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茫的臺灣人──來自大學生的萬言書

歐柏升

這一、兩年來,三天兩頭就會聽到有人哀嘆,嘆現在臺灣的處境,對臺灣的前途感到失望。大家都說,臺灣是「鬼島」,已居於亞洲四小龍之末。儘管政府拿出再亮麗的國際評比,大家只是苦笑,笑說政府自我感覺良好,笑說這樣的臺灣已無可救藥。十年兩茫茫,在此,我不想咒罵,因爲再多的咒罵都無濟於事。儘管我已憤怒,我只想好好思考,民主起步之後,臺灣人爲何逐漸迷茫?身於危急存亡之秋,我們該如何找出救亡圖存之道?

一、 政治:一個令人搖頭的名詞

政治本爲國家人民聯繫的繩索,然而今日的臺灣,政治已成了鬥爭、腐敗、墮落、惡質的代名詞。有些老一輩的人說,年輕人不該碰政治,否則會毀了前途;正處於社會棟樑的人說,他已不想討論政治,不想理會。許多場合都要求人們不能談論政治以避免紛爭,我也遇過有老師因爲政治立場鮮明而被迫離職。

一國沒有政治,是謂名存實亡,我們的人民已不願關心政治,這還會是公平公正的民主政治嗎?於是,臺灣的政治,布希所謂「民主的燈塔」,竟淪爲少數人操縱的工具,而人們越不關心,政治越容易淪爲工具。

成熟的民主政治是全民的政治,因此人民是願意參與政治的──因此臺灣的政治絕非成熟的民主政治。我們萬能的高中公民課本說:「臺灣再次發生政黨輪替,今後透過定期的選舉,政黨輪替將成爲常態,我國民主體制已經確立,民主轉型獲得成功。」如果民主體制已確立,那人民絕不會普遍對政治感到失望;如果民主轉型以成功,那政府的政策大都應有妥善的民意政治機制。然而,臺灣人民正處於一種對政治極度不滿,認爲「藍綠兩黨是兩顆爛蘋果」的失望當中

我想,讓我們失落的,是曾有的光榮;讓我們絕望的,是曾有的奇蹟。就因爲1990年至2000年的民主發展過於快速,於是中華民國不再只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更創造了全世界罕見的無流血民主轉型。人們以爲臺灣的民主已經成就,於是漸漸少了對於政府的關注;人們以爲臺灣的政治已經走上軌道,於是漸漸少了對政界的督促。然後,光輝漸漸散盡,許多政界人物早已開始墮落、開始惡鬥。等到我們發現這些事實,早就木已成舟。政治界的惡鬥已變得荒唐可笑,他們是瘋子,人們怎麼會願意去討論瘋子呢?

臺灣人的眼中,政治只屬於瘋子。路人遇到瘋子而嗤之以鼻,這不是路人的錯,而我們也不會說是瘋子有錯吧。錯在歷史,錯在無可迴避的共業,錯在上天要臺灣人重新省思、重新建造自己的寶島、我們的家園!

在臺灣,在這民主的燈塔,如今「政治」這個名詞已令人聽到就搖頭。人們不寄望於選舉,選舉只是從兩顆爛蘋果選一個;人們不信任於政府,政府只是常常出軌的火車。現在,我們已經沒有搖頭的權利,只有義務讓大家不再搖頭。

二、「民無信不立」──比足食更首要的是爲立信

總統支持率持續低迷,最近多家民調顯示,不滿意度創下超過七成的新高。這種數字,甚至連貪污弊案爆發之後的陳水扁,都少有出現。這代表馬政府的績效比扁政府還要差嗎?不,實際上這顯示的是,臺灣人民對於「政府」這個概念,已經越來越不信任。

近年來,政府所提倡的政策,不論對錯,許多人的直覺反應就是開罵。錯誤的政策,人們在罵,卻得不到解決;正確的改革,人們也在罵,於是政府開始縮手縮腳。今日臺灣人眼中的「政府」,是個空浪虛名的框架,容納一羣我們永遠無法信任的人;臺灣人眼中的「政府」,是個離人民疏遠的高臺,承載一羣我們永遠不會信任的團隊。

