前，爭吵也常常發生。
華裔家庭對這種“必須親自照顧家人”的傳統感到驕傲，可我看出每個人都在崩潰邊緣。
更擰巴的在於，家屬們放不下照護的重擔，又很難把患者照顧得更好。
最近有一家中國人入住了中心，老爺子患病，他的太太一直陪在身邊照護，兩個人都不太會講英語。女兒有工作在身，平常來得不多。
中心的每個住戶房間裡有一張椅子，拉開就變成一張窄牀，她每天就睡這兒。人到臨終階段常會失去對白天黑夜的感知，她的丈夫經常半夜醒來，發出聲音或者提各種要求。
單獨聊天的時候我追問好幾次，她才坦言自己睡不好，晚上最多閤眼三四個小時，“他晚上一直鬧。”
照顧患者帶來的疲憊是必然的。其他家屬也會在和我聊天的時候吐苦水，但如果發現自己壓力過大，他們會選擇乾脆暫時放下照護的擔子，通過其他方法排解。
可在華裔家庭裡，大多數家屬既不願意開口和志願者這些“外人”傾訴，也不願意放下照護責任哪怕一秒。時間長了，壓抑已久的負面情緒不免會流向被照護者。
上次我去中心，太太看到我來了，終於鬆了口氣，但臉色還是很差。我提議由我陪着先生，她可以先去洗個臉吃點東西，稍微休息一會兒。
她斷然拒絕了，但留在房間裡也是神色懨懨，肉眼可見地不高興。“你看你在這多舒服，躺這麼大張牀，飯都給你喂到嘴邊兒。”看見老爺爺醒了，她半開玩笑地抱怨，“我只能睡那麼窄一個躺椅，翻身都翻不了。”
那時候她丈夫已經處於很末期的階段了，幾乎是皮包骨，吃不下什麼東西。我聽到這些話，心裡一開始覺得很不舒服。
可她緊接着又說，但是你放心，我就在這裡陪着你不會走的，我永遠都在這。
我站在旁邊聽，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好。或許忙碌起來就能逃避親人即將離世的事實，或許在他們的世界裡，吃更多苦就代表更多愛，代表一切還有轉圜的餘地。
但當家屬照顧不好自己時，被照護者的需求也容易被忽視。
有次我進房間和這位老爺爺打完招呼，他還一直顫顫巍巍地伸着手。不知道他想要什麼，我就牽住他的手，任憑自己的手被帶到下腹部的位置。我沒明白他哪不舒服，就一直問，是這裡不舒服嗎？需要揉嗎？
“哎呀，你不要拉着人家年輕小姑娘老往自己身上拽！”太太不好意思地跑過來，她把丈夫的手壓回到被子上，安撫地拍了拍，“沒事你就好好睡，別鬧騰。”
我觀察他的表情還是不舒服，就叫護工來換洗擦身，順便看看情況。護工換紙尿褲的時候一看，原來他一直躺在牀上，尾骨被壓着已經生了褥瘡，那一片都黑掉了。
看着他尾骨已經蝕出了一個洞，我難免心裡會有些評判，但更多的是傷感和無奈。
中心一直是住戶需要什麼就提供什麼，如果家屬一直陪牀，有強烈的自己照顧的意願，護工相對就不會頻繁地干預檢查，而是更多去照看沒有家屬照顧的住戶。
他的太太后來也說，幸好我今天過來了，不然還不知道他每天晚上在鬧什麼。“尾巴骨上都有個洞了，那肯定難受，對吧？”聽着也很心疼。
我其實能夠理解他的太太。不分晝夜地應付患者的各種症狀，每天吃不好、睡不好，是沒有心力像兩週纔來一次的我這樣，不厭其煩地探索他的每一個反應的。
易地而處，我未必做得比她好。可如果她能夠接受別人的幫助，讓志願者或者護工搭把手，也許就能發現得更加及時。
照護是一種細水長流的日常。很多人會覺得我多辛苦一點、少睡一點、有情緒忍忍沒什麼，但是長此以往，照護者會和需要照顧的人一起消耗殆盡。
沒有照片的房間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於生命臨終的態度也有很大差別。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個細節是，在華裔住戶的房間裡我沒有見到過照片，甚至想不起來有什麼與住戶個性相關的物品。
西方人的房間裡總是有很多照片，住戶們還會帶自己喜歡的毯子、鍾愛的裝飾畫。有一位老爺爺特別喜歡鹿，那段時間正好聖誕節，外面擺了很多鹿的裝飾燈，他的家裡人就把燈飾一股腦搬進房間，讓他能一直看到。
華人住戶我見過很多，他們的房間裡會擺吃的、藥、衣服、潤膚露等生活用品，其他就沒有了。
可人之所以是他自己，是因爲他有獨特的經歷、想法、偏好和個性，當這些被“疾病”這座大山掩埋時，對於人的價值也是一種剝奪。
在其他族裔的家庭裡，家人之間有很多個性化的情感交流。他們會有很多時間一起翻舊照片、讀親朋好友的留言，和住戶一起挑選鮮花或者聽幾首他們喜歡的歌。
中心有一位講波斯語的老奶奶，她的家人每次來都會幫她梳頭。不是爲了整齊，而是因爲她很享受梳頭的過程，這種行爲讓她覺得舒服。
而在華裔的住戶家庭裡，互動總是離不開最基本的生理需求。
有一家中國人，住戶老爺子說話已經很困難了，大兒子和小兒子兩個人輪流忙着喂水喂湯。餵了兩口，老爺子就打手勢示意夠了。
