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柳傳志之後，又一個倒下的柳氏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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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或許是A股有史以來退市公司最多的一年。
截止今年6月20日，已有四十多家公司退市或進入退市程序。
根據一些上市公司姍姍來遲的2021年年報，A股市場許多曾叱吒風雲的公司都面臨着被退市的命運。
6月2日，*ST聚龍、*ST當代、*ST邦訊3家公司被深交所終止公司股票上市，近10萬股東欲哭無淚。
其中，*ST聚龍是因爲公司2021年年度財務會計報告因出具無法表示意見的審計意見，被終止上市。
*ST聚龍曾是A股市場“紙幣清分行業第一股”，也是鞍山市最著名的明星企業，被政府寄予厚望。
創始人柳長慶曾擔任國家“863計劃”“金融自動化裝備集成信息化系統關鍵技術研究及應用”課題組組長、國家金融安全重點實驗室主任、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等職務。
不僅聲名顯赫，柳長慶家族還一度問鼎遼寧首富。
2013年，《理財週報》發佈《3000中國家族財富榜》，柳長慶家族以28.6億元的財富值成爲遼寧首富。
兩年後，A股上市僅四年的聚龍股份總市值更是一路攀升到300億元。
2017年3月，柳長慶因犯破壞選舉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九個月，辭去聚龍股份董事長一職，接替他職位的是兒子柳永詮。
因爲子承父業，這位出生於1979年的“創二代”曾是胡潤富豪榜中最年輕的“70後”。
不過根據聚龍股份2021年財報，企業實控人依然是柳長慶與妻子周素芹以及兒子柳永詮三人。
*ST聚龍主要業務包括點驗鈔機、紙幣清分機、紙幣殺菌消毒機、清分扎把一體機等產品。所生產的點鈔機、紙幣清分機等金融設備，不僅拿下國內六成以上的市場份額，還曾遠銷歐洲各國。
聚龍股份從一家工業製造企業轉型爲金融安全智能裝備及金融物聯網服務企業後，曾有短暫的輝煌時期。
可惜這高光時刻猶如曇花一現，由於過度依賴子公司，加之投資分散，導致業績年年下滑。
與此同時，企業還始終被實控人違規佔用上市公司資金、違規擔保等負面問題纏繞，早已顯現退市的風險。
事實上，聚龍股份所面臨的風險不僅僅來自行業轉型的壓力，更多的是創始人在資本運作上太過“隨心所欲”。
縱觀柳長慶的創業經歷，可謂是因“錢”而起，也因“錢”而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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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的中國，隨着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進一步深化，在私營經濟及個體經濟促進下，市場競爭機制成型，生產力得到了快速解放和發展。
但是，國有企業在經過技術與產業升級之後，首次出現了產能過剩的情況。
時任鞍山市工業尼龍廠廠長的柳長慶也正爲此犯愁。
尼龍廠的主營是合成纖維材料，原本是許多輕工業項目急需的工業原料，早年供不應求，現在卻因生產過剩，變成“皇帝女兒也愁嫁”。
那時的鞍山市政府正積極鼓勵企業走改制創新的路，希望企業能借此渡過難關。
不用說，工業尼龍廠自然也收到了這樣的文件。
可柳長慶只能苦笑，廠裡賬上總共只有13萬資金，別說創新了，能把工資足額發放就謝天謝地了。
此時柳長慶每天琢磨的是，能不能找到一個既省錢又快速的突破口，幫助企業走出困境。
有一次，柳長慶看見會計從銀行取回的工資因爲人工捆紮的紙帶不結實，拿回單位的錢已散成一堆。
沒辦法，爲了覈對金額，會計只能領着同事重新清點，再次捆紮。
柳長慶忽然靈機一動，他琢磨銀行每天都需要捆紮大疊鈔票，但是人工捆紮總歸會有瑕疵，不是捆得不結實，就是捆得十分隨意，根本無法疊放，既不便於清點，也不好看。