人們希望不會做事的首長下臺,更換有賢有能者爲民服務,然而,換了下一位執政者,當蜜月期過了之後,人民對政府又將開始不滿,於是又希望換下一位賢人來執政。扁政府時代,八年內換了七任行政院長,但問題有因此解決嗎?現在有人喊着要陳沖下臺,但陳沖下臺對國家前途有任何意義嗎?日本首相每年換一個,臺灣人看了都在笑,而我們的行政院長不是更可笑嗎?如此惡性循環,國家只會空耗,人民終究痛苦。

政府的政策,至少有一半是正確的改革,剩下的纔是錯誤的決策,但不同處境的人,會看到不同的部分。這好比BBC網站上介紹臺灣時,以大篇幅稱讚馬總統在兩岸和平的成就;然而許多的臺灣人民,看到的則是馬政府在經濟政策的反覆與失策。如何解決這個問題?除了提高政府的決策能力之外,我認爲有項更首要的任務,就是「立信」。

爲何經歷一個八八水災,甫上任的馬政府,支持率就驟減,在野黨大聲批判,亦造成行政院長下臺?反觀許多國家,在遭遇風災、震災之後,執政者從患難當中獲得人民更加的信賴。先前我以爲,大多在經濟水準較低、或權威體制的國家,常因爲救災有力而提升政府的聲望;至於經濟、民主發展有一定程度的國家則相反,例如臺灣的八八水災與日本的三一一地震,都造成首長下臺。然而十一月看到美國遭受Sandy颶風侵襲後,歐巴馬在搖擺州的民調都明顯上升──可見這不只是國家是否已開發或民主化的問題,這是政府到底是否有「立信」的問題。

《論語‧顏淵》:「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現在的確是經濟政策的問題拖垮馬政府,但是有「食」就足以治本嗎?有「食」而無「信」,人民仍然會嫌政府做得不夠好,政府的根基一樣會動搖,政策將窒礙難行,「食」的維持也更加困難;有「信」而無「食」,人民儘管會譴責政府,但人民會承認經濟不景氣受到國際因素影響,也願意讓政府好好思考如何解決困境。1929年經濟大蕭條之後,羅斯福難道真的讓大家都迅速飽食無恙嗎?這種事誰也不可能做到。羅斯福的策略性手段,絕對勝過實質手段,他以廣播節目《爐邊閒話》激勵民衆、體恤民心,「立信」的效果不同凡響。面對今日缺了「食」也少了「信」的臺灣,政府至少該先「立信」,如此「足食」的政策也將更容易推行。

我敢大膽預言,如果社會背景、政治現狀沒有改變,下一任總統不論是誰,支持率也會跌到低於三十趴。這種情形我們絕不樂見,因此我們的政府絕對有必要重建人民對其的信任,用任何合理的招數都好。

三、政府應面對左翼思潮的逐漸盛行

今年三月,因爲美牛案及附帶的豬肉進口問題,衆多農民北上,到農委會門口砸豬糞激烈抗議。當時我在建中,走出校門聞到滿街惡臭,只好繞路走,然後邊走邊謾罵那些煽動無理抗爭的分子。當時,我以爲只有少數的綠營激進分子纔會有如此惡質的舉動,然而這半年來,類似事件不斷上演,直到最近出現立委帶着學生到立法院指着教育部長大罵的事件。

對於這類事件的頻頻出現,應該由社會深層的文化角度來思考,而有一股風氣正能有效解釋衆多事件的關聯:或許,臺灣的左派思想正逐漸瀰漫,隨着一陣一陣的政治旋風,吹過所有對政治不滿的人士。儘管許多人沒有感覺,左翼的思想,已經颳起了無數陣風,在大街小巷;左翼的做法,已經颳起了無數陣風,在政壇席捲。

爲何說左派思想逐漸盛行?看看農民對於貿易開放的反抗,看看對於津貼補助的激烈爭吵,看看勞工薪資的調升歷程。衆多民衆高聲呼喊,要政府不要只考慮企業家的利益,以犧牲天下庶民接受廣澤之權益;衆多民衆高聲呼喊,要政府站在最基層人民的角度,從黔首百姓出發以苦民所苦。

