撩看民國名士──康有爲打李鴻章的臉(廿)

新科進士康有爲不過六品工部主事(未到職),因首倡變法,1895年夏發起「強學會」,戶部尚書翁同龢、工部尚書孫家鼐、大學士王文韶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淮軍將領聶士成等諸多「高幹」皆聚旗下,還有譚嗣同等一批「太子黨鼎力吶喊,聲勢奪人,一時囂囂,兼得皇帝支持,布衣出身的康有爲竟不知所以傲氣四迸。李鴻章因甲午之敗暫時失勢,捐兩千元要求加入強學會,康有爲竟否決了李鴻章的申請。

狂狷傲慢似屬「個人小節」,但「個人小節」若聯繫歷史進程,「小節」往往也有可能壞了大事。康有爲的狂傲就破壞了戊戌黨人本應竭力維護的統一戰線,斷送變法大好形勢。

當年,新科進士康有爲不過六品工部主事(未到職),因首倡變法,1895年夏發起「強學會」,戶部尚書翁同龢、工部尚書孫家鼐、大學士王文韶、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淮軍將領聶士成等諸多「高幹」皆聚旗下,還有譚嗣同等一批「太子黨」鼎力吶喊,聲勢奪人,一時囂囂,兼得皇帝支持,布衣出身的康有爲竟不知所以傲氣四迸。

李鴻章因甲午之敗暫時失勢,捐兩千元要求加入強學會,康有爲竟否決了李鴻章的申請。十分器重康的翁同龢,日記中:「康祖詒(康有爲字)狂甚。」梁啓超也說其師:

不自量力高傲示世

先生最富於自信力之人。其所執主義,無論何人不能動搖之。於學術亦然;於治事亦然。不肯遷就主義以徇事物,而每熔取事物以佐其主義。常有六經皆我註腳、羣山皆其僕從之概。

如此高傲示世,不講統一戰線,不爭取多數,只務虛不務實,強學會未得一歲之壽。1896年初,御史楊崇伊(李鴻章親家)一紙彈章,便將強學會參劾下來。變法還未正式發動,中樞機關就沒了。

史家唐德剛(1920~2009):「康有爲不自量力,引學術入政治,也就從「迂儒」逐漸蛻變成「學閥官僚」。把支持他變法改制最熱心最有力的張之洞、翁同龢等都擯之門外。以他這個六品主事的小官,來獨力抵抗那紅頂如雲的頑固派,那就是螳臂擋車了。……康有爲當年犯了他那教條主義的絕大錯誤。」

狂妄自大,要求現實客觀俯就個人主觀,以己裁人,羣山皆僕。狂悖如斯,不穿上教條主義褲子,憑什麼去裁物量人呢?而一旦穿上教條主義褲子,自然不講實際,不肯圓通讓步,將上門的同盟者都關在門外,還得意非凡,以爲幹了一件痛快事!

聖人的「狂狷」並不是得勢後的一種姿態,而是一以貫之的行爲。早在1893年,孫中山求見,康有爲以拜師爲「俯見」條件,孫中山拂袖而去。

「聖人」與「國父」緣慳一面。中舉後,康有爲拒絕「謝恩」慣例,不肯拜見「識珠」主考,弄得狂名滿天下。三勸之下,總算拜鄉試主考許應騤爲房師,然師生形同水火。維新時期,彈劾康有爲最力者便是這位禮部尚書許大人。

針對中國士子的「傲」,唐德剛先生有一段總結?

乍聞之下,我們會覺得康有爲害了自大狂。其實非也。這是我國傳統知識分子通病。傳統儒生治學有了自信心,往往就有「以天下爲己任」的自大心理?一種捨我其誰的個人英雄主義。我們中國知識分子幾乎全是個人英雄的「單幹戶」和「個體戶」。他們真要「在位」,中了頭獎,當了「總統」「主席」「大元帥」「最高領導」等等,未有不是「獨夫」的。得不了獎,齎志以歿的,也不甘心與草木同朽。他們還是要以「帝王師」自詡。大家都有「捨我其誰」的抱負;誰也不會想到「以天下爲『公』任」。

中國士子一向定位「一事不知,儒者之恥」,架子撐得那麼大,隻手擎蒼穹的價值定位又拔得那麼高,哪裡還謙虛得下來?宋人曾鞏(1019~1083)批評王安石:「勇於有爲而吝於改過。」這九個字也是中國曆代士子之通弊

知識分子向有「包打天下」的雄心抱負,太白詩云:「但用東山謝安石,爲君談笑靖胡沙」、「長風破浪會有期,直掛雲帆濟滄海」,牛皮吹得野豁豁。然而,不僅任達曠放的文人騷客不宜爲吏不善掌政,就是具有理論思辨能力的知識分子一般亦不宜直接執政。

知識分子入世服務

倒是中等水準的性格溫和者,較宜執政。越有理論創造能力,必定想像豐富氣質衝激,容易深入也容易偏激。創造設計需要激情衝動參政執政則需要沉穩中庸。看起來是性格小事,參政主政那就關係到大事了。

具有理論創造與思辨能力的人文知識分子,爲社會服務的最宜位置在議會。在議會,他們的創造性既可得到發揮,對政府有所裨補,衝動急躁的一面則能得到同行及時檢糾,不影響政府的實際操作。寧可慢半拍,不可快一步,此爲執政者所必需。剛剛出爐的理論構想,不宜立即進入現實操作,必要的論證辨析乃是不可或缺的「冷處理」。走一步,看一步,似慢實快。太快太急,常常走錯,還得回頭找路,似快實慢。二十世紀中外歷史均表明:「循序漸進的經驗主義永遠是人類不可丟棄的柺杖,各種花裡胡哨的浪漫主義,必須百倍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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