房間裡沉默一會兒，過幾分鐘，兒子們又問要不要喝。看老爺子不反對，再喂兩口，再被喊停，循環往復。
我試着和兩個兒子聊天，套出老爺子愛聽老歌、愛看抗日劇。一首草原情歌在房間裡一放，老爺子突然睜開眼大聲說了一句方言，這是我第一次聽見他如此清晰地講話。兒子說，這是喜歡聽的意思。
關係親密的家人，往往更瞭解住戶獨特的心理需求。但在華裔家庭，家人總在做護工的工作。
你吃不吃這個？你要不要上廁所？我給你翻個身？這是我在所有華裔家庭的房間裡聽到最多的問題。無論是照護者還是被照護者，“高興”“享受”是件很少被考慮的事。
好像在生命走向尾聲時，人會坍縮成最爲原始的動物態，值得做的只有繼續活下去本身。
我接觸到的華裔家庭們，似乎從住進來的那一刻就已經在上演落幕。但要真說起來，他們卻是最不願意接受死亡的。
其實住進臨終關懷中心，治癒已經沒有希望，也不是臨終關懷的目的。但華裔家庭的照護者們還是會常勸患者，你要多吃點，多吃點纔有力氣，多吃點才能好起來。
每當這些時候，那種彆扭又無措的心情、沉重的不甘心，總會令我想起自己國內的家人們，和他們面臨過的生與死。
離開的人，留下的人
這幾年，我和丈夫的父母已經開始承擔起照護者的角色，面對他們因病痛或衰老，走到了生命臨終階段的親人。
2014年，我婆婆的母親在家摔倒，腦部大面積出血，出血的位置壓迫到了負責睡眠的區域，她感知不到睏意，始終無法入眠，很痛苦。而且無法開刀，只能靠插管輸送營養液來維繫生命體徵。
姥姥一生都是個活力四射、特別要強的人，這樣乾耗着苟延殘喘的處境，對她而言不能更加殘忍了。雖然家裡最後一致決定拔管，但過程中也因爲猶豫維持了相當一段時間的治療。
“是不是停止得太晚了，是不是讓媽媽多承受了無謂的痛苦？”
多年過去了，我和婆婆上次聊起這件事，她說自己有時候半夜醒來，還是會想當初做的決定到底對不對。
但這些只能在心裡想，永遠不會知道答案了。
在這之後，我就有了進一步瞭解臨終關懷的念頭。這項事業不僅關乎逝去的人，對留下來的人同樣會造成無法估量的影響。
2020年，丈夫的奶奶患癌，無法手術，也不適合治療，只能在醫院煎熬。當時國內臨終關懷還不太普及，公公不太能接受這種理念，當地也沒有找到有條件的機構，奶奶的最後一段時光還是留在了醫院。
直到最後，尊重奶奶的意願，她才得以在家中離開。
後來丈夫的姑媽患上癌症，當時雖然也沒有接受專業臨終關懷的條件，但回想起奶奶的經歷，公公也意識到，在臨終階段，人的感受和需求才是最重要的。
有一段時間姑媽吃不下東西，只想吃冰棒。公公在天寒地凍的一月份跑了十幾家小賣部，買下了能買到的所有存貨，讓她每天都能吃上冰棒。到了最後，他坐在姑媽牀邊陪着她，牽着她的手說：你放心，這邊我們都會照顧好的。
她平靜地離開了我們，到今天公公已經可以微笑着提起她。
當時我還沒有成爲中心的志願者，但我覺得公公所做的其實就是臨終關懷。建立一套完整的臨終關懷系統需要更多時間，但最有價值的、能超越時間的是理念本身。
從這個視角來看，在國內很多我們習以爲常的照護方式也值得更多的討論。
我的爺爺晚年也罹患癌症，全家都對病情守口如瓶，住院檢查和照護一直由我媽陪同。處在這樣的環境中，老人自然有所察覺，常常會問我媽自己到底怎麼了，是不是“快要死了 ”。
知道這件事之後，我總覺得應該告訴爺爺，畢竟這是他的人生，他有權決定如何度過這一段時間。但我媽的態度很堅決，就是瞞着他，勸他不要多想、配合治療。
“你不懂的，你爺爺特別膽小。”他知道了會崩潰的，媽媽對此很篤定。
我試探着說過兩次，後來沒有再提。畢竟照顧爺爺是由我媽一力承擔，我沒資格多說什麼。家人直到最後也沒有說出實情，但我始終不太贊同這樣的做法。
我們總是在乎能否治癒、能否延續，但生命的長度不是它唯一的價值。在人生的每分每秒，人的自主權和感受本身都時刻重要。
直到今天，我都記得自己被邀請參加的那次葬禮。主人公是我第一天來中心就見到的住戶，也是我在那兒見過最年輕的病人，只有38歲。
她是家裡的長姐，也是家族裡第一個面對死亡的人。
在葬禮上，她的弟弟最後致辭說，他們很幸運，能在臨終關懷中心陪姐姐度過了最後的日子，留下很多美好的回憶。他們學會了及時表達愛、說抱歉，因爲不是每個人都有明天，有下一秒鐘，“這是她留給我們的禮物。”
在臨終關懷中心，離別和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結尾。我講述他們每個人的故事，也是他們活在我生命中的方式。每次我想到他們，就想到我可以如何看待照護，如何理解臨終、面對生命。
這也是他們留給我的禮物。
作者 羅一 | 內容編輯 鈴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