其實,適度的左派思想是必要的,例如 國父孫中山先生提出的「漲價歸公」正是屬於社會主義的一項良好策略。當資本主義的國家納入部分社會主義制度時,則更能追求全民的福祉,追求全民的平等。好比當今的北歐國家,其型態顯然與共產國家相去甚遠,然其使用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正是社會主義的良好展現,更接近《禮記‧禮運》之「大同」精神。當今也就是因爲政府向來太着重資本主義,特別重視與大企業家的關係,促使左派思潮的反動;而當經濟衰退之時,政府又無法提出果斷的決策方案,於是失業的人民、苦於經濟的人民,自然而然出現強烈的左派思維,要求政府無論如何,都要以基層人民的經濟爲首要考量

由政策與規範預先訂定完善的社會主義做法,常能夠有效追球人民福祉;然而當人民因爲困境而衍生出左翼思維,則很容易走向過度激進的左派,使得局勢一發不可收拾。這也就是爲何前文所述的許多抗爭事件,演變到一個荒唐離譜的局面,一發不可收拾。

如今,臺灣的左翼思想多半已是上述第二種形成方式,也就是由人民困境而產生。爲了避免整體局勢也一發不可收拾,政府必須先了解、必須意識到,人民的左派思維的確已經存在。多數民衆並不會考量到臺電會不會倒,只可能考量到自己收到的電費單之後是否要空了荷包;民衆並不會考量到中油會不會倒,只可能考量到自己到了加油站是否要空了荷包。雖然庶民的想法不盡然合理,但這是政府必須認清的事實。左派思想已經盛行,所有漲價、收稅、減少補助等政策,就算多麼合理合法,就是會有很多人反抗!

政府必須認清,左派的思維已經瀰漫,對於每一項經濟政策,儘管人民提出的問題不合理,政府也必須面對、必須審慎省思。認識人民的思維之後,政府不見得每件事都要配合喊得很大聲的民衆,因爲那隻會是「民粹」──然而對於經濟政策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勢必要仔細評估再提出。另外,政府必須修正資本主義的路線,適度採納一些社會主義的想法,讓政策法令更能增進全民福祉。

四、不到臺灣,不知文革還在搞

大陸有段順口溜:「不到北京,不知自己官小;不到香港,不知自己錢少;不到上海,不知自己不時髦;不到東北,不知自己膽小;不到臺灣,不知文革還在搞。」文革有兩個特質,一個是激進、一個是對文化的無理批判。當臺灣多次呼籲對岸實行民主之時,島內的民主已走向激進;當臺灣自詡爲中華文化的正統傳承者,自己卻主動毀滅文化。

我們的民主已瘋狂,狂得有如文革還在搞;我們的文化已失落,落得有如文革還在搞。

臺灣的左翼思維逐漸盛行,隨着經濟持續低迷,加上政黨惡鬥的白熱化,適度的左派已變得越來越左,許多做法開始往極左派推移。例如立委帶學生到立法院罵教育部長之事,程度極其激烈,甚至有人將此與紅衛兵相比。學生有錯嗎?不,因爲臺灣社會已經被迫走向「革命有理、造反無罪」。有些帶頭從事缺乏理性、過度激進的行動者,不是左派思想濃厚的人民,而是利用左派的盛行,爲了自身政治利益、爲了打倒政治對手,而實施極左做法的政客。只有衆多的人民,的確會有抗爭;但必須有逐利的政客,纔會有還在搞的文革。

這場文革,假民主之名行文革之實,恐怕比對岸的文革還難以終結。那些虛僞的政客,假借民主政治的抗爭運動,讓已經憤怒的人們聞雞起舞,順勢將他們帶往一種不理性的激情,於是大家都變成真正的走路工,報酬是「以爲自身權益將獲取」──最後,政客終究是爲了扳倒政治對手,因此爲反對而反對!

真正想要改革的人,真的很可憐,他們反而常常被視爲與政客同一掛。學生運動的發起者,訴求的是社會真正的改變,卻被迫與立法院的政客同起同坐,被迫一起走向體制外的激進。他們若不仰賴立委的支持,難以增強抗爭的力量──接着媒體大肆渲染,於是學生運動就被與政治算計一併污名化了!

