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論廣場》中共建黨百年的崎嶇與出路（周玉山）

中共建黨百年活動倒數，北京的安檢措施升級。圖爲北京市民17日在主題花壇前自拍。（中新社）

1921年7月下旬，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此時全國只有50餘名黨員，出席一全大會者也不過13人。一百年後的今天，中共已成世界最大的政黨，建黨紀念日落在7月1日並非史實，旁證當年的弱小，無可還原。

中共建黨之初，就在黨綱規定，要以無產階級的隊伍，推翻資產階級。其實，中國當時沒有真正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依馬克思之見，無產階級是指生產工具非歸己有的工人，也就是產業革命下的城市工人，音譯爲普羅階級。馬克思預期的共產政權，將出現在產業革命發源地的英國，因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以致糜爛崩潰而誕生。結果呢？

1917年，列寧在莫斯科建立第一個共產政權，此時的俄國並沒有產業革命。1949年，中共建黨28年後，毛澤東在北京建立共產政權，此時的中國也沒有產業革命，兩國都是農業國。梁啓超先生說：「共產黨的大成功，是共產主義的大失敗。」我的註解爲：列寧和毛澤東的共產政權，都是在違反馬克思主義之下建立的，證明了後者是空想的社會主義。

吾師郭華倫先生指出，中共建黨之時，中國的無產階級只佔總人口的0.37%，大部分是流進城市不久的農民、手工業者和小資產階級的破落戶，充滿了農民意識、行會觀念和流氓思想，沒有建黨的需要感。因此，第三國際便將製造中共的責任加在少數知識分子身上，而由其提供經費和訓練。在中國特殊的時空下，中共爭取多數，打壓少數，各個擊破，終於建立了政權。

毛澤東一如列寧，是職業革命家。他的所謂三大法寶，即黨的建設、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其實襲自孫中山先生的立黨、宣傳、起義。孫先生也是職業革命家，但他的政黨－中國國民黨，主義──三民主義，國家－中華民國，都與中共的初衷有別，更與毛澤東的志向殊異。後者在1949年，推出第二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欲置第一個中國－中華民國於死地，也就不足爲奇了。

中共建黨一百年，從在野到執政，走過多少崎嶇路，傷害多少人民和同志，付出多少代價，才換來今天的局面。百年中繞不過的一件事，就是文化大革命，它由毛澤東發動和領導，製造了數百萬個冤假錯案，株連高達1億人，可謂中國有史以來最黑暗的十年。中共後來決議，毛澤東的功績是第一位，錯誤是第二位。這樣的評價，堪稱中共最大的悲哀。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共後來自稱，建黨之初就「幫助」了孫先生。這是真的嗎？當時的中國國民黨已是全國唯一足以抗衡北洋政府的實力政黨，僅廣東一隅，黨員就超過30萬。孫先生聯俄容共的目的有三：化共產黨爲國民黨，化共產主義爲三民主義，化階級革命爲國民革命。1923年，孫先生與蘇俄代表越飛發表聯合宣言，提到國家的統一與獨立是中國民族主義的理想，也正與共產主義的目標相反。

令我印象更深刻的，是中共現在自稱一直是孫先生「最忠實的繼承者」。1997年起，我多次造訪大陸，目睹快速的發展及明顯的不足。發展的是城市和交通建設等，不足的主要是民權。孫先生說「民權主義發端於選舉。」中共建黨時的領袖陳獨秀先生最後覺悟，響應此說，主張「無參政權不納稅」。中共當然可稱陳先生爲「叛徒」，但要如何面對孫先生呢？

世界各國的經驗證明，衣食足則爭民主。民主的極簡定義就是容忍異端。中共與其和各國鬥嘴，不如退而自省，向民權主義補課，逐步走向民主，而以開明專制爲過渡，如俾斯麥所示：「人民說想說的話，我做想做的事。」大陸的改革開放若不以經濟爲限，兼顧魏京生先生的「第五個現代化」，也就是民主，則能獲得更多的人心，包括兩岸及海外。中共建黨一百年，這樣的期許是否奢求？（作者爲世新大學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