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北門看盡臺灣政權更迭（劉良升）

北門古蹟在高架道路的環境下，周遭景觀破壞殆盡，圖爲1993年的北門。（黃天強攝）

2016年2月11日臺北市忠孝橋引道拆除工程提前達成，維護北門的「金鐘罩鐵布衫」拆除完畢，北市西區的天際線重現北門古蹟的風采。（方濬哲攝）

2016年猴年伊始，臺北市最吸睛的地方大事，當屬時有驚人之舉的臺北市長柯文哲，決意動工拆除忠孝橋在北門一端的高架橋引道，而且在他高效能地指導促成之下，約莫6日內即大功告成，故當臺北市民從新春連假中恢復上班，途經北門一帶時，才驚覺這會兒，在臺北車站西側的臺北「北門城門」以新姿重現江湖，她終可「揚眉吐氣」一番了。

臺北北門正式名稱爲「承恩門」，取其「承接天恩」之意，因爲她面向進出臺北城樞紐的淡水河水道，在百餘年前，她即爲原臺北府城城牆防禦系統中（計有五門），最重要的城門閘口。

臺北北門與臺北古城牆一併於清光緒十年，亦即西元1884年，落成使用，是年恰值中法戰爭硝煙正熾的高峰，清末中興名將劉銘傳督臺抵抗法軍入侵的重要時刻，所以在戰火頻仍的存亡關鍵，她和臺北古城牆的完工與加入防備，不啻是臺北府城之一大盛事，也讓駐臺清軍對北臺灣後方腹地的戍務，吃了一顆定心丸。

怎料不過十年的光景，1994年中日甲午海戰，清廷北洋水師全軍覆沒，遼東半島上的清廷陸軍也落荒而逃，而次年乙未年所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中，清廷允諾割臺賠款予日本，而臺灣士紳在祖國的拋棄下，憤慨異常，自組義軍，力抗日寇，明知不可爲而爲之。

不料北臺灣主事者唐景崧，在日軍攻下基隆港後，隨即身攜鉅款，臨陣脫逃，倉皇內渡，致臺北當局羣龍無首，再者，因備戰而臨時由廣東省招募的粵勇，因素質低落，又未領軍餉多日，而在臺北府城內譁變騷動，臺北城內頓時成爲無政府狀態，未戰先亂。

臺北商賈迫於無奈，派代表出城迎請日軍入城，日軍的進發路線正是由北門而入，北門城門在未真正發揮她被賦予的軍事防禦價值前，已見證了政權的交替。

而在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的半個世紀間，一方面爲了城市建設的擴張，再方面順便消弭中原漢文化在臺灣的遺留，臺灣各處的古城牆被拆除殆盡（除左營和恆春尚有部分保留外），臺北地區也未能免俗，加以臺北西門城門被夷平改爲商業區，故舊臺北府城城牆防禦系統中，只剩下4座形單影隻的城門，孤零零地矗立原處。

抗戰勝利後，中華民國政府光復臺灣，不久國共內戰又起，蔣中正總統在臺復行視事，將中央政府從南京搬遷於臺北。此時，存留於臺北的4座城門，原有城樓起初均爲華南風味之紅瓦的閩式建築，有好事者竟將接近臺北市總統府所在博愛特區的3座城門城樓，即東門，南門，和小南門，都改建成風貌全然不同，仿華北式樣的綠琉璃瓦頂亭閣式建築，還好唯獨北門未在改建之列，尚保持了原狀。

1970年中期，爲疏解淡水河上現有橋樑的交通流量，忠孝橋的興建規劃如火如荼地展開，而忠孝橋東端引道要跨越橫亙地面上的南北縱貫鐵路線，以及銜接臺北火車站幅射出來的幾條主要公路要道，其設計最爲複雜和傷神，鹹認將東引道凌空高掛，以三度空間的立體交叉方式，乃爲符合交通動線和流量疏導的最佳方案。

至此，盤踞在臺北北門城門「腦袋「上近四十寒暑的兩條高架引道之浮現，就像是兩把桎枯般地把北門鐐銬在原址，北門不只動彈不得，尚要蜷曲在水泥叢林間，漫無天日地低頭苟活着。縱然1983年，北門城門被當局評定爲國家一級古蹟，但就像是一張」口惠而實不至「的證書，她的」生存條件「並未受到實質的重視和改善。

那時我每次由臺北縣（現改名爲新北市）經忠孝橋進入臺北市區，都忍不住向左側垂望「低矮」的北門城門，她側俯着頭，活像個被五行山壓頂的孫悟空，不過孫猴子大鬧天宮，罪無可逭，而北門何辜，卻要受制人類文明的壓制。

所幸90年代初，臺北市區縱貫鐵路的地下化工程逐步完工，當初跨越鐵路線的高架橋作用銳減，替臺北北門的新生帶出了一線曙光，如何給予北門一個合適「呼吸的空間」，被文史人士搬上了都市計劃的議事桌，而猴年開春，隨着高架橋的功成身退，北門城門終究有了尚稱圓滿的結局。

我端詳着相片中「重生」的臺北北門城門樣貌，她雖然在臺北車站商圈中，依然是個被大樓環伺，並不起眼的小個子，然而她的古意淳樸，愈發顯示了高貴的獨特氣質，這個逾兩個甲子之齡的耆老，看盡臺北的風華，和近代臺灣地區政權的更迭，但她現在至少給予了最基本的尊嚴，擁有一個能夠深呼吸，伸懶腰的空間了。

（作者劉良升現居現居美國德州休斯頓市）

【劉良升專欄每週二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