柳長慶還了解到，當時國內金融系統還沿用着十分原始的“用麻繩系、用千斤頂頂”的捆紮模式。這種方法不僅運輸中容易散捆，還有機會讓人渾水摸魚掏出一張。
想到這，柳長慶覺得能不能開發一款專門的捆紮鈔票的機器，提供給銀行。
柳長慶這個想法並非空想，他知道這個計劃不僅簡單可行，客戶還是不差錢的金融行業。
說可行，是因爲工業尼龍廠裡的產品有運輸專用的打包帶，這種尼龍打包帶有專門的打包機，從設備到工作原理，他都門清。
爲何他如此精通機械方面的知識呢？
這是因爲柳長慶就任工業尼龍廠廠長之前，曾做過農具廠副廠長、機械廠銷售廠長，都是行業內企業。
可以說，基於傳統打包機研發出紙幣打包機，那是水缸裡捉烏龜——手到擒來。
更關鍵的是，柳長慶還上過企業培訓班。他清楚記得課上講過，任何經濟危機後，最先恢復元氣並蓬勃發展的產業幾乎都是金融業。
同一時期，金融機具行業在國內幾乎爲零，產品服務十分不完善。
既然啥都沒有，那就我來幹吧！
方向定了，下一步就是儘快實現目標。
但是將笨重粗大的打包機變成靈巧細緻的鈔票捆紮機，還是有一定技術難度。
好在柳長慶當時還是遼寧科技大學的兼職教師，在科研團隊這塊有着得天獨厚的資源。
他開始召集人手，組成科研團隊，開始機器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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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研發期間的困難遠超柳長慶的想象。
在找不到參考產品的情況下，所有人只能在車間，憑着自己想象靠虎鉗、銼刀、臺鑽、萬用表一點點琢磨。
歷經一年多時間，團隊終於研發出了首款自動扎把機。
可這玩意太新了，無論柳長慶如何推銷，兩年時間都無人問津。
1998年，柳長慶託朋友聯繫到北京一家銀行的行長，對方同意“看一看，再說”。
北京不僅有客戶，更是國家的金融中心。如果能借此得到行內專家的首肯，那效果肯定不一樣。
激動無比的柳長慶當即帶着團隊和機器趕赴北京。
按照當時金融系統的規定，金融機具的容錯率不能超過6%。
可在北京接連演示了四天，自動扎把機的失誤率一直超過10%，看得銀行方面直搖頭。
最後，北京這家銀行宣佈，再給一次機會，如果失誤率還是這麼高，那就“下次再合作”。
面對自己花費了全部精力和心血的設計，柳長慶哪敢再等“下一次”。
當天晚上，柳長慶帶着團隊在招待所重新將機器拆卸檢查，一遍遍調試。
等忙到凌晨時，所有人困到連外殼的螺絲都擰不住了，每個人都困頓不堪。
所幸第二天驗收時，機器總算“爭氣”，反覆操作後的失誤率直接降到6%，獲得了銀行方面的認可。
但是銀行又提出，機器採用與否自己說了還不算，得有行業專家的鑑定意見才行。
沒辦法，柳長慶又回去四處邀請專家。
可等開完鑑定會才發現，壞了，企業賬上連每人100元的專家諮詢費都拿不出。
無奈之下，柳長慶趕緊跑回家，砸了兒子的儲蓄罐，拿着一堆零錢硬幣，又補上家裡的菜金去銀行換了整錢，這纔將諮詢費拱手送上。
中午吃飯時，已經身無分文的柳長慶再也付不起餐費。他只能咬牙將自己結婚的手錶送到附近一家羊肉館作抵押，纔將飯錢結清。
類似這種到處賒賬、借錢搞試驗，柳長慶還經歷了許多。
因爲廠裡沒有任何研發資金，所有外請工程師都是他厚着臉皮苦苦勸說才加入和堅持下來的。
爲了留住人，他還得時不時靠借錢來發點福利，稍微“意思”下。
不得不說，創業時候的柳長慶確實十分不易。
而這份艱辛也最終給他帶來了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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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工業尼龍廠這項發明被鞍山市列爲重點扶持創新項目，拿到了許多銀行的訂單。
應該說，紙幣扎把機和後來的全自動捆鈔機還沒法相比，工作原理簡單，故障率也較高。
可那時鞍山政府太需要一個改革創新的標杆企業，柳長慶也算是乘機撿了個便宜。
