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懼與慾望 美國爲何會出現川普與桑德斯?
▲今年美國大選裡的兩管「大砲」:川普(左)與桑德斯。(圖/翻攝自網路)
國際中心/綜合報導
新加坡《聯合早報》2日刊出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撰文、題爲《亞洲爲何沒有川普或桑德斯》的文章。
文中說,川普與桑德斯在美國政壇崛起,讓世界震驚。美國給世人的形象,一直是個政治可預測及穩定的國家。極端主義或邊緣運動可能在其他國家出現,但美國政界一般都是中間派人士如傑布․布希(Jebb Bush) 或希拉蕊․柯林頓。讓人驚訝的是,前者已經退出美國總統選舉,後者的前景仍有變數。
到底是什麼回事?這僅是一個短暫的政治現象?還是反映了美國政治的結構性轉變?拿這個現象跟亞洲做比較,或者可以凸顯一些影響政治走向的結構性課題。簡單的說,悲觀的政治氛圍爲邊緣政客的生存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極右派的法國「國民陣線」黨魁瑪琳․勒彭(Marine Le Pen)的崛起也是如此。
向來主導美國政治的樂觀政治情緒已經轉移到亞洲,其結果是亞洲明智的中間派人士紛紛在選舉中勝出,例如印度總理莫迪(2014年5月)、印尼總統佐科威(2014年7月)及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2015年9月)。 爲什麼亞洲社會會轉向中間政治,美國和歐洲部分地方卻走向邊緣呢?
簡單的說,期待有更好未來的社會,選擇把命運交給可以託付的人如莫迪、佐科威與李顯龍;對未來感到恐懼的人,卻把希望寄託在邊緣人士身上。川普與桑德斯的崛起清楚顯示:美國人對他們的政治體系失去了信心。理論上,美國人有一個由人民選出及爲人民服務的政府。但事實上,由人民選出來的政府是爲特別利益團體、而非普羅大衆服務。 美國政策被利益團體挾持的觀點,在2008年至2009年金融海嘯期間進一步強化。
美國銀行家幾乎摧毀了美國經濟,但鋃鐺入獄的大銀行家只有一人。當桑德斯表示:「聯準會並不監管華爾街,而是被華爾街監管,這是讓人遺憾的事實。我們必須讓銀行爲經濟生產和所有美國人服務,而不是一小撮富有的投機者」時,可以說清楚反映出美國人的憤怒。
桑德斯說:「如果國會沒有辦法管好華爾街,那我們只有一個選擇:把大到不能倒的銀行拆開,讓它們再也不能摧毀美國人的工作、家庭和畢生儲蓄。」 不平等及長期失業讓情況雪上加霜。桑德斯說,美國頂尖0.1%富人擁有的財富,是底層90%人口擁有財富的總和。沒有幾個白人中等收入的家庭相信,自己的孩子會有比他們更美好的未來。結果,仍在高漲的普遍憤怒情緒引發了極端政治。
相較之下,一些亞洲社會(不是全部)對民粹主義敬而遠之,採取了經濟上必要、但不討好的措施。莫迪果斷的取消了繳稅收入超過1萬4600美元納稅人的燃油津貼。佐科威也同樣廢除燃油津貼,僅保留爲柴油提供0.07美元的少量津貼。 李顯龍誠然遵照其父李光耀的教誨,不實行國家財政預算無法承擔的津貼。就連面對政治困境的馬來西亞首相納吉,也推行了讓許多人怨聲載道的消費稅。
這些不討人喜歡的政策無可避免的引起一些不滿。但這些領導人都沒有改弦易轍。他們堅持「正確」的措施,因爲這可以確保更美好的未來。 許多亞洲領導人受到李光耀的啓發。李光耀曾說:「我一直設法做得正確,但不是政治正確。」他相信應該讓人民明白一些「硬道理」,而並非採取權宜之計。
在美國和歐洲目前被悲觀情緒籠罩的政治環境,說實話的從政者會被選民懲罰。德國總梅克爾表示,除了人道主義原因,對高齡化的德國來說,敘利亞難民也是一種人口紅利。然而,她卻因此受到懲罰。更讓人吃驚的是,向來明智的瑞士人發動公投修憲,把犯下謀殺罪或在10年內犯下兩項輕罪(如超速駕駛)的外籍人士驅逐出境。把外籍人士描繪成害羣之馬的政治海報也出現了。
西方的民粹主義可以被消除嗎?答案是肯定的。不過,媒體別一面倒的負面報導,必須有正面報導的平衡。一般西方人相信,世界正脫離正確軌道。媒體也是如此報導。但客觀來說,情況並沒有這麼糟。 長期來看,軍事衝突呈現減少趨勢。貧窮率也下降。中產階級在世界各地出現,新興市場也崛起。度過目前的衰退,明天會更好。簡而言之,有了適當的領導人,西方國家也可以和其他國家一樣,對未來充滿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