另外,對於文化的自我毀壞,更是這種由政治利益考量的作爲。政客打着藍綠兩黨的國家認同差異,竟利用文化改造的手段來實施鬥爭。甚至連孔孟儒學也被貼上標籤,而反對孔孟的不是反其思想的老舊,竟是爲了去中國化。歷史課綱也被拿來炒作,使得是否碰觸中華文化就代表着特定的政治立場。我們的惡質民主,開始消磨臺灣的意志,開始消滅臺灣曾經自詡的文化。

對於惡質民主的改善,短期的治標方案是要求這些帶頭作亂的政客收斂,讓真正想改變社會的人站出來,讓社會運動不必再依附於惡質民主!而真正治本的方式有兩方面:對於民主手段的改善,關鍵是發起全民的良知,我們必須透過媒體的改善,讓大家有更理性的思考空間;我們必須透過教育的推動,讓大家有更理性的價值標準、讓大家對社會議題有更多的關懷。而對於民主的穩健發展,也就是減少不必要的抗爭事件,則還是在於政府把政策做好的責任,並且不要以「查抗議名單」等模糊的理由激怒人民;民主政府也該容納合理的社會運動抗爭,因爲政府管制越多,人民越憤怒。

五、讓《朝野人生》的完結篇上演吧

當今臺灣的朝野競合,已不是真正民主的互相制衡,而是一場沒有理性的遊戲、一出瘋狂的連續劇

《夜市人生》當中的許多劇情,例如捏橘子的劇碼、麥可車禍飛起的場面,被大家視爲連續劇瘋狂之代表。又有補教名師的八卦接連佔領媒體版面,被人稱爲《補教人生》。而現在整天捏橘子的,正是我們選出來的立法委員;常常當麥可的,正是我們的民意代表;接連佔領媒體版面的,就是那些只想把對手打倒的政客。這豈不是一出瘋狂的《朝野人生》?

黨派的惡鬥已達到毫無理性的狀況。一個政策出來,執政黨員永遠支持,否則會被上層關切;在野黨員永遠反對,否則會被批鬥謾罵。許多政治人物養成了只問黨派、不問由來的立場型態,對的政策也要牽強找個理由說是錯的,錯的政策也要自圓其說,說它到時候就沒問題。不只是關於政策,甚至所有文化問題、司法判決都被拿來做爲黨派惡鬥的題材。金馬獎與黨派立場有何關連?貪污官員的審判,爲何每次都要以黨派的觀點大吵一番?

大家都知道立法委員問題很多,大家都知道政客的黨派惡鬥非常惡劣,然而到了選舉的時候,有多少人理性判斷候選人端出的牛肉?在黨派對打的遊戲當中,事實上,候選人已經不樂於端出牛肉──他們只要以各種危言聳聽的言論、各種煽動人心的口號,讓許多選民都被洗腦。於是,選舉的理性成分逐漸減少。

我們可以從今年我國與美國的選舉看出此項差異。臺灣的大選當中,辯論只是兩個戲劇主角搶出風頭的戲碼,對民調的影響不大,民調主要還是依據黨派固有的支持選民;美國的大選當中,辯論是競選過程中的重要關鍵:當歐巴馬第一次辯論準備不足,就發生民調的明顯下滑;第二次辯論,歐巴馬在外交政策等方面提出許多有利的論證,於是支持率就上升。

臺灣何時才能出現以政策爲中心的選舉呢?許多人都在期盼。有人認爲應該組成第三勢力,以打破藍綠的兩相惡鬥。然而單一選區兩票制的實施,原來希望有許多小黨能夠挺進立法院,最後反而是增強了兩大黨的主導;2012年宋楚瑜以第三勢力的姿態站出來參選,竟僅有2.8%的得票率。因此,我認爲「第三勢力」的說法,以目前來看簡直是天方夜譚。

唯有從藍綠之間着手,才能找出解答;爲有在藍綠之間找出一個穩定的平衡點,纔有可能解決朝野惡鬥的問題。但是,這場玩了很久的鬥爭遊戲,必須由兩方同時做出讓步,纔有和諧的可能;兩方都擁有誠意,纔有可能終結這場內耗。另外,由於立法院是最大的遊樂場,許多立委抱着遊戲、作秀的心態問政。我們必須想出方法,以提升立法委員的平均素質,使立法院不再充滿缺乏專業又唯利是圖的政客。

