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週末》－紅色文化與中國革命傳統

評論解讀紅色文化重新在大陸很多地方以各種方式復甦，一種整齊劃一、社會運動式的文化激情正在點燃，隱隱帶出早已淡出人們腦海的一個詞彙──革命。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於建嶸教授與美國政治學家、哈佛燕京學社社長裴宜理教授（Elizabeth J. Perry）就紅色文化與中國革命傳統進行對談。

於建嶸：紅色文化在某些地區復興，已有兩年了，但最近一個階段開始在更大的範圍內流行。現在連監獄裡面坐牢的人都要唱革命歌曲。我感到擔憂。你是研究中國革命傳統的，特別是你最新的著作（《安源──挖掘中國的革命傳統》），更集中於這一方面。在你看來，革命傳統應該如何定義和理解？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革命傳統爲何具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

中國革命者善用文化

裴宜理：我覺得革命傳統是非常非常複雜的一個概念，它包括各式各樣的彼此有矛盾的想法、因素和行爲。我研究安源煤礦的歷史，那時的革命者，尤其是李立三，很善於利用中國各式各樣的文化資源來動員人民。中國文化資源非常豐富、複雜，但他們既懂得用精英文化，也懂得用民間的文化資源。

我認爲安源革命傳統的最重要遺產，就是「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後來安源革命的傳統被各式各樣的人所用，比如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首先是劉少奇使用各種文化形式和手段，來提高他的地位。他支持一些人寫戲、編戲劇。當時江西的宣傳部派了好幾個人去安源調查，專門編一個關於安源大罷工的戲；也有知名油畫家侯一民給他畫「劉少奇與安源工人」的油畫；還有學者在安源和南昌寫了《紅色安源》這本書。這些文化內容，都是要說劉少奇1920年代在安源的貢獻。根本目的是要提高政治領袖的地位。

爲了區分，我把解放前的這種文化動員，叫做Cultural Positioning（文化置換）──我自己發明的一個詞──意思是用各式各樣的文化資源來進行社會動員。與此同時，我在書中用了另一個概念，叫「Cultural Patronage」（文化操控），意思是自上而下動員，但是是爲了支持國家力量。這兩種動員不同。我覺得劉少奇開始自上而下利用安源文化之後，安源革命傳統的意義就被改變了。到「文革」時更是如此，後來各種人物通過各種方式利用安源歷史，論述毛主席的歷史地位。

因此，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傳統和革命遺產是什麼？它留下來給中國將來的是什麼？很難說，因爲所有人都可以利用這個文化資源。大家應該爭論，應該研究那段歷史，以便用這個歷史的資源來改善當代的情況。人們會慢慢發現這個資源對中國當代的政治改革或文化改革的幫助。

運用革命傳統要小心

於建嶸：有人提出，中國共產黨合法性的一個主要來源是其在經濟管理上的表現，尤其在西方的經濟危機之後，這一特徵更爲明顯；你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裴宜理：我認爲，如果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是由於經濟成就很好，這不太合理，中國的經濟即使不好，人家還會支持它。

於建嶸：是不是有政治文化的原因？

裴宜理：是政治文化。我覺得大部分中國人認爲，中國共產黨或中國革命是了不起的貢獻。在19世紀，中國很落後，國際地位非常低，中國革命做出了貢獻，把尊嚴還給中國人民和這個國家，大家非常驕傲，認爲革命有合法性，認爲革命拯救了中國。

於建嶸：中國共產黨早期的確是強調對民主和自由的追求，到了抗日戰爭後，又把民族主義放到一個很高的位置。重新運用革命傳統時，如何平衡最初的理想主義狀態和後來的民族主義。講中國革命讓中華民族在世界上站起來了，另一方面，別忘了還希望追求民主和自由，包括工人的地位等。假如分開來論證，會帶來問題，帶來困境。

裴宜理：這個問題很有意思，假如1980年代否認毛主席，那也非常危險。我覺得這是很聰明的方法，如果要保護政治穩定的話。但是，如果現在提出革命，我覺得對執政者非常危險。同時，民族主義也很危險。假如國家只說民族主義好，也很危險。因爲大家會說政府認爲好的內容，比如「一定要解放臺灣」，「要得到釣魚島」，而政府不服從這些訴求，大家就會批評說政府很軟弱。

於建嶸：但現在中國的民主進程也遇到一些問題。民主就是對政治權力的制約、制衡。但這種制衡，可能會給中國現行的政治運作方式帶來很大挑戰。所以現在我認爲中國越來越處於兩難。

鼓吹革命文化很危險

而且，如果給革命賦予一種新的理念，比如現在大力鼓吹一種革命文化，這可能是非常危險的做法。政治家可能難以駕馭，最終帶來對政治更大的破壞。實際上中國的現實主義的選擇，我認爲法制，對一種規則、制度的追求，特別重要。但革命總是要找一些藉口去打破這種法制和制度的形成。

對鄧小平的理解你就感覺到了，一方面他要保留這種道統──不能批毛澤東了；另外一方面他想通過建立規則和體制，重新規範這個社會。但是革命道統和法制規則恰恰有些矛盾。一方面是要建立一個規則體系，另一方面，革命則要破壞這個規則，雙方的矛盾很大。

所以，我最近在想這個問題，誰正在重新講述、拼接、再造這個革命傳統，怎麼利用傳統。

裴宜理：假如執政者現在要利用革命文化的力量來支持自己的地位，大部分的中國人能夠接受嗎？

於建嶸：現在我發現恰恰有些人還是能接受。

裴宜理：他們的想法是什麼？

於建嶸：對革命傳統的召喚，也透露出民衆對當下生活的不滿。我對安源工人做的訪談，他們大量說不滿，不公平。在他們，特別是一些老人看來，毛澤東時代什麼都是公平的。所以，這種社會心理可能是重回革命、重回理想的一個關鍵。當然，中國已經形成的利益結構，使得重回革命面臨巨大的障礙，因爲革命是打破利益結構的。追求個人平等也好，追求所謂民族主義也好，都要打破規則的。

革命傳統與規則形成

我的擔憂也在這裡，假如執政者不能意識到這種革命會帶來什麼，去運用它，可能會帶來風險。我擔心整個社會重新回到打破規則，民粹主義擡頭的年代。而實際上，中國目前恰恰要形成規範和規則。「強者」不守規矩，正是社會的問題之一。一方面，社會缺少公平正義的環境，不能讓守規則者得利，反而是不守規則者得利，民衆對社會的失望，有可能帶來對整個社會的反抗。另一方面，也會加劇官民衝突，這在上訪、拆遷和徵地中表現尤爲突出。讓人擔憂之處也在此。

政府有責任提供規則並保證其成爲社會普遍的行爲規範。就當前的中國而言，公平公正規則的主要內容就是限制公權對私權的侵犯，限制強勢集團對社會弱勢民衆的掠奪。

所以，在我看來，你這本書說出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就是對革命傳統的重新認識。對執政者來說，利用這個文化時，則應對將來歷史的責任有更多思考──利用得過了，可能會帶來問題；利用得不對，利用的方向出了錯誤，也可能帶來大的問題。（摘自《南方週末》2011-0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