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教改大錯特錯 通識通通不識
丘成桐是土生土長的國際知名數學家，多年來，只要香港有大學出現校長空缺，都不期然會想起他。但他從不動心，不是對香港沒有感情，而是有感這一代年輕人不尊師重道，大學校長夾在政府和學生之間，無法在學術上貢獻所長。愛之深，責之切，丘教授接受本刊訪問時，直指回歸後中學教育完全失敗，孕育出一代缺乏歷史感、文化觀，沒有理想、楷模的年輕人！
丘成桐學者性格，說話坦率。他直指回歸後中學教育完全失敗，教育政策制訂者難辭其咎。
丘成桐整個成長階段都在香港度過，接受的是港英殖民地教育。17歲培正中學畢業後，入讀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系，3年間便完成4年制的大學課程，隨即赴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深造，在著名華裔數學家陳省身教授指導下，僅用兩年就取得博士學位。
1982年，因攻破困擾數學界四分之一世紀的「卡拉比猜想」（Calabi's conjecture），丘成桐獲頒被視爲數學界諾貝爾獎的「菲爾斯數學獎」（Fields Medal）。
對於香港教育的變遷，丘成桐瞭然於胸，也感觸良多。去年12月，他回港爲有份創辦的恆隆數學獎擔任評審，出席參賽者答辯會。剛升讀中文大學一年級的金獎得主樑辰楷令他留下深刻印象，欣賞樑同學基於興趣鑽研數學，動機單純。但另一方面，他又察覺時下香港普遍年輕人積習深重。
做校長要怕學生又怕政府
丘成桐經常回到香港演講，分享自己的求學之路。圖爲2013年中大校長沈祖堯教授（右）向丘成桐致送中大五十週年紀念品。 （網上圖片）
今年68歲的他對教育仍然孜孜不倦，中美兩邊飛，擔任哈佛大學William Caspar Graustein講座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科學研究所所長。過往每逢香港有大學遴選校長，丘成桐總被認爲是適合人選。可惜他始終興趣缺缺，「不能夠發揮我所長，回來有何用？」他道出做校長的目標是：要能夠在學術上做出成績！「現時大學校長的困境是既怕學生，又怕政府，結果什麼也做不來。」
母校中文大學正展開遴選新校長程序，接替2018年離任的沈祖堯。早前有中大學生代表要列席新校長遴選委員會，遭校董會拒絕。在此之前，不同院校學生衝擊校委會或圍堵校董會的事件時有發生。
丘成桐不怕大學政治化，但最看不過眼年輕人動輒拿美國來相比，「以爲美國很民主，民主到可以胡說八道」。
「我在美國47年，從未聽聞有一間大學可以讓學生加入遴選委員會，事實上連教授也未能加入」。他以哈佛爲例，自己作爲教授，僅獲校董會發電郵邀請表達意見，最終決定權仍在校董會。「一個剛中學畢業的學生，對大學運作一無所知，學問未有基礎，何以會覺得自己有資格選校長呢？」
他坦言高等教育本來就是不民主，「假如民主，爲何是我作爲你的導師？爲何是我決定你能否取得博士學位？雙方地位非對等，因我比你知得多，否則何須跟我學習？」丘成桐憶述自己就讀中大時， 當時覺得遴選制度很合理，「不知爲何這十多年間完全改變了！我覺得很多事情是因爲中學教育失敗，學生缺乏對民主和文化的基本瞭解！」
抗爭不忘尊師、守法
丘成桐經歷香港火紅年代，讀書時亦有參與社會抗爭、保釣運動，那時社會對立不比現時少，有些學生更被懷疑是共產黨，但師生間仍然互相尊重。
對於有人形容現時的學生有如文革時期的紅衛兵，丘教授覺得學生未至對老師作出身體傷害，但言語上的傷害亦相去不遠矣！「在美國，學生雖會直呼我叫Yau，但基本上是尊重的，因爲知道我們教授的學識比他們高。」他慨嘆，中港臺學生法律觀念一直都很薄弱，近年更變本加厲。他舉例說，四十多年前參與保釣運動時，一些同學過馬路「衝紅燈」，他想阻止，對方卻稱「我們在搞革命，何須遵守法律？」
丘成桐認爲，抗爭要在法律下進行。「沒有法律基礎，民主便不存在！會變成我丘成桐口中說的就是民主，你說的便不是，我比你更民主，但這怎算民主！」對於有年輕人宣稱香港是一個民族，應該獨立，丘教授以「可悲」、 「不幸」來形容，認爲這是因爲香港過去十多年取消中國歷史作爲必修科，導致年輕一代對自己的文化根源缺乏認識，未能建立與中國的感情所致。
