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不能還活在武漢之亂記憶中
臺灣社會對大陸抗疫的認識，只能用「雲霧迷濛」形容，這與大陸長期被泛政治化、妖魔化，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兩岸人員往來大幅縮減有關。臺灣對大陸近半年疫情受控後，經濟社會漸漸恢復正常，並沒有體會。即使大陸本土傳播已「動態清零」，僅存少數境外移入個案，但臺灣對大陸疫情還是不放心，陸生和「小明」的返臺路艱辛，皆與此有關。
臺灣對大陸疫情的質疑和擔憂，從年初至今始終未變：一是對疫情起源的狐疑，這裡面有「陰謀論」煽風點火的結果。二是對大陸疫情數據真實性的懷疑，這主要受到爆發早期「李文亮事件」的影響。三是對大陸防控、篩查和醫治能力的不信任，這主要源於武漢返臺包機產生的一系列風波。
這三點既是偏見，也是心結，解不開，兩岸社會很難恢復正常往來。在臺灣本土防疫成績亮眼、「順時中」神話難以打破當下，臺灣社會重新評價大陸防疫成效，既沒有興趣，也沒有動力。無法走出觀念的桎梏，「兩岸重開機」真的遙遙無期了！
長期對大陸的錯誤認知
主要原因在於，臺灣社會對大陸抗疫的認識，無法走出1、2月「武漢之亂」的既定印象。「武漢之亂」的本質，是社會在不明疫情恐慌之下的「醫療資源擠兌」，進而短期內導致「醫療體系崩潰」並部分程度觸發「治理體系崩潰」的極端過程。不過，正如北京高層所言，「武漢之亂」暴露了治理「短板」，一旦把「短板」補齊，大陸舉國體制的優勢就發揮出來，不僅扭轉了疫情初期的被動，還成爲全球防疫成效最好的國家。
大陸抗疫的成功經驗，恰好對應了臺灣長期對大陸的三大認知誤區。第一，臺灣社會總以爲大陸政治體制「專制落後」，尤其是對大陸「黨與羣衆」關係嗤之以鼻。而現實是，大陸通過此次「戰役式」抗疫，包括管控人員流動、施行核酸普篩、展開疫調等任務，恰好鍛煉出基層社區組織的動員能力、服務能力，一改往日基層幹部人浮於事的弊病，民衆反而更信任、更依靠基層幹部，而黨也更有力指揮協調基層社區。
第二，臺灣社會總對大陸的網路科技看低一眼，不少人以「數位威權主義」批判之。但現實是，大陸的「大數據+電子商務」是控制疫情、維持社會運轉的獨門秘笈。一方面，大陸的大數據早有實踐基礎，此次服務於疫調、傳染鏈跟蹤，可謂「立了大功」。另一方面，大陸電商平臺在疫情期間供應不斷、物流不斷，民衆即便被封城和隔離都可以購買新鮮食物、日用品，疫情初期因春節造成的物資短缺、搶購潮，再也沒有重現。
第三，臺灣社會總是沉浸在「健保NO.1」之中，對大陸醫療水平不屑一顧。但現實是，經歷了疫情初期的嘗試和忙亂，在大陸官方主導、高級別專家組坐鎮之下，大陸的新冠醫治很快走上正軌。例如大規模興建方艙醫院，解決了大量輕症患者得不到治療，轉爲重症或傳染家庭成員的問題。再如中西醫結合治療方案，令患者後遺症較少、通過體內調理增強免疫力實現痊癒。
如果僅僅陳述事實，說服力似乎還不夠，那麼香港、澳門兩地的疫情，就提供了一組絕佳的比較案例。疫情爆發之初，澳門官方決定效仿「大陸模式」，包括政府集中資源調配口罩、啓動全民檢測、與大陸同步實行「健康碼」，澳門疫情很快受控並順利和大陸恢復跨境往來。反觀香港仍信奉「小政府」模式，同樣對大陸抗疫體制持懷疑、批判態度，果然最終7月疫情轉向嚴重，直到北京專家指導修建「港版方艙」緩解牀位不足問題後，香港疫情才逐漸下行。
重新評價大陸防疫成效
臺灣是自由民主社會，當然不可能仿效大陸建立一黨統攬全局的防疫機制。但事實上，除了直選制度以外，臺灣政經體制多半在蔣經國時代穩定成型，具有一定社會主義色彩，政府在很多領域的資源調度、分配能力依然很強，臺灣民衆對政府的信任感、依賴感也不弱。尤其是臺灣講究公私協力，NPO、NGO與政府的關係並非是對抗性，而是合作性的。這更加說明，兩岸抗疫體制並沒有根本性矛盾，反而有不少交集，大陸抗疫的寶貴經驗，其實可以給臺灣帶來許多啓發。
兩岸唯有相互肯定彼此優點、客觀評價彼此成效，疫情造成的兩岸心理距離纔可能漸漸拉近，民間感情也才能維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