人們已經看夠了臺灣最長的連續劇《朝野人生》,請主角們拿出真正愛臺灣的誠意,讓完結篇上演吧。

六、總統任期應該改爲六年一任、不可連任

馬總統在第一任的任期,由於受到連任壓力造成包袱,許多政策都無法大膽推動。如今到了第二任,總統希望大膽改革、追求歷史定位,然而許多層面都由於第一任期的縮手不前而遺留弊病,導致現在改革困難。事實上,美國總統歐巴馬也頗受連任的包袱所限制,第一任期也有許多改革措施不敢大膽施行。況且美國已算民主運作較爲穩健的國家,總統都容易受到連任包袱,那在民主運作尚不穩定的臺灣,怎有可能不受此牽制呢?

日前蔡英文表示,下一任總統必須有隻做一任的打算。這個概念是對的,但是不可能成真。只要體制上有做兩任的可能,不太可能真的有總統不顧及自己是否能夠連任。假使讓蔡英文當選總統,我想她到時候勢必會尋求連任。若要總統真的只有做一任的打算,唯一的可能是,修憲規定總統不可連任。

另外,朝野惡鬥的一大因素,在於選舉過於頻繁。政府的確已經提出「七合一選舉」的方案來解決,我也非常期待新的體制產生政治運作的好轉。不過容易造成黨派惡鬥的還是在於總統大選,若總統大選的頻率減少,應有助於惡鬥的緩減。總統大選的頻率要減少,唯一的可能就是延長總統的任期。

所以,我認爲總統任期應該改爲六年一任、不可連任,以此解決總統第一任期的連任包袱,並解除選舉太頻繁以致惡鬥激烈的情形。這項改革有其困難性,首先須有人有足夠的勇氣推動,其次要避免被作爲黨派鬥爭的題材,最後還要通過非常困難的修憲門檻。但我認爲,如果真有修憲的可能,將對臺灣的政治生態產生正面的漣漪效應。

七、 期盼我們理想中的媒體出現

沒有惡質的媒體,就沒有朝野惡鬥上演的舞臺;沒有惡質的媒體,就沒有臺灣人價值判斷的嚴重黨派色彩;沒有惡質的媒體,就沒有這個黑白不分的非理性時代;沒有惡質的媒體,就沒有我們對臺灣內耗終結的漫長等待。

由於許多媒體的政黨色彩都很鮮明,於是學來政客的那一套,總是喜歡爲反對而反對。當黨派惡鬥白熱化之後,他們以聳動的大標題煽動人心,只要敵對黨派說了什麼,立刻煽動民衆說那絕對有問題。這不就跟去年「王老師」的511世界末日一樣嗎?但是在不理性的言論,還是有很多人會相信。既然有人會相信,他們就偏要繼續講。我看「王老師」現在已經灰頭土臉,還有人說要告他,但是惡質媒體、地下電臺現今仍然大言不慚、說得臉不紅氣不喘!

臺灣的很多媒體缺乏國際觀,很少播報國際新聞;臺灣的很多媒體沒有負起社會責任,把偏見與非理性觀點散播給大衆;臺灣的很多媒體少了建設性,總是報導對人們沒有意義的無聊新聞。我之所以沒有太關注「反媒體巨獸」的事件,是因爲就算那些媒體沒被同一集團收購,仍然不會改變惡劣的媒體文化。那些媒體終究會分別倒向一種意識型態,終究會以偏狹的觀念對大衆洗腦。就算媒體的擁有者十分多元,媒體的內容仍然不會多元。

今年夏天,公視董事會改選。看到龍應臺提出的名單,人們一度以爲公視有全面翻新、打造爲臺灣的BBC的一點希望,然後這樣的希望又落空了。

願有一天,我們理想中的媒體能在臺灣實現,它不必有BBC那麼龐大的勢力,卻具備了BBC的國際觀;願有一天,我們期盼中的媒體能在臺灣實現,它不必毫無黨派色彩,但它具備了對各種議題的理性分析能力;願有一天,表達我們心聲的媒體能在臺灣實現,它不必說盡所有的真知灼見,卻擁有教育大衆的價值理念。它或許是公視的轉型,也或許不是,但希望它能早日實現。