丘教授直指，迴歸後教育政策制訂者難辭其咎，在中學取消中國歷史作爲必修科，以及加入通識教育都是一個災難！「教改大錯特錯，不教歷史是絕大錯誤，所謂通識教育是假的，真正的歷史內容 學生是必須知道的！」
教育政策制訂者難辭其咎
丘成桐興趣廣泛，學生時代教外籍教師打太極拳。 （受訪者提供）
丘成桐以親身經歷說明讀史的重要性，父親丘鎮英去世前擔任中文大學前身崇基書院哲學系教授，在父親的薰陶下自幼熟讀古文詩詞及歷史，一套《史記》讀得滾瓜爛熟。他憶述，年輕時讀到唐朝盛世便覺興奮，戰敗亡國就黯然傷心，透過學習中史產生了家國之情。另外，學習詩詞歌賦也能牽動對中國文化的情懷。
「不教歷史，學生難以對國家有感情依託。」丘成桐認爲，即使不教中史也應該教香港歷史，所有歷史都不教無異數典忘祖！對於很多人擔心教歷史會被當局利用來洗腦？丘教授以他中學時期讀鴉片戰爭的歷史爲例，當年港英政府避重就輕，將鴉片戰爭稱作「貿易戰爭」，但課本上寫「貿易戰爭」又如何，大家都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共產黨可以自己宣稱文革好，但最低限度大家知道箇中事實，可以用理智分辨是非好壞。」
他惋惜時下年輕人連一些基本的事實亦無從掌握，公然用「支那」這種字眼，他們不知當年中國人所受到的侮辱和慘痛經歷，對這字眼毫無感覺，纔會說出這種無聊話！丘認爲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民都需要有歷史文化作爲支撐。「我兒子在美國長大受教育，瞭解美國曆史，因此感情上就對美國文化有依託。」他批評，部分香港年輕人緬懷港英年代，卻對港英、英國曆史很無知。
至於香港的通識教育，他認爲是另一大災難，令學生變得「通通唔識」！「有一批人，以爲自己識得美國或歐洲的教育，認爲學生的書包太重，便以通識取代其他科目，以爲從報紙上學習，便不用強記背誦，其實有什麼教育不用背誦呢？我兒子在美國讀書，會被叫上臺模仿林肯總統發表著名的蓋茲堡演說，不也要先把演說全文背誦！」
多年前，丘成桐已批評香港教育不重視精英教育，只着重平均主義，把精英學生的水平拉低。他曾憶述，上世紀50至70年代出現過不少傑出的數學家，近20年少了很多，與精英教育減少不無關係，「以前香港多私立中學，很多都很高質素；二三十年前開始轉爲津貼學校後，水平就下降了」。
青年乏理想 難買樓是藉口
對於部分年輕人怨聲載道，丘成桐認爲政治問題、缺乏上流空間、以至買不到樓都只是藉口，主因是缺乏理想。他以自己爲例，14歲時喪父，要背上債務，家境貧窮。爲了幫補家計，中學開始兼職做補習。「八兄弟姊妹居於沙田土泥建的村屋，遇上臺風搖晃不定，隨時會倒塌，日子還是照過；試過爲了方便到培正上學，寄居黃大仙天台學校簡陋課室。」當年不理現實的困厄支持下去，全因心中有當數學家這一更宏大的理想。
那些年追求理想的動力來自對知識的渴求，沒有考慮到生計問題，「數學是很精彩的事，我覺得爲咗做數學，有得食就足夠，其他都不在乎，但現時的年輕人想法不一樣，他們希望賺很多錢！」丘指出，美國的年輕人會花一生時間從事環保工作，希望保護地球，亦有人會遠赴非洲，爲當地人改善衛生條件或維護人權，他們追求的都是崇高的理想，反觀在香港較少看到這種情操。
他認爲，香港年輕人缺乏理想亦與缺乏文化修養有關，禍源亦是教改，因爲要對歷史文化有感情寄託才能建立個人理想，才能從中學習如何成爲一個偉人。「年輕人需要楷模，缺乏文化基礎，猶如原始人，何來楷模？」他舉例說，讀生物學的年輕人或會希望成爲發現DNA雙螺旋結構的分子生物學家James Watson和Francis Crick，或者提出進化論的達爾文，研究物理的或會追求像愛恩斯坦或牛頓般傑出，對政治有興趣的或會以林肯、華盛頓或孫中山作楷模；如果腦海一片空白，對歷史偉人毫無認知，如何能認定楷模，跟隨其足跡走下去！
獲丘成桐盛讚的2016年恆隆數學獎金獎得主樑辰楷就以二十世紀初著名英國數學家哈代(Godfrey Harold Hardy)作爲楷模，哈代鍾情純數學，其著作包括A Mathematician’s Apology(《一個數學家的辯白》)，認爲探究數學是爲了數學的單純，而非其應用價值。哈代的故事近年被拍成電影《數造傳奇》(The Man Who Knew Infinity)。
(原文出自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