有了政府支持，又有了訂單，樂不可支的柳長慶立即帶領工廠轉型紙幣扎把機生產，僅靠着這一項業務，當年便盈利超過百萬。
賺錢後，柳長慶先是給團隊發了獎金福利，還給兩名核心技術工程師各買了一套房。
雖說柳長慶自己全家還是住在廠區分的房子，可他深知這個領域還大有潛力可挖，留住技術骨幹才能繼續搏一把。
柳長慶心裡也很清楚，由於自動扎把機技術簡單，在東北這樣到處是技術高手的地方，很快就會有人仿製出更便宜的設備。
事實也是如此，沒多久，自動扎把機就引來競爭者的覬覦。這還不算，由於東南亞金融危機影響，銀行採購量直線下滑，企業又陷入不上不下的尷尬境地。
幸好柳長慶早有準備，他帶領團隊又花了近一年時間研發出全自動捆鈔機，總算穩住了廠裡的局面。
這款機器30秒內就能實現“雙十字五點”粘接等全自動捆紮過程，徹底結束了幾十年的紙幣手工扎捆的歷史。
2002年，柳長慶通過研發注意到金融系統已廣泛採用紙幣清分機和ATM機，但幾乎都是進口產品。
ATM機市場當時技術含量高，柳長慶的團隊暫時沒有能力涉及。
但是紙幣清分機就不一樣，功能相對簡單，值得一試。
紙幣清分機類似今天的驗鈔機，有大型和小型之分。由於紙幣清分機採用機電一體化結構，技術比較先進，當時只有德、日、英、美四個國家有能力生產。
而中國市場上的小型紙幣清分機幾乎被日本企業所壟斷。
由於價格昂貴，國內銀行只裝備了兩千多臺小型紙幣清分機。可如果按照國內四大行以及其他商業銀行的網點測算，光清分機市場需求量就超過10萬臺。
只是那時一臺成本只有數千元到數萬元的清分機，國外賣給中國普遍是翻了十倍甚至上百倍，維修費用也高得離譜。
市場如此巨大，簡直就是天賜良機。
2004年，柳長慶成立了聚龍股份有限公司，開始紙幣清分機的自主研發。
爲此，聚龍公司招募了上百名國內知名大學和公司的博士以及高端技術人才加盟。
但是小小的一臺紙幣清分機涉及光、電、影像等幾十項複雜的高端技術，全世界僅有德國、美國、英國和日本才造得出來。
柳長慶率領團隊研究了一段時間，始終沒有突破。
最終，在團隊成員建議下，選擇與日方合作，共同開發紙幣清分機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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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4月，柳長慶領着一批專家來到日本某金融機具生產領域頭部企業進行洽談。
在日本公司會議室裡，日方先是拿來一份全日文的保密協議，表示要合作就得先簽。
可柳長慶覺得不對勁，既然是中日兩國，那就應該還有份中文的協議。
面對柳長慶提出的疑問，日方代表很傲慢，一副你們愛籤不籤的態度。
柳長慶很惱火，爭執幾句後便打算打道回府。
這時，日方負責人看氣氛有些緊張便立即向上請示。過了一會，他轉身拿着一份中文協議回來，用中文說：“不好意思，你們可以例外。”
這種輕慢的姿態讓柳長慶有些不爽，可他還是想看看對方的設備。
很快，一臺紙幣清分機拿到團隊面前。
可團隊的專家認出這是臺80年代早期產品，屬於市場淘汰產品。
等柳長慶提出疑問，日本代表有些不耐煩了，表示就這樣的機器，已經足夠中國使用了。
談判陷入僵局，雙方不歡而散。
“我就當來日本旅遊了。” 氣憤不已的柳長慶帶着大家頭也不回地離開。
任務沒完成，旅遊是不可能的，柳長慶和團隊都十分沮喪。
路上，一位懂日語的成員說：“知道嗎，我們走的時候，日本人說中國企業根本造不了這麼先進的設備，還是得找我們合作。”
這話徹底激怒了柳長慶，他說：“不靠日本人，我們自己幹！反正我們賬上還有幾千萬，就不相信我們自己造不出來！”
有個團隊專家提出，這玩意還是有點技術含量的，只怕花錢也不一定行。
柳長慶激動地說，幹就得了，哪怕砸鍋賣鐵也得造出中國的紙幣清分機。
這話調動了所有人情緒，大家都紛紛表示： “不蒸饅頭爭口氣！”“咱自己幹！”
這段文字出自柳長慶的採訪記錄，其中細節或許有些煽情的味道。
但不可否認的一點，柳長慶和他的團隊確實因日方的高姿態始終咽不下一口氣。
可搞科研，光有情懷是不夠的。
這些金融自動化領域的研究專家很清楚，紙幣清分機涉及的學科十分龐雜。
比如迅速辨識出紙幣的折角、缺角、髒污、褶皺等細節，最終實現1秒16張紙幣的分辨速度，光這一項就牽涉通過圖像快速識別、光電、精密設備等多個學科。