臺灣需要一個這樣的媒體,需要一個這樣的新聞臺,讓電視機前的大半臺灣人,得以從惡鬥模式的思惟當中逃離。

八、 兩種極端:一言堂與民粹

民主政治的一大關鍵是民意政治,然而臺灣的民意政治已經無法發揮適當的功能,脫離了中庸之道,陷於兩種極端:一言堂與民粹。

府院黨三方的許多作爲,逐漸走向一言堂。當政府官員在網路上表達對政策的不同意見,總統開始關注,表示此爲逾矩行爲;當連勝文發表「丐幫說」,國民黨高層表示此發言「不得體」;吳伯雄說馬總統「用人圈過小」,馬總統立刻駁斥;立法院表決政策法案時,黨政高層一定要揪出「跑票」的立委;學生到公平會抗議,教育部發函給大學,表示「關切學生健康」。

若要說馬政府執政最令人詬病的一點,我認爲就是不肯傾聽不同的聲音。馬總統希望成爲成功的改革者,許多事情擇善固執的確需要,但過度的固執,反變成不傾聽諫言。如此不但錯失了政策修正的機會,更喪失了民主政治該有的言論自由。唐太宗名言:「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唐太宗的成功改革,是基於旁人的諫言而紮根;馬總統就算想擁有與皇帝相同的決策權力,也該聽聽諫言。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若聽到不同的聲音總是立刻駁斥,爲政之眼怎能清明呢?

諷刺的是,當中央政府走向「一言堂」之時,臺灣同時出現了極端的另一邊:民粹。當ECFA即將簽訂時,民進黨表示許多農民不肯接受,於是全盤否定;等到ECFA穩定上路之後,才表示不否定此項協議──這不就是民粹?而國民黨政府更是成天提心吊膽,擔心哪個縣市的那個羣體對哪項政策有意見,然後被這些聲音搞得團團轉。如果做的是對的,何必成天擔心這些?人民之所以需要民意代表、需要政府,就是因爲很多人沒有能力、或沒有時間思考政策,他們需要民意代表及政府官員來思考、決策。很多民衆的意見並非透徹瞭解政策而發表,所以帶有相當的偏見。政治人物應該傾聽民意,但民意是大把的沙,政府要做的是從沙裡淘金,而不是把沙子全部吞進肚子裡。

政府需要掌握決策權力,但不可全然忽略不同的聲音;政府須聆聽諫言、傾聽民意,但民主絕對不是凡事「數人頭」,多數議題的決定需要協商、理性討論。臺灣的民意政治,應該趕快從兩種極端走回中庸之道,建議政府不要凡事參考統計數字,要多舉辦公聽會,並認真思考每一句諫言。

九、臺灣人三大特質:貪財、怕死、愛面子

後藤新平在一百年前就說過,臺灣人有三大特質:「貪財、怕死、愛面子」。這三點繼續出現在當今的臺灣政治當中。

貪財之事最容易理解,近幾年的臺灣,舉凡總統、行政院秘書長、縣長、立委、議員,無有一層級無人涉及貪污或賄選之罪名。在此必須修正《論語》的一項理論:「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陳水扁執政時代,總統本身不清廉,下層當然不守法;然而馬英九執政之後,儘管以清廉者自居,卻在第二任期開始也連續爆發官員的涉貪案件。這顯示了,「其身正」只是基本的前提,馬總統儘管自身清廉,不可能因此使得底下的人全部清廉。所以,馬總統不該過度強調自身的清廉,這會被當作政黨惡鬥的題材,對政府的整頓毫無助益。反而是初成立「廉政署」等肅貪單位,算是較有作爲的政策。發表的言論很容易左右人民的看法,我覺得馬總統應該對臺灣人民多強調他肅貪的決心,以及實質的做法,而不用再說明他一個人的清廉。

在臺灣,誰不怕死?執政黨怕選輸,不敢從事爭議性的改革;在野黨怕打不倒執政黨,不敢得罪激進分子;立法委員怕媒體,於是想盡辦法跟媒體打好關係;許多人怕被罵,不敢站出來說自己的想法。沒有勇氣,怎能改革?沒有勇氣,怎能讓政治進步?日前針對《經濟學人》的”bumbler”說法,王建煊說,馬英九不笨,只是缺乏魄力。我想起1998年王建煊與陳水扁、馬英九同時競選臺北市長之時,儘管馬英九當選了,但當時早有人說馬英九缺少了魄力。臺灣人的怕死,到政治上就是少了一點魄力,讓改革之事難以迅速展開。