研發需要多個學科人才配合，可那時的鞍山急缺跨學科人才，研究始終因某項技術沒標，時斷時續。
不僅如此，紙幣清分機還有數千個精密零部件，當時國產零件根本無法保證精確度。打算進口零部件，很多還是禁運產品。
沒辦法，聚龍公司只能再單獨進口相關的精密加工設備，請來外方工程師，一點點地把精密零件加工出來。
僅這一項，柳長慶又砸了數千萬進去。
原計劃一年的研發週期延長到三年，研發費用也超過了6000萬元。
2006年初，因爲紙幣清分機項目研發嚴重超支，不僅企業賬上所有資金耗盡，還負債2000多萬元。
但是，情懷的激勵作用也很重要。
團隊中的專家知道公司研發已經負債累累後，有人主動不要一分錢報酬，有人主動抵押了自己的房產，將錢交給了柳長慶。
柳長慶很感動，可他自己也因重度膽結石，疼到直接被送進了醫院。
病情急需做手術，可他害怕自己住院消息讓人以爲他在躲債，就強忍疼痛把手術期安排到小年，因爲“小年連着春節假期，這樣就沒人知道了”。
躺在病牀上的柳長慶確實有些懊悔，原本滿懷信心搞自主研發，可誰知這條路如此難走，而且還將剛有起色的企業再度推向困境。
成功的門往往虛掩着，只要你勇敢去推，大多數時候會豁然洞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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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長慶這股拼命精神感染了整個團隊，連外方專家都爲其所感動，加快了零部件的研發效率。
2006年9月，聚龍紙幣清分機研發成，並順利通過中國人民銀行檢驗。
這臺具有鑑僞、點鈔同時具有清分功能的設備使中國成爲繼日本、德國之後世界上第三個掌握紙幣清分技術的國家。
但壞消息是，國內銀行對此都無動於衷。
原來當時有很多企業也在搞紙幣清分機的研發，只是製造出來的產品不僅質量不過關，還給銀行工作造成了損失。
2007年3月，柳長慶爲了證明自己的機器質量不比進口的差，帶着聚龍紙幣清分機走進了歐洲中央銀行（ECB）檢測中心，這是全世界最權威的金融機具的檢測與評估中心。
在這裡，108張特別製作精良的假幣被依次送進紙幣清分機，聚龍的設備每次都能準確識別，最終成爲中國首例通過該項檢測的紙幣清分機產品。
同年，在德國漢諾威國際金融展覽會上，柳長慶與當年那家日本公司的董事長不期而遇。
對方看到展示的聚龍紙幣清分機，深感震驚，主動提出合作請求。
柳長慶很開心，說：“沒必要了吧？”
這次展覽上，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聚龍紙幣清分機拿到了法國銀行等多家訂單，中國金融機具也從進口轉型爲出口。
2010年，憑藉多家歐洲金融機構的訂單，聚龍紙幣清分機終於敲開了國內銀行的大門。
苦心人天不負，好消息一個接着一個。
從那時起，聚龍企業不僅扭虧爲盈，紙幣清分機在國內銀行安裝總數達到行業第一，將壟斷中國市場近十年的日本某金融機具企業清掃出門。
由於聚龍的入局，國內銀行所用的紙幣清分機採購價從原先的上百萬元，直接降到20萬元左右，隨後更是降到數萬元。
從這點來說，柳長慶的功勞善莫大焉。
2011年，聚龍股份登陸A股市場，被譽爲“紙幣清分行業第一股”。
2013年，歐洲央行開始發行第二套新版歐元，聚龍公司迎來新的機遇。不僅在德國法蘭克福建立了全資子公司，還成功將設備打進了大部分歐洲國家。
柳長慶也沒閒着，他帶領新的科研團隊研發出的 “人民幣流通管理系統”通過公安部、國家標準委、人民銀行專家鑑定，成爲國家新一代現金流通智能化管理方案的主導者。
2015年，榮升爲國內中、農、工、建、交，以及民生、興業、華夏等十三家商業銀行總行供應商的聚龍股份，股價節節攀高。
同年，一飛沖天的聚龍股份總市值達326億。
百鍊成金的聚龍那時已是中國金融設備與金融信息安全領域騰空而起的一條“巨龍”。
故事倘若到這裡就結束，那必定是大家都皆大歡喜的結局。