愛面子亦是當今政府的一大特色。證所稅讓劉憶如下臺,馬政府卻不敢動太多,只敢做細節的調整;馬總統聽到了母校建中對十二年國教的強烈反抗,卻不敢要求教育部檢討。簡單來說,這都是面子問題,就是擔心更改了自己曾經支持的政策,就會失了面子。然而,真正成功的改革者,應該凡事追求理性,當理性評估政策果真有疏失,就應有勇氣從事變更。

過了一百年,後藤新平說的「貪財、怕死、愛面子」依舊是臺灣人的負面文化。這是社會深層的缺點,不分黨派都有的特質。這種文化,何時能改變呢?

十、 教育,是最終的解答

最後,我們要思考的是,臺灣政治的這麼多問題,最根本的解決之道在哪裡?

許多人對政治的不滿,在於對經濟政策的批判;而對經濟政策的批判,多源於臺灣經濟狀況的低迷;經濟無法起色,一大原因是人才大量外流;而人才外流的原因,終究來自於教育環境的失敗。以另一角度來看,政治界的非理性惡鬥,其擴大的原因來自於許多人無法理性思考;而理性思考缺乏的原因,是教育的缺憾。再以另一個角度看,當今臺灣政界很多話講得很大聲的人物,包括很多立委,缺乏對政策的明晰之眼,更缺乏彙集民意、解決問題的能力,這都是因爲教育水準的不足所致。因此,解決臺灣政治問題的最終解答,就在於教育。

教改推行許多年,政策一改再改,學生一再變成新體制的白老鼠,接着新體制馬上又被推翻。教育政策一味模仿美國,而決策者何不看看,美國的教育政策多麼失敗,現在已經開始檢討,甚至開始參考亞洲的體制。美國在學術上之所以強盛,是因爲他們容納了各國的人才,然後在最頂尖人才的相互砥礪之下,纔在大學階段之後無出其右。何不認真想想,臺灣人的學術能力,在高中以前都比美國高出一等,參加競賽也大放異彩,爲何在大學之後忽然狂輸美國?這纔是「教改」真正要思考的,而不是隻會想着一味模仿美國。

或許,臺灣的教育,就是種「模仿」的教育。到了漸漸無法模仿的時候,便手足無措了。政治上的決策,政府總是嘗試模仿其他國家,卻變成邯鄲學步,畫虎不成反類犬。諷刺的是,一心想要屏除「模仿式教育」的人,正使用着「模仿式政策」來推動!

可見從事教改的人,多半就是受到失敗教育的人。於是他們推動了一些他們以爲良好的政策,有些太理想化、有些漏洞百出,最後又造出了下一批受到失敗教育的人,然後這些人又將出來從事教改。這樣的教改,將沒完沒了,所以請教改執行者,認真傾聽真正的教育家的理念,認真傾聽衆多學生的聲音,廣納民意而從中篩選出良好的做法。

臺灣的教育,必須有不再只會模仿的創造力;臺灣的教育,必須讓學生都懂得對自己與社會有思考;臺灣的教育,必須突破凡事唯利是圖的惡質文化;臺灣的教育,必須使公民意識與價值觀念真正活化;臺灣的教育,必須促使公民願意參與民主政治。

教育,是最終的解答。我們期盼良好的政治生態,我們期盼理性的政治文化,因此我們需要良好的教育政策。從事教改的人,你們將掌握的是整個臺灣的前途。

結語

當們正在消沉的時候,CNN拍出整排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專題報導臺灣的科技成就;當我們正在哀怨的時候,成千上萬的臺灣人揮舞着國旗,讓革命精神繼續發揚;當我們正在感嘆的時候,透過網路的串連,下一波的臺灣民主之春已經開始涌動。這幾年臺灣人的迷茫,將持續多久呢?我想,當蕩氣迴腸的鼓聲已經敲響,當救亡圖存的意識已經興揚,改變之時已不遠矣。

●作者歐柏升,建中畢業,臺灣大學學生。本文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聲音與討論,來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