可惜，事與願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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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頭扎進資本海洋的柳長慶面對突如其來的市場轉型，並沒能抓住風口。還由於自己太多“情懷”，導致聚龍股份一蹶不振。
2015年，就在大家爲聚龍股份總市值超過300億而歡呼時，很少有人關注到聚龍股份當年淨利潤只有3億元。
同一年，繼支付寶之後，開通金融支付業務才兩年的微信零錢用戶，剛好突破3億。
那時的傳統金融機構還很難想象，隨着網絡建設，大數據、人工智能、雲計算等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非現金支付迅速發展將對傳統點鈔機、ATM機等金融終端設備產生怎樣的影響。
更令人唏噓的是，柳長慶在聚龍上市後，心變“大”了。
按照早期規劃，聚龍股份將以智能終端爲主體，提供軟件硬件整體解決方案，將整個產業鏈都融入到企業發展中。
如果說，按照這樣的設想，聚龍股份完全能跟上時代的發展。甚至因爲其在業內良好的聲譽和背景，成爲金融物聯網行業的巨頭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柳長慶和他那個時代的創業者一樣，他們對“情懷”的看重遠甚於金錢。
8
有次，他去外地某個城市考察，這裡一直被尾礦垃圾所困擾。
尾礦垃圾其實就是工業和建築生產時候產生的廢料和粉塵，對環境污染極大。
當一位農村婦女哭着將隨手採摘的白菜掰開，看見裡面滿是粉塵時，柳長慶震驚了，實在沒想到工業發達的代價卻給老百姓生活帶來了災難。
於是，他下決心利用尾礦垃圾實現環保利用，投入大筆資金開展新型建築材料研究。
在他看來尾礦垃圾的原材料是尾礦粉，完全可以在建築領域循環利用。按照國內每年二十萬億平方米建築使用量計算，現有的尾礦垃圾足夠使用三百年。
搞環保的同時，柳長慶又盯上了綠色農業，希望不用農藥、化肥，只施有機肥就能讓糧食增收。
一聲令下，聚龍集團在丹東建起了四千畝水稻田基地，綠色農業項目同時啓動。爲了實現不打農藥的承諾，企業甚至每天都得僱傭幾千人進行除草。
如此震撼的場面讓柳長慶很激動，卻讓聚龍的財務很顫抖。
柳長慶的動機和思路是好的，可因爲缺乏科學合理規劃，又無法將這些投資形成規模效益，“大幹快上”的結果就是樣樣都沒成型，最終顆粒無收。
這些情懷的背後是需要鉅額資金支持的，由於聚龍現金流不足，柳長慶便希望通過貸款來實現自己的理想。
更糟糕的是，在着迷這些環保、農業等領域投資時，聚龍內部對於產品的更新迭代卻一直沒能跟上。
當然，面對迅速崛起的互聯網金融，聚龍股份也不是完全沒有響應。早在2015年便成立了聚龍融創，開啓了大數據運營、金融物聯網等領域的業務，但收效甚微。
2022年4月，由於2020和2021年兩年間的財務會計報告均被審計機構出具無法表示意見的審計報告，*ST聚龍觸及退市條件，於4月29日起停牌。
而就在4月12日，被迫“自查”的*ST聚龍一紙公告，已讓股民們羣情激昂。
公告稱，自2016年起，聚龍股份爲實控人控制的三家企業違規擔保。前後近四年時間，這三家企業先後在浙商銀行共計辦理了59筆貸款，合計28.61億元。
不僅如此，在2018年2月27日至2020年12月31日，聚龍股份實控人還通過提現方式累計佔用公司資金2.2億元。
在資金上鬧出如此大的動靜，聚龍股份拖到此時通過“自查”才披露上述擔保情況，這“玩笑”開大了。
沒有及時披露，恐怕是因爲聚龍股份淨利潤從2017年便出現斷崖式下跌，2018年虧了1.33億元，2021年虧損更高達4.13億元，爲上市後虧損最大的一年。
上市企業違規佔用上市公司資金，進行違規擔保，不僅是A股市場的頑症，更直接損害了中小股民的合法權益。
隨着最新的*ST聚龍終止上市公告，內部財務問題積重難返，加上柳長慶父子被立案，牽涉的數萬股民資金恐怕難以追回。
作爲曾經爲國家金融事業作出貢獻的傑出創業者，柳長慶的經歷值得我們尊重。
但是作爲一家上市企業，若不能嚴格按照市場基本的“遊戲規則”行事，僅靠情懷與蠻幹，甚至在歧路上越走越遠，最終只能是